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人勤春早，雨水充沛，王家门前的古槐似乎愈加高大魁梧，树冠宛若绿云，那浓郁青翠的叶子在风中摇曳，像是一支巨笔，正在写着一部古老而生动的村史。高庄这个曾经寂寥的村落，如今到处呈现一派安乐祥和的景象。这年春上，村民选举福增当了村里的大队长。战争的阴影没有了，土地改革完成了，社会环境安定了，政府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自从土地改革结束以后，乡里连续召开了各种代表会，宣传土地政策，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头年冬天，村里除去了少数晚种的麦子不宜动锄之外，其他的普遍做到锄一遍、碾一遍，其中30%以上的作到锄两遍，碾两遍，大部分麦地均追加春肥。特别是在普降春雨之后，麦子日见返青茁壮，田野一片油绿。转眼大麦开始吐穗，扁豆普遍开花，小麦正欲含苞。农民的欢笑和希望没有落空，热情与劳作没有白费。村民脸上整天挂着笑容，这是多么可爱的笑容，多么熟悉的笑容！这是摆脱了一切忧虑的笑容，是充满着无限希望的笑容，是掌握了自己命运满怀信心的笑容。
土地改革以前，村里好一点的房屋大多数是地主和富农的，许多农民一家挤在一间破漏的小土房里。经过土改分到了地主的房屋，加上这两年来新修的房屋，许多农民们已获得了住宅。一家曾经三辈子没地没房的农民刘福，以前20年中曾被地主撵得搬过几次家，土改时一家分了两间房，五亩地，这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产。后来，不少农民纷纷修房盖屋，两年新添的房舍多达10多间，残破的村落面貌有所改观。住房多了，农民就把牲口圈和住宅分开了。因为粮食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农民修盖的小型粮囤也有不少。
当时，村大队长福增当看到翻身了的村民劳动热情高涨，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时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农业生产需要。他就私下琢磨，能不能让一些村里的能工巧匠和回乡知识青年发挥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良一下农业生产技术？他的想法在村里干部会上一说，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现在解放了，地里劳力少，搞点改良，又省力，又省钱，是个好事。为此，福增又到孙镇、景县汇报了高庄的这个打算，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且派了农业专家下来给予具体指导。时间不长，农民刘满由于改良了土质和耕作方法，创造了较常年产量增加50%的纪录。
农民高建鼓捣出了“追肥间作”的种植方法，在一块地上同时种上3种庄稼，结果使收获量较一般产量增加两倍。农民苟国民试种棉花获得成功，每亩棉田的平均产量多出12斤……自从土地改革以后，很多农民为了提高土地粮食产量，自行苦心研究，反复实验，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农具改良方法。农民石桢创造改良铁耙，使每种一垧地比旧式铁耙节省三个劳动力。
作物品种的改良方面，农民王年购入了新的棉花品种，这种新的棉种，具有抗旱抗涝抗虫的能力，每棵能结桃8个以上。县里农科所还来普及玉米杂交方法，使玉米的质量大大提高，产量也提高了20%至30%，并且增强了玉米抵抗病虫害的能力。
过了一年，这时群众当中忽然风传，说是孙镇以东的高庄、小王庄、周辛庄、大刘庄、樊桥、张庄等村子联合组建，将要成立王庄乡。一天刚刚吃过早饭的时候，区里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通知福增，马上到韩成海区长那里去。福增与韩成海区长打从抗日时期偷挖日本公路就是老熟人了，互相之间十分了解。
不过今天福增觉得有些纳闷：昨天俺还跟韩区长一块开会，他什么也没有说，今早能有什么突然的急事呢？不管怎么说，福增还是马上骑着车子赶到区里。进了韩区长办公室，看到他的心情很好，不像有什么急事的样子，福增放下心来。韩区长见福增来了，也不说事，先给倒了一杯水，又递过一支烟。福增慢慢地端起茶杯，仔细端详韩区长的神色，一时揣摩不透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福增心想，咱用急，沉住气，反正不是俺找他，有事还怕他不讲？韩区长这时倒是一言不发，点了一支烟慢慢地吸，好像有意拖延时间，气氛弄得有点神秘兮兮。
沉默，沉默！福增心里猜想，坏了，韩区长心里肯定是真的有什么事了，俺们交往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他这么吞吞吐吐、黏黏糊糊过呢……“老王，这些日子辛苦了。”韩区长终于首先开口了。“这是常事了，苦点累点不要紧，只要不出什么差错就好。”福增更加困惑不解了，心想你韩区长通知俺一大清早马上赶来，难道就是为了说这句客气话吗？“哈哈，哈哈！”
