每每茶余饭后，福增时常独自坐在凳上看着古槐出神，不知为什么，如今倒是觉得对它既熟悉，又陌生了。福增记得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就听着人们讲着很多这株古树的传说。而今他又谜一样地静静看着它，看它露出地面的七横八叉的浮根，看人们像神一样地信奉，看树上留下的处处伤痕，看繁枝茂叶抗御风雨的坚强。
1954年夏天，翻身农民组织了起来，王庄乡6个村相继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也是全县遭受旱灾、虫灾最重的一年。单说那年的虫灾，又细又小的绿虫一下子成了精怪，路旁堰边，田间地头，或豆或麦，或桑或榆，枝叶全被噬得只剩几丝筋脉。王家门前的古槐也是难逃此劫，只有几天，绿虫从天而降，密密匝匝蠕动一树，挤落的虫子还悠着长长的吊丝在空中打着秋千。老叶被咬成了透明的网片，嫩叶则仅留下一根枯萎的叶柄。昔日浓云垂覆的树冠成了像是伞骨一样。一看树叶都已吃光，绿虫们都一耸一跃地缘着树干撤离转移，树下遗留绿阴阴的一层虫屎。本来正是生长季节的古槐，劫难一来，一夜之间毁掉了它的勃勃生机。后来，老天只在麦收前下了一场雨后，打那再也滴雨不下。于是地里的虫害变本加厉，愈加严重，且以红蜘蛛为最。花生、豆子、高粱、棉花都是红红糊糊的一层，叶子全都干枯了。村民们说：“完了，今年等着饿肚子去吧！”在虫灾旱魔面前，合作社经历着严竣的考验。福增带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没有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怨天尤人，听天由命，他们合计着如何战胜灾害的办法，带领全乡上下一齐动手，向旱魔、向虫灾作坚决的斗争。每个生产小队，都展开了“保年景、灭虫害”的劳动竞赛，牲口日夜不停地拉着水车，用井水浇地。离井远的地高，水流不过去，就用“打帮斗”的办法。水浇不到的棉花地，就组织了挑水组，连续泼浇了三遍。高庄妇联主任桂珍带着灭虫组的妇女们，日夜不停地背着药桶喷杀红蜘蛛，白天喷棉花，晚上喷花生，连续喷了个把星期，喷了3万多公斤药水，庄稼终于起死回生，保住了棉花、花生等作物的收成，显示出了集体的巨大力量。那些日子，灾害面前的古槐总是木然地立在那儿，鸟儿也都带走毛羽新丰的雏鸟，留下空巢，迁徒而去。人们看到古槐遭遇厄运，每天祝福古槐，唠叨它的好处，追念它的风光。又过了些日子，人们发现树冠上又染上了一团淡淡的绿影儿。活过来了，古槐！它象大病初愈一样，如今又显得轻轻松松，新新鲜鲜。人们搬出了小桌小凳，又在疏淡的树荫下，聊天喝茶，议论着古树的神奇。左邻右舍一到吃饭时候仍然端着饭碗串悠过来，占荫守凉。大家起初聊树木，后来聊飞鸟，再后来聊世事沧桑。
解放初期，乡里的各项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且繁琐的工作，时常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福增既不包办代替，又不放任自流。他总是摸索着，认真负责地逐一妥善解决，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夜深人静时方才休息，操劳过度使得他患上了神经性偏头痛。通过这次战胜旱魔、虫灾的实践，以及初级合作社前后两年的集体生产的体会，福增越来越感觉到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感觉它已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他抽出时间，带着问题，深入各村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劳动力和畜力存在浪费。为什么不能扩大再生产呢？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和上中农的主张不一样。贫农和下中农积极要求扩大播种面积，上中农中间有些人对扩大播种面积兴趣不大。因为他们感到不管生产扩大多少，牛的租额是固定的，而扩大了播种面积，牛所负担的土地必然增多，这对他们是不利的，所以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他们也不愿意多搞副业，怕累坏了自己的牛。其次是私人生产资料增加的缓慢，甚至基本停滞。比如某个村里两年来私人买进的牛只有3头，本来有一些上中农是可以买牛的，但是谁也不买。贫农和下中农想买牛又没经济能力。再者就是一部分上中农劳动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入到社内的生产资料多，就是少干一点活，分红也比贫农和下中农多，所以有的上中农在社内劳动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据统计，一般上中农的劳动出勤率比贫农低30%以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阻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贫农、下中农和党员积极分子都要求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为公有，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上中农虽然对生产资料由私有转为公有存在一些顾虑，但是也感到“集体农庄是发展方向，早晚都得走这条路”，也都愿意跟着走，但是他们的要求是把生产资料问题尽量处理得合情合理。
