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高庄地处日寇占领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夹缝之间，敌我双方你来我往，村子周围十天半月就会上演一场拉锯战，村民们多次经受过日伪军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掳和反复扫荡。但是饱经磨砺、有着光荣传统的村民们一直没有屈服，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不同方式配合八路军，巧妙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村里搞土改，家家分得了田地，圆了农民千百年来的土地梦想。耕者有其田，这可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庄年轻人纷纷踊跃报名参加解放军，跟随部队上了前线。留下的男女老幼也积极支前，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之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曾有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逃跑途经高庄这个小村，竟被两个民兵拦路一声断喝，他们竟被吓得丢下百十支枪，四散而逃。
1949年3月下旬，强劲的西北风驱散了冀南平原连续几日的雾霾，天空一片晴朗。不过，凛冽的北风拽得气温迅速下滑，让大家领略到了春寒料峭的意味。解放战争的炮声好似春雷震撼大地，战争的乌云还在神州的上空笼罩。这个时候，高庄的村民处在农闲之期，大家习惯地倦缩在屋子里抽着旱烟，喝着花茶，悄悄议论着天下的传闻、时局的变幻。转眼之间，辽沈、淮海、平津********先后取得胜利，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接着，人民解放军整编成第一、二、三、四个野战军开始南下，横渡长江，解放全国。
与此同时，毛主席根据解放战争中除了歼灭国民党顽敌之外，还应加强接管城市和乡村等地方工作的具体实际，及时提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号召，并做出了具体部署。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善于城市管理和乡村土改工作的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到南方的城市、乡村开展工作。
福庭、福增、福钧他们心里明白，这场开国前夕的大军南下，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意义最深的又一次神圣、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为了解决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根据当时情况，上级还对南下干部作出了五点照顾：
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
“五点照顾”体贴入微，合情合理，对于已经过上安稳日子的干部而言，其中的第一条无疑意味着充满风险。换句话说，在这次南下征程中，“军属”是完全有可能变成“烈属”的。一看真要背井离乡长途南下，不少曾经信誓旦旦的人，产生了一些思想顾虑，主要是舍不得家里的老婆孩子、房子田地和坛坛罐罐。经过教育和个别谈话之后，心存疑虑者大都认识到随军南下是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年干部投身革命熔炉，进行艰苦锻炼，参加社会实践，接受革命教育的大好机会，于是坚定了思想信念。
人员确定之后，全区的南下干部集体合影留念。这时，王家更像一个“人市”，热闹非凡。家里亲人以及全村老小，知道福庭、福钧要去南下，所以整天人来人往，问这问那。有的人讲：“全国要解放了，蒋光头要完蛋了，打天下，就是要出去，见见世面嘛！”有的人讲：“自古以来可是少不南下，老不北上啊！”还有不少的人讲：“南方的蚊子有手指肚那么大，气温高得墙壁上就能烤熟烧饼！”……