韩区长笑过之后，说：“福增，别紧张！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让你担任即将成立的王庄乡乡长，今天你就去报到，马上投入建乡筹建工作。等到筹建工作弄得差不多时，咱再回头召开任命大会，你看怎么样？”
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福增一听，说：“你不是吓唬俺吧？”韩区长说：“这是县委的决定，俺哪敢跟你开玩笑啊！”福增一听有些埋怨，说：“俺平时对你那么尊重，既然县委委托你跟俺谈话，你也该早点给俺打个招呼，这不是难为俺吗？”韩区长耐心地解释说：“此时此地和你谈话，也是会议上定的，咱俩关系再好，也不能违反组织原则，犯自由主义吧？！”
福增说：“这个地界的情况谁不知道，条件差，人口多，情况复杂。比俺强的能人可多得是了，为什么偏偏让俺去？不是你要看俺的笑话吧？”福增心想，论职务，俺不过是一个村级干部，在县里默默无闻，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论本事，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既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什么能力，更谈不上什么政绩了；论交往，自己一直在村里工作，没有一点上层社会工作关系，更别说熟悉那些盘根错节、波云诡谲的江湖了，领导为什么让俺到去守这个景县北大门呢，这不是逼上梁山吗？
这时，韩区长站起来说：“哈哈，咱们之间说事，什么时候这么粘糊过？痛快点，表个态，我也好给县里领导交待！”并说，自己还有其他的急事等着去办，催着福增别说二话，说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赶紧回去准备上任得了。福增一看今天这个韩区长亦庄亦谐、连压带催的阵势，是泥坑，是油锅，都要非跳不可了。事己至此，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表态说：“俺服从组织安排，还不行么！”
福增担任王庄乡乡长以后，毕竟不同往常，一时工作更加繁忙。这个时候，县里派来一名协助乡里工作的挂点干部。上级在电话中简洁明了地说，下派干部目的有二：一是锻炼年轻干部，二是总结工作经验。派来的这名干部叫严庆德，景县城南人，30来岁，身材不高，黑脸堂，小眼睛。
严庆德整天像是满腹心事的样子，一声不吭，慢条斯理。因为他办事拖拉，开起会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严粘糊”。一天晚上，他主持召开6村几十名干部的春耕生产会议，会议室设在乡政府办公室后院的一座小学内。开讲前，他拿出日记本，上面写有几个提纲，说了一会，他就不再去看本子了，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东扯葫芦西扯瓢，本来要讲的内容是春耕生产，可他老兄随心所欲地讲着讲着没边没沿了——他说有一对男女没有登记，偷着结婚，躲到玉米地里地里乱搞男女关系，后来又到乡里打离婚，说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听着听着，下边的人们有了波动，开始交头接耳。
这时，乡长福增一看，赶忙小声提醒他：“重点还是讲乡里研究的春耕生产，还有村民应当互相帮助的事吧。”福增这么一说，目的就是提醒一下，可是“严粘糊”觉得面子有点挂不住了，于是气呼呼地大声说道，“嘛啊？嘛啊？俺是县里派来的坐阵干部，你乡里得听俺的，俺这是在贯彻县委精神呢！”在大众广庭之上，福增见他如此发火，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福增很快冷静下来，心想乡政府刚刚建立，工作时间不久，大家相互之间的性格、脾性还不了解，当前应当加强团结，包容他人，树立政府形象，凝聚机关人心，不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在农村工作这么多年，福增从来和善处事，从不与人起纠纷、闹意见。福增知道自己现在站的位置不同，作为一乡之长，在场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应该有点领导的心胸、修养和风度，不能与人争高低，论短长。如果针尖对麦芒，岂不让人笑话？所以，这时福增默默一笑，未再吭声。
隔了几天，晚上又开大会。桌子上放两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一些妇女就抢在有光亮的地方坐下，一边说着小话，一边纳着鞋底，男人们则坐在黑暗处抽烟、咳嗽、打瞌睡。“严粘糊”又是一个人自顾自地讲着，一讲就是好半天。他从6个村发现的问题，一点一滴逐人逐事说起，说着说着时间拖得很长，几个小时过去了。