县区两级领导知道了福增在乡村调查这些问题，认为“已经想到工作的前头去了，很有普遍意义和指导价值。”时过不久，县里发出简报给予了充分肯定，决定支持这个社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由县乡帮助联村支部进行了转社工作。通报认为，这个社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私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一、土地：按照社员的意见，土地完全取消报酬。因为当地社会地租也比较低，土地也较多，特别是经过两年的增产，社员们认识到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了，所以都同意取消土地报酬。二、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社员私有耕畜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价格收买，转为全社公有。价款分期偿还，三年还清，按银行利率付息。大中型农具在初级社时期就作价收买转为公有了。三、股份基金：这个社确定的股份基金大体相当于所收买的社员的耕畜等生产资料的价款和饲草、饲料、种子的价款。交纳股份基金的办法是按劳力摊的。向社出卖耕畜等生产资料的社员，可以用合作社所应该付给他的价款抵交他所应该交的股份基金，抵交以后多余的部分由合作社补付给社员，不足的部分由社员补交给合作社。并且规定，社员交纳的股份基金记在个人名下，不计利息。四、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土地的总数不超过全社土地总数的5%，只能使用，不能出卖，人口多的可以适当少留一些，人口少的可以适当多留一些。社员家里养猪、养禽不加限制，还允许饲养少量的牛羊等等。
乡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可以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有时甚至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因此既不能按部就班，也不能盲目冒进。这年在乡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加强小麦管理，当年全乡夏季小麦获得丰收。夏收刚刚结束，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韩区长等领导在会上讲话，说是邻县受灾，吃粮困难，各乡爱国粮必须明天送到粮站，按照顺序排名公布，谁先送到还有奖励，到了明天晚上12点以前还没送到的，将受到通报批评。乡长福增觉得那边也是阶级兄弟，人命关天，这事意义重大。但是任务挺重，时间忒紧，怎么办呢？他急忙召开东6村干部会议，讲明情况。４０多村都上连镇去送，去晚了那得多等一天，劳神费力，耽误农时，还受批评。6村路途较远，务必明天送到，这下可让大家犯了难了。各村牛车多，走的忒慢，那到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呢？经反复讨论，最后乡长福增拍板：“这样行不，你们马上回去，下午装好车辆，喂饱牲口，连夜运往连镇。”对于这个意见，大家一致赞同。散会以后，各村干部都回自己村里加紧催办。下午，乡长福增和其他乡干部，逐村检查落实情况，直到天黑，6个村的28辆大车装载完毕，陆续上路。
说起赶车，别看福增当了多年的干部，也算一个名符其实的车把式。早在白色恐怖时期，有时地下党员潜伏在福增家里，还建起了临时地下组织。为了方便掩护人员或者物质的出进，福增那时就耳濡目染，学会了赶大车的手艺。这天，福增临行前在怀里揣了两个窝窝头，跟着高庄的大车，和送粮的人们一起边谈笑风生，边匆忙赶路。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约莫夜间二三点钟的时候，距离目的地连镇还有几里地，人和牲口全都乏了饿了。福增将牛车在路边停了下来，给牲口松解了绳套，从车顶上卸下草料喂上，叫开路边的人家，买了几瓶开水，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啃了几口窝窝头。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又继续赶往连镇。经过一夜的奔波，天快亮时终于到达连镇粮站。到达粮库那里一看，库门紧闭，还没开门呢！