福钧南下梦想成真，兴高采烈，年轻不知愁滋味，此时他真想敞开嗓门喊上几口掀天揭地的河北梆子才能过瘾，他兴冲冲地不知道要干什么才能抒发自己满腔的激情。他扛起一把铁锨，拿着一块玉米饼子，连蹦带跳的跑向村南。他觉得自己头一回听见柳树林子里的小鸟们的鸣叫这样动听。
轻风从身后吹来，他走在路上，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东边有一辆迎亲的黄牛车，他追了过去跟随人们去凑热闹。西边又有一个卖杂货的小贩，挑着八股绳去赶集，他也赶过去看个仔细。有一棵高粱，倒在路上，他想，这么大的穗子，糟蹋了真可惜，于是轻轻扶了起来。车道沟里有一个大甩凹，他想，后面的车过来，一不小心要翻了哩，就把它填平。走到一个村口，看见一个老汉推着一小车粮食，努着全身的力气正上斜坡，刚推上去一半，又退了下来，他赶紧上去帮了一把。回到村里，他又看见不知是谁家的孩子跌倒了，他扶了起来，哄着他快快回家……南下在即，福庭曾经几次私下征求桂珍本人意见，希望她和自己尽量一起南下。
当时，桂珍想了很多关于生活习惯、子女抚养、老人照顾、适应能力等等家务生活方面的困难，最后还是表示不愿随行。婆婆王安氏与桂珍娘家的人也都认为，现在兵荒马乱，身体羸弱的桂珍带着两个孩子，怎能东奔西跑出门远行？那时儿子景荣刚刚五岁，女儿秀纯三岁，随军也不太方便，万一水土不服，出个差错，后悔都来不及。
于是，王安氏一锤定音：“桂珍自个不愿南下，再说孩子也小，俺看他们现在不去也好。等到福庭和福钧到了那里安定下来，要么到时候你们再调回来，要么到时候桂珍他们再到南边去。反正，到那时候再拿主意也不算晚哪。”听到母亲这样安排，一家人都感到有理有利，只好照办。再说，除此之外也没别的什么好的办法。于是，福庭只好顺水推舟地说：“那行，就这么着吧！”在那些日子里，母亲、桂珍默默地给福庭、福钧他们兄弟两人准备了几件衣服和两床棉被。孟庄姐姐桂荣听说福庭和福钧要走，专门回了娘家一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新奇，一直围着他俩问这问那，打听嘛叫“南下”，要到哪去，等等。
福钧调皮地给姐姐数起了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那同胞两万万……”姐姐还是不明白，问：“江南是哪里啊？”福钧说“江南就是江的南边嘛，这也不知道？”姐姐说：“俺不知道，到江南做嘛呀？”福钧似懂非懂地说：“边打仗，边工作。”其实，那会儿福钧自己也是懵懵懂懂，只是浑身充满兴奋和激情，全然没有什么离别伤感。后来，福庭和福钧兄弟两个才知道，那些日子母亲、桂珍背地里不知为之流了多少惜别的泪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大家紧张地安排工作，整理行装，日夜忙碌，准备即将出发南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插曲。这天，时任县一区农会主任、区长的福庭，接过通讯员给他的一帖装帧精美的请柬：“欣喜阁下即将南下远征，特备薄酒庆贺，恳望阁下赏脸，届时赴宴”。
宴会地点设在阜城县城关镇明月客栈，落款则是本区一个巨商的大名。这位商人原来属于我党的团结对象，但是后来发现此人背景十分复杂，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因为，曾经负责地委组织工作的早期党员王盛，与也在地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胥相继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后来叛徒王盛还曾担任了“捕共队长”，反动气焰嚣张至极。
他曾带领敌人秘密抓捕了我党17位同志，致使各地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冀南大地。前些日子福庭曾经接到情报，说是这个叛徒王盛已经买通本区这个巨商，并且区里已经掌握了这个巨商存在资助反共势力、偷袭我党干部的初步证据。为此，组织上正为此事展开秘密调查。
在这特殊时期，碰上这种特殊情况，真叫福庭当时有点左右为难，不去赴宴吧，担心这个商人会心生疑窦，打草惊蛇；去赴宴吧，恐怕这个商人会借机发难，铤而走险，生出意外。过了两天，通过内线得知，这名商人确实已被地方反共势力掌握，宴请当天准备起事，趁机谋害福庭等数名南下革命干部，破坏我党南下解放事业部署。