社员白天干活累了一天，此时困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只见屋里烟雾腾腾，人们有的哈欠连天。有的东倒西歪，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打起呼噜。这时“严粘糊”才说：“时候不早了，要睡觉了，俺的话虽然还没讲完，但是看看大家现在这个样子，讲了也是嘴巴上抹石灰——白说，今天干脆早点散会吧！”“散会”二字刚刚出口还未落地，大家就象遇上大赦的囚犯一般，牢门一开，争先恐后，夺门而出。这天晚上，“严粘糊”说到散会，其实还没进入会议主题，等于吃了半天包子，还不知道它是什么菜馅。
第二天，在乡办公室内，福增表面上与“严粘糊”家长里短地闲聊，其实是在有的放矢地找他谈心。看到火候差不多了，福增便苦口婆心地劝他：“再开会时，咱要考虑开短会，简短截说，抓住中心，给大家讲透就行，别一开就是半宿，村里干部社员都种地，白天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全身很累，晚上再来熬夜，能顶的住嘛？”话题一转，乡长福增接着又说：“俺是急性子，你是慢性子，咱俩得互相取长补短，才能配合得好，今后俺有什么不对的，你也随时大胆地提出来。”福增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严粘糊”慢慢从心里开始佩服福增。“严粘糊”随后也说了真心话；“俺老是觉得话说的不多，大家理解不了。”乡长福增接过他的话头说：“有句古话，‘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话，当然是要说，但是简明地把事情摆清楚就行了，其实用不着说那么多。”“严粘糊”一想，觉得也是这么个理。
后来一次闲谈当中，乡长福增还给包括“严粘糊”在内的乡里干部讲了一个笑话，说是从前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文人被人戏称为“博士”，他上街买了一头驴子，按当时的习惯，买家要给卖家写一份合同。
博士铺开白纸，下笔千言，足足写了三大张跟驴无关的废话。卖驴人等得不耐烦就催他快点，他忙说，不急，还没写到“驴”字呢！……福增说到这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经过福增多次耐心引导，“严粘糊”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后来说话办事雷厉风行，不再那么黏黏糊糊、拖拖拉拉。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严粘糊”今非昔比，判若两人，问他怎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严粘糊”笑笑说道：“这和乡长福增的多次‘智劝’分不开啊！”韩区长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感慨地说：”是的，在一些特别场合，有些聪明人，主动将主角的位置让给别人，而自己心甘情愿当配角。这并不是落败，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胜出，他让出的只是一个主角的虚位，而赢得的却是真正的智慧。”
后来，“严粘糊”走了半年，县里又派到王庄乡一名个性鲜明的挂点干部。此人名叫董相宇，老籍四川人，部队转业到景县，在县里供销社工作。这次县里派他来王庄乡，主要是协助乡里开展农忙工作。董相宇到王庄乡后，工作积极肯干，经常下到各村检查工作。不过看着农民干活一不顺眼，他就大声训斥，因他脸上长有几颗麻子，说话气粗，嗓门很大，所以村里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雅号“麻雷子”。
这天，“麻雷子”刚从地里回来，还没进门就大声对乡长福增嚷嚷着说：“你们乡里的农民怎么搞的，下了这么一场透雨，人们还不耕地，这不是耽误农时么？”福增说：“你别着急，还不到耕地的时候。”“麻雷子”有气地说：“那你说等嘛时候才能耕地？”福增说：“农谚讲‘谷雨前后，种瓜种豆’，还差半个月呢！”“麻雷子”马上又问：“种棉花该到时了吧？”福增轻声细语地解释：“那也不到，农谚说‘枣芽发，种棉花’。”转眼到了小麦黄梢的时候，这天“麻雷子”又冲乡长福增着急发火：“老天没准，不知啥时候下雨，趁早快发动群众拔麦子吧！”
乡长福增说：“那不行啊，别看麦子黄梢，还不是正式成熟的时候呢！”“麻雷子”问：“那又得等到嘛时候呢？”福增说：“农谚讲，‘芒种三天，见麦茬’。”经过先前那么几个回合，“麻雷子”终于有点服气了，说：“哦，那就再等几天吧。”
这年6月下旬，正是玉米定苗的时候，“麻雷子”和乡长福增一起，到地里检查农民开苗情况。他看到农民把一棵棵好苗拔下，生气地说：“这多可惜啊！这么好的玉米苗不留着，不糟蹋了么？！”于是大声训斥开苗的农民：“简直是瞎胡闹！”农民一看是县里的坐阵干部，不敢还言，只好继续低头开苗。