半个小时过后，大门才开，这时有人问道：“你们是那个乡的？”人们回答：“王庄乡的。”“到这里多远？”“30多里地。”“嘛时候起身的？”“昨晚起身。”“这么说你们一宿没睡？”“嗯，边走路，边打盹啊。”“好样的！你们谁带队呢？”“乡长王福增。”那人又说：“快叫你们王乡长过来。”等和那人一见面，乡长福增笑说：“原来是韩区长啊，你也来了？”这时人们才知道，说话的那人原来是个区长。韩区长和福增握着手说：“你们王庄乡干得不错。今天交粮第一名。俺得给县里说说，让他们好好表扬表扬你这个乡长！”说话间过秤的来了，十几杆大称，分头过，不到两个钟头，乡长福增看着6个村把5万多斤公粮手续办完，清点完毕，便就启程回村。走到西街，福增看到不远的马路边上有个饭馆。此时“人困马乏”，福增让大家将车停下，带着大家进去准备喝碗热水。一个20来岁的少掌柜的问福增吃点什么，福增说俺们走了一夜，只想弄口开水喝喝，少掌柜的便让他们坐下，随后提来两瓶开水。福增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从怀里掏出剩下的窝窝头，正准备就着开水充饥呢，这时一位老掌柜的走了过来一看，说：“这不是福增么？你怎么这么早来了？俺那娘哎，稀客！稀客！”说完一把夺了福增手里的窝窝头，埋怨道：“干嘛啊，大冷的天，受的了吗？”问清一共来了多少人，随口又说了声“你们等等”，就进了厨房。在福增喝了一碗开水的功夫，老掌柜端出了两大盆子稀稀溜溜的面条和几大盘子烙饼，说：“这个好歹比开水强，你们就把干粮、大饼泡在里头，热热乎乎地边吃边喝吧。”后来，福增常对人说，那是他一生吃过的最舒坦、最可口的一顿饭食。原来，那个老掌柜的也是孙镇那边过来的买卖人，早年就曾多次帮助过地下革命活动。吃了饭后临走时，福增掏出钱来要结帐，老掌柜的说：“你别寒碜俺了！”几次都是坚决分文不取，还给福增他们的壶里灌满了开水，并帮着套好车马。
建国后的初期，党和政府实施的一些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深入人心，使得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当时，中央正在谋划如何向“老大哥”学习，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当然，上级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接着，中央提出了中国的农业必须要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那时，农业机械化的初步阶段是，逐步淘汰效率很低的牲畜耕地传统耕作方式，而采用拖拉机耕地，提高耕种效率几倍甚至几十倍。过了一些日子，乡长福增去县里开会，几天以后回来。到了家里连水也没喝上一口，又赶紧把乡干部召集起来，商量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的准备。接着，当夜就在周辛庄召开了6村群众大会。晚上8点左右，黑压压的一片人群，集聚在场院上。大家交头接耳，有的说，听说咱们要成立集体农庄。有的说，上边给咱们拖拉机耕地，云云。人们正在议论纷纷时，只听福增对大家说：“乡亲们哪！俺在这里传达一下这次刚刚在县里开会的精神。会上领导说，咱们的好日子快要到了，上级要求咱们成立大型集体农庄，种地不用牛，拖拉机耕地，播种机耩地，收庄稼有联合收割机。”这时有人问：“这机那机，钱从哪里来啊？”福增说：“国家补一点，县里给一点，大家凑一点，不就够了么？”有人又问：“咱们还耕地吗？”福增说：“不用耕地，机械化耕地。”有人问：“地里长草怎么办哪？”福增说：“有除草药水，一打草就都死啦。”这时，群众情绪高涨。有人高呼：“好日子到了，俺们就盼着这一天了！”福增接着说：“上级说，往后咱们也不住小土房了，要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面包喝牛奶。大家说好不好？”人群高喊：“好！好！”福增接着说：“刚才俺说的这些，都是上级要求俺给大家传达的原原本本的会议精神。不过，这些还只是一个远景规划，并不是说明天就可以实现的。今天，俺在这里也说几句题外的话。俺想，上级这个规划好是好，确实鼓舞人心。但俺这几天一直在琢磨，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千好万好，还得要靠咱们大家自己齐心努力，在现有基础上，实干加巧干，把眼前的土地种好，产量提高，才能有吃有喝，才能迎接机械化明天的到来！”会上，福增还生动具体地把苏联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形，向农民们作了一个汇报。报告像个强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农民，他们羡慕苏联的集体农庄，觉得小社小组耕作仍然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因此他们迫切地要求合并成立高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