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福增的大哥福庭、三弟福钧跟随南下队伍走出河北，进入邻省地界时，因那里不少城市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所以只能沿着农村小路行走。生长在华北平原的福庭、福钧，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崎岖的羊肠小道，有时甚至在田埂上摇摆，一不小心掉到稻田里去，浑身衣服湿透，爬起身来还得继续行军。
中南大地，骄阳依然似火。那里的蚊子确实大而凶猛。有的干部风趣地说：“五只蚊子可以炒一盘子下酒菜呢！”月底的一天，他们行进在豫鄂交界的某县境内。一到宿营地人们就倒地而睡，什么太阳晒、蚊虫咬，都不顾了，福庭、福钧他们睡醒以后才发现，自己躺的地方就是一个牛棚，身边的牛粪有的还没有干透，上面红头苍蝇正在此起彼落嗡嗡乱飞……月底，福庭、福钧等一批南下干部启程继续向湖北进发。湖北省委副书记在黄陂接见他们，说：“到了新区，首先要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建立政权……”没过几天，他们就到达了江南名镇大冶。
走进县城。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声和鞭炮声中，福庭、福钧他们来到地下党组织安排的住处，放下背包，立即上街。一方面贴出约法八章的“安民告示”，一方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每到一处，他们都拿个小板凳或者就地而坐，同群众促膝攀谈。虽然当时语言交流有点困难，但是双方还能勉强听懂。福庭、福钧他们宣传新旧政府的区别，说明革命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这么一来，人越来越多，大家熟悉起来以后，群众便主动地问这问那，比如，你们还走不走？国民党会不会再来？等等。福庭、福钧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群众也很关心他们，私下嘱咐说，你们胆子太大，一两个人不能到处跑，这里有坏人呀，可要小心，等等。
解放初期，大冶地区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残余分子活动频繁，地方土匪甚嚣尘上，破坏性最大而且最棘手的是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封建社会迷信组织，如黑杀团、******、骆大仙等。他们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中尤以黑杀团最为猖獗。面对这一情况，南下干部不畏艰险，深入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和征粮工作。一晃离开家乡几个月了，音讯一直未通。每到夜里，福庭、福钧都特别思念北方的母亲和兄弟福增。工作基本安定下来之后，这天晚上福庭便给北方家中二弟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和福钧来到大冶之后的情况——刚到新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敌情复杂；武装土匪，抢劫民财，袭击干部、群众的事件时有发生。出门下乡，不是乘船就是步行。想吃面食，所需面粉要托搞运输的汽车从外地买回。想吃顿饺子，更是得自己亲自动手采购原料，再想找点老陈醋真比登天还难，馋急了也只能和当地同志一起吃顿米粉肉。
这里也是真正的战场，“牺牲”这一词汇照样适用于南下干部。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或许已让这些干部们忘记了环境的险恶。10月，福庭、福钧被分配到大冶金牛、铁山等地，参加和领导刚刚解放的大冶人民开展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各项工作。
所谓大冶，史书这样记载：山因铜冶而名，人因矿冶而杰。殷商冶铜，唐宋冶铁；因兴炉铸，置县大冶。据长江，通九州；蕴美石，谱华章。乃青铜故里，属钢铁摇篮……当时，福庭担任大冶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福钧担任任大冶县铁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兼中队长。建国之初，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执行的土地改革重要方针的延续，也是获得农民支持、巩固农村阵地的重要举措。根据土改运动的性质及其斗争的复杂性，福庭、福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后来大冶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全面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秩序，宣传政策，安定民心，征集粮食，支援前线，消灭土匪，维护治安，组织生产等各项工作相继开展。时间不长，县委又开始组织下乡土改工作队，先是集中学习、讨论了几天，特别强调了深入群众，遵守纪律等注意事项。当时，县城的土匪活动猖獗。
一天晚上，福庭他们发现了土匪活动，叫醒工作人员立即追捕，结果土匪跑掉了，截获了一支步枪。一次有位小商向福庭他们密报，这里附近有两个人可能是土匪，要小心。正当调查核实的时候，县公安局长也得知情况，派人来抓这两个土匪。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福庭说：“这两个人在咱们手里，先别着急，等他们睡觉到下半夜再去抓。”次日，很顺利就将这两人逮捕了，并且顺藤摸瓜，捉住了不少犯案潜逃的坏人。在筹建土改工作队的过程中，福钧也就宣传发动做了大量的工作，谱写队歌、练歌排剧、写标语、画漫画等等，工作非常认真。