看到这种情况，乡长福增劝他回去，别和庄稼人生气。福增心里想，董相宇的这人工作热情，不可简单否定，需要耐心保护。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改进，也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还可能会引起新的矛盾。那样一来，不是俺们去解决问题，而是问题要来解决俺们了。
在回乡的路上，乡长福增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董，看来你没有在河北这个地方种过地，不知道这里的气候条件和农业技术。玉米苗不能全留下，必须适当开苗。俺给你讲，玉米留苗还有个歌谣。”“麻雷子”问：“这个未必还有什么歌谣？”乡长福增说：“玉米留苗，叫做‘稀留密，密留稀，不稀不密留大的’。”
这时“麻雷子”的心里仍然别别扭扭，故意考问：“除了歌谣，这个怎么没有你常说的所谓农谚了呢？”福增说：“有啊，‘谷子稀，高粱稠，玉米地里卧下牛’啊！”“麻雷子”于是心服口服地点头，似有所悟地说：“俺算懂了，这个意思是形容玉米留苗不要过密，是吧？”
时间过得真快，夏去秋来，人们忙于收获庄稼，准备倒茬种植小麦。一天，“麻雷子”在乡办公室和乡长福增研究工作，内容是如何发动群众，种早、种足小麦。这回，“麻雷子”先问小麦什么时候播种？乡长福增说：“还是农谚说得好，‘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麻雷子”听了一拍桌子，兴奋地说：“福增啊！农业生产这一套，俺真服了你了呀！”福增谦虚地说：“俺也是多年干农活，跟有经验的老人学的嘛！”“麻雷子”说：“好！你就收下俺这个徒弟，今后带着俺下乡多向农民学习，丰富农业知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当时谁也没看出，“麻雷子”还是一个“秀才”。他通过在王庄乡的挂点实践，临走之前与乡里会计郑雨一起，写了一篇赞扬乡长福增的稿子，投到《衡水日报》，不久刊登了出来：
八品乌纱好戴，一方事务难缠。摊子乱，老大难——王庄举步维艰；瓷器活，金刚钻——福增临危应战。运筹乡官相关事，关注百姓败兴间。不可忽右忽左，左右有左右利弊点；当应思后思前，前后有前后沉浮观。衡右量左，顾后瞻前，利弊沉浮，荣辱悲欢。认准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一方民当一方官。践行“一碗水端平”——俗话应验；领悟“世上无难事”——励志登攀。费心血，苦周旋。对党忠心赤胆，为民造福解难。带领班子，多方攻坚战；引导群众，一心度难关。能屈才能伸，会赔才会赚。无私才无畏，求实才求圆。乡长无假话虚言凭真干，乃君子；福增有真知灼见靠实践，是好官。官小，常常办大事；君正，时时碰拐弯。全心全意，亲力亲为，令干部心服口服，让群众可信可赞……
通过一个时期工作的经历和“严粘糊”、“麻雷子”两个下派干部的表现，引起乡长福增的一些思考，他感到很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题会议，研究讨论一下如何改进乡村干部自身领导作风的问题。会议如期召开，福增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结合上级要求，在会上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咱们知道，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计划、措施等，都必须通过在农村中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说服动员，并解决执行中的各种困难，才能逐步贯彻实现。否则，不论方针、政策如何正确，计划如何具体，都无法实现。”
说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至于事情的好坏标准，什么事情需要办，什么事情不需要办，客观上是有一个标准的，但这个标准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在一定时期里，一定的条件下，随着当地群众的实践需要而来的。‘严粘糊’的推拉或者‘麻雷子’的急躁，都是不对的。咱们只主张对群众进行说服，说服无效时，就得暂时让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那样去做，因为这要一个时间过程。当然，咱们也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在今后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用群众能够接受的道理来继续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用下命令的办法来解决，否则就必然会脱离群众。急躁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拿自己的主张代替群众的思想，把将来要办的事情放在今天来办，这样就会脱离了群众，所以那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