福庭获得这个报告之后，很快地弄清了敌人的行动方案。为了稳住地方反动势力的阵脚，趁机一网打尽，福庭这边准备按兵不动，表面波澜不惊，不事声张，一切照旧，福庭按时赴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经过组织同意，暗地福庭派人秘密联系高庄二弟福增，借助他们的武力，傍晚时分悄悄潜伏阜城明月客栈，届时不惜一切手段，一定擒拿这股企图闹事的反动势力。
阜城县城面积虽然不大，因为它是南下石市、北上郑州的必经之路，却也整天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新建不久的“明月客栈”开张之后，旅客大都选择这里食宿，于是几乎天天房间爆满。两三年间虽然在此也曾有过几起杀人越货的案子，可是貌不惊人的“明月客栈”总能轻松地迅速摆平，经营也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天的傍晚，太阳西沉，6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从孙镇乘坐马车，一路向北潜入阜城城关，穿过几条大街小巷，径直来到小南门胡同一座灯火通明的仿古建筑门前。抬头看了看门楼上悬挂“明月客栈”的四只大红灯笼，其中一个瘦削的人低声对一个头戴礼帽的大高个子男子说：“王队长，明月客栈，是这里吗？”头戴礼帽的大高个子男子就是福增，他低沉地点头答应一声“嗯”，6人跳下马车，鱼贯而入。原来，得到组织指示之后，福增带人按时秘密赶到这里。福增等两人很快伏在宴会地点北房对面的南屋屋顶，另外的4个队员实枪荷弹，隐蔽四周。
就在福增他们6人入店半个时辰之后，又有一路人马簇拥而来，约有八九个人。趁着夜色，转身进了客栈大院西边厢房。打头的那个手拿王八盒子、满脸络腮胡须的人，就是当地闻名的“刘一刀”。此人是个彪形大汉，身着一袭黑色服装，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礼帽，脚穿黑色圆口布鞋，背上斜插着一把两尺来长的砍刀，30多岁年纪，是一个专门受雇于人、六亲不认的地痞流氓。他可以挥刀砍杀与他没有一丝怨仇的人，一点也不手颤。
据传，一次他在地里干活，有一商人在路上过身，他跑上前去，手起刀落，竟用镰刀割断了人家的颈项，然后把这个商人的尸首丢在玉米地里，象个没事人一样谈笑风生。他多次充当地方上的刽子手行刑，用他背上的大刀砍杀犯人，眼都不眨一下。他的两条眉毛又黑又粗，两个眼球又大又红，满脸横肉，活生生的一幅魔鬼貌相。
这时虽是傍晚，但是“刘一刀”的一举一动，尽收福增他们眼底。福增他们清楚地看到，土匪的队伍远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可怕，厢房里面手里真正有枪的不过三人，而其他的人则持刀斧之类。几把老得几乎生了铁锈的鸟铳和汉阳造，算是他们拿得出手的看家玩意。
没过多长时辰，县一区农会主任、区长福庭等人，在那位巨商等人的陪同下，说说笑笑地走进院子，然后直接进入北房东屋。酒菜上齐，正待开宴之际，几个乔装打扮的土匪，佯装若无其事地走出厢房，准备进入北房东屋伺机动手。说时迟，那时快，福增等人好似猛虎下山，神兵天将，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截住准备进入北房的几个土匪，一路人马包围大院西边厢房里的“刘一刀”。
两军对垒鸦雀无声，“刘一刀”摇曳着一张惊慌不定的面孔，钻出窗户，看了半天，这时只见他抬臂拱手，打马虎眼地说：“外面这位兄弟，你认错人了吧？”话音还没落地，“刘一刀”突然伸出右手，举起手枪，对着福增就要射击。这时福增毫不惊慌，就在那个“刘一刀”意欲扣动扳机的瞬间，飞起一脚，一下踢中土匪头子“刘一刀”的手腕，“呯”的一声，“刘一刀”的子弹射向了空中。“刘一刀”见利忘义，破坏南下，枪口胆敢对准抗日干部，今天把他抓获归案，是他罪有应得。这时，福增对身边的队员厉声说道：“下了他们的家伙，全部押送区政府！”福增冷静果敢，干净利索，不费一枪一弹，迅速将企图谋杀革命干部的土匪悉数拿下，赢得上级组织高度赞扬，说，“这是福增送给即将南下干部们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