到了大冶当年的秋天，福庭带着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江桥乡桑坪村。这里过去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地主当权派伪乡长、伪保长等人都是帮会的龙头大哥。解放后，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当地的地主阶级虽然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他们转身一变，又设法混入和操纵农会。了解这些情况以后，福庭带着土改干部到各组召开不同会议。
底层的贫雇农虽然迫切要求翻身，但仍怀疑、恐惧，不敢接近革命干部。干部进行访贫问苦时，听到的只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等表面赞美语言，更深一层的真情实感就听不到了。提到地主，群众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只说远处的不说近处的，只说扣押了的不说未扣押的，只说他乡的不说本乡的。为此，福庭提出与贫雇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
他要求大家一定记住9个字：“沉住气，不乱跑，扎下根”。桑坪村有个姓李的农民，外号叫做“哑子”，家里虽然最穷最苦，但是为人正派。夫妻俩只有一个4岁的孩子，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住在乡小学旁边一间连着厕所的破房子里。福庭去访贫问苦到李家时，姓李农民的老婆吴氏正在做饭。福庭就帮她烧火，同她拉家常，但是吴氏不予理会。眼看天快黑了，吴氏才问福庭：“我们‘哑子’犯了什么罪呀？”福庭给他多方解释，但吴氏仍是顾虑重重。姓李的农民回来后，福庭问他：“今天在哪里做工啊？”姓李的农民正要答话，吴氏马上说：“他是个‘哑子’，听不见的。”
第二天，天下着雨。福庭又去了姓李的农民家里。看到屋子里漏得满地是水，姓李的农民盖了一件蓑衣正在睡觉，吴氏坐在火塘边双手撑着下巴正在发闷，福庭进去了也不理睬。福庭亲切地问她：“他病了吗？”吴氏不耐烦地回答说：“有病，不能说话。”福庭就关切地说：“不要紧，俺们有药，俺给你拿去。”
福庭拿来感冒药后，又用开水冲好给了吴氏。吴氏被福庭感动了，态度有了好转，要福庭到火塘边去烤火，并叫醒了自己的男人。福庭问：“为什么盖件蓑衣呢？”吴氏说：“没有被子盖么！”“木匠屋里没板凳，祖辈劳动饿断肠，泥巴腿子单身多，十年长工子孙绝。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会这样呢？”福庭引用的是在当地群众中普遍流行的俗语，然后他又说：“你受过多少苦，你想过为什么吗？”福庭的话触动了吴氏的心灵，吴氏忍不住地讲起了自己的苦楚：“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生了3个孩子，冻死饿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才4岁。父亲年纪大了，还要上山打柴，因为路滑从山上滚下摔死了……”说到伤心处，吴氏失声痛哭。
就这样，福庭他们的土改工作队在各村都扎下了根子。全乡串连的贫雇农达到一定数目时，工作队召开全乡贫雇农代表会，控诉地主的罪恶，选举贫雇农委员会，于是桑坪村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时过不久，福庭调任大冶县公安局长，后任副县长、县长、********处书记。相隔不长，福钧也调回大冶，先后任县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十二区区委书记，以及大冶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农工部长等职。
这时，作为一县之长，福庭知道在错综复杂的土改运动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千万不能蛮干。一次召开座谈会，福庭听到有人反映，江桥乡将一个村的伪人员错划成地主，没收了其人所有财产，逼得他去上吊寻死。福庭晚饭后对通讯员说：“咱们两个骑自行车去江桥。”通讯员说：“那要不得啊，天这么黑，路这么远，路上要是发生一点什么事，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这时福庭有点生气了，说：“那好吧，你就在家里守着，俺一个人去！”通讯员一看这个阵势，知道已经无法阻拦，连忙推来两辆自行车，于是他们一起连夜赶到了江桥乡政府。
福庭到了江桥以后，马上召开乡政府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指出；“伪人员是旧社会在伪政府供职以谋生计的人员，与那些占有大量土地、靠收租和剥削农民养肥自己的地主是完全不同的，咱们一定要严格区别对待。”类似这样的事情，福庭都及时地按照政策给以及时纠正或者严肃处理。
银祖乡冷水村是大冶南部边境的一个村落，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当年，这里却是地主恶霸的天堂，穷苦人民的地狱。冷家七兄弟盘踞在一个7000多平方米的大院里，人称“七屠夫”。他们与官匪勾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大屠夫、二屠夫、五屠夫、七屠夫，分别当上了团防局长、伪乡长、伪副乡长、伪保长；三屠夫是国民党军的连长。屠夫大院还有自己的一支护院武装，拥有长短枪70多支，其中冲锋枪两支，手枪九支，院内雇有20多人持枪守卫。“七屠夫”占有良田3000余亩，分布周围。冷水村周围方圆七八里内的田土山林，也都被他们霸占。当地人说，七屠夫跺跺脚就会地动山摇，国民党的历任县长对他们也都无可奈何。据说一年，新来的县长想杀它一个下马威，下令“七屠夫”出资2千万元车马费，为此出动一个武装班上门收款。哪知“七屠夫”竟以枪口相迎，吓得武装班狼狈而回。
福钧记得到了大冶翌年的2月中旬，他带领土改工作队奉命来到银祖乡冷水村。福钧当时了解到，农民赵黑皮等人，常年给地主家做长工，当佃户，受尽了压迫剥削，苦大仇深。便把他们召集起来，促膝谈心。不料，这些人却顾虑重重，说话拘束，你问一句，他答一句。问到“七屠夫”他们怎么样时，有的把话说了半句又咽回去，有的竟说他们如何如何的好，个别人白天开了会，晚上又去通风报信。一天晚上，福钧走访农民之后夜已深了，回去的路上，黑咕隆咚。为了避开情况复杂的地段，福钧和通讯员在一位农会干部的带领下，特意多绕了几里山路。
走着走着没曾想到，突然前边“嚓啦”、“嚓啦”地响起来，半夜时分有人走动！那匹饥肠辘辘的红马，听见动静便习惯地叫唤起来，那边的手电马上照了过来，有人还开了一枪，幸亏只打中了福钧右手的小指。此时农会干部顿时惊慌失措，头冒虚汗。福钧马上嘱他不要慌乱、着急，并在他的耳旁如此这般说了几句。这时农会干部冷静下来，急中生智地跟“七屠夫”手下的武装人员说，我们是做“贩卖牲口”生意的良民，并说自己在县城警察局做事的叔叔可以出面证明。“七屠夫”手下的那些武装人员听了这话，觉得这几个人好像还有一点来头，于是半信半疑，最后说“咱们都认倒霉得了，你们把马留下走人吧！”于是，福钧他们一行三人这天晚上总算金蝉脱壳，化险为夷。
10月，一次闲谈时，几个群众问福钧：“听你说话像是外地口音，你家不是我们本地人吧？”福钧坦诚地说：“俺家住在河北天津附近，离这里有几千里地呢。不过，俺和你们一样，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可是俺们那里解放得早，已经翻身了。”他们看着福钧，沉默一会，又问：“听说现在美国和我们正在朝鲜打仗，是真的啵？打得赢他们啵？”群众的问话，引起了福钧和工作队的警觉，意识到这其中必有原因，于是先后找人个别谈心。这才发现，原来工作队白天发动群众，“七屠夫”他们夜间登门串户，造谣惑众，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共产党的天下不会长久，大家各自保命为上。
福钧和工作队并不灰心，改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有的放矢地去掉群众怕变天的心理。屠夫们得知阴谋败露以后，象是利刀插胸，开始慌神了。一天工作队和群众正在开会，“二屠夫”鬼头鬼脑的走拢来问福钧：“王领导，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开会？”福钧回答道：“你们没有资格！”“二屠夫”这么晃了一圈，群众见了情绪果然又有些波动。第二天福钧听群众反映，“六屠夫”已经跑了。其余的几个“屠夫”，慌慌张张，手足无措，晃进晃出，深更夜静不睡，也有狗急跳墙的可能。土改工作队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将五个“屠夫”抓起来押送县里监禁，紧接着又开了个群众大会，镇压了一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
这一下，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接着，福钧和工作队因势利导，发动苦主串联苦主，以苦引苦，大家在一起挖苦根，倒苦水，控诉恶霸地主的罪恶。工作队还教大家唱“谁养活谁”等歌曲，农民们大声唱道：“耕种收割，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这样一来，银祖乡冷水村的土改运动很快也打开了局面。
福增的大哥福庭、三弟福钧兄弟二人双双在大冶县委、县政府工作，福庭是两届连任的县长，福钧是县委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此事传为当地美谈，人称“兄弟大冶县”。1957年秋季，省委在武汉洪山礼堂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这天中午会后用餐，福庭随着会议代表一同步入大厅，正待准备入座，这时兴致勃勃走来的张体学省长，在背后轻轻拍了一下福庭的肩膀。
福庭回头一看，连忙停下脚步，微微一笑，说道：“是张省长啊，你好！”张省长朝前一指，神秘地说：“你看前面那个人，跟你长得蛮像啊！”福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心里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对张省长说：“哦，你说的是他啊？”“你熟悉？”“是啊，那是俺的三弟福钧啊，俺怎么会不熟悉？！”省长张体学又惊讶地说：“你的三弟？他在哪里工作？”福庭笑说：“在大冶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那你们兄弟俩不是在一个县里？”说到这里，张省长不禁朗声大笑：“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吃饭期间，张省长又对福庭说起此事：“我看这样吧，会议结束，我让省委组织部门给你们调整一下，你们兄弟俩怎么能在一个县里，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呢，那大冶不真成了你们王家的天下啦？！”福庭马上爽朗地应道：“普天之下，莫不人民的土地！俺们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听从省长调遣！”到了1957年底，福钧调往蕲春县，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四清”运动之前，福庭也调往黄石，担任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农业局局长、市人委农林水办公室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