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
沉水香含春事短，最是孤灯，梦里罗扇展。犹记那年秋日暖，红裙碎步眸波转。
慵倚诗书心意乱。薄酒初温，已被愁肠断。欲送双鸯云雨间，管弦凄楚离人远。
李海洲：千古文人侠客梦
熊 焱：只要我们一提到李海洲这个名字，就立马想到一个词：土匪！当然，这种匪气其实说的是你身上的豪气和侠义，是男人做人行事的肝胆和胸襟。我认为这是一个褒义词。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别人对你的这种评价的？
李海洲：千古文人侠客梦。李白可以是一种匪，柳永可以是另一种匪，李海洲嘛……其实我倒很少被人这样认为。你见过一个像我这样文艺洒脱的匪吗？呵呵。
不过，兄弟们怎么说我是不太在意的。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是那种外表放荡不羁，内心其实非常柔软的青年。
熊 焱：正是，从你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你粗放的表面下，豪放的侠气下，包裹着一颗非常细腻的内心。但我还是感到重庆的码头文化、袍哥文化，对你今天的性格的形成，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不知道我这样的感受对不对？
李海洲：重庆河山浩荡，山水开阔，旧时代水码头林立。本地人大多性格直、厌斯文。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受到一定影响是必然的。不过，很多人对重庆是有误读的。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就是中国文艺的中心；再比如码头和袍哥文化其实来源于四川，重庆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我个人来说，对汉语的多年热爱或者痴迷，最终很大程度上地消减了我本土性格中血气方刚的部分。
李海洲VS《星星》诗刊熊焱
熊 焱：即是说，写作对你的性格产生了影响。看来真是如此，比如对语言的敏感，让你多了一分灵气；大量的阅读与写作，让你多了一分书生气。我曾看到过别人给你的评价中，还提到你的匪气、侠气，还有文艺范儿和小资气。哈哈。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是你身上的幽默气，而且是一种狂放中的幽默，别人是学不来的。
李海洲：写作对性格的影响我认为是内在的。生活和写作还是相对分得开一点比较好，活得太深刻天天都在玩深沉的人真的很累，当然，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借助各种文体去表达，不一定每天挂在脸上。我喜欢有趣的人、好玩的人、懂幽默的人。幽默是一种大智慧，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有一个比较偏激的观点，那就是：一个连玩笑都不会开的人，要想把东西写好真的比较难。
熊 焱：嗯，你说得很好，幽默确实是一种智慧。以前听你讲过诗人姚彬的一个段子，后来在你的随笔中也读到，在此，还是要摘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餐结束后我正在喝速溶咖啡，姚彬过来看见了说：也，在喝绿豆汤哦，我也要喝。然后就去弄了一杯，喝了一口后非常痛苦地说：狗日的，结果是板蓝根哦，好难喝。我当场喷了，说：姚农民，这是咖啡。姚农民立刻重新喝了一口，说：狗日的真的是咖啡，老子原来经常喝……”在这里，你对兄弟的调侃也让我们在阅读中获得了快乐。我想问的是，“兄弟”一词，在你的人生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李海洲：兄弟间的调侃是非常快活的事情，我调侃别人，别人也调侃我，谁都不会往心里去，如果哪天我对兄弟们说话彬彬有礼或者像上班一样装装B，没准大家还不习惯。姚农民写了半辈子诗，全靠我这个段子爆得大名，哈哈。其实在我的生命中，人一般分为三类：熟人、朋友、兄弟。中国各种文学圈子中，最有人情味的只能是诗歌江湖。而诗歌更像兄弟们的纸上梁山，大伙儿用汉语喝酒吃肉、马踏江湖，快活得一塌糊涂。我所认为的兄弟，应该是无话不谈，无酒不欢，无诗不活，除了老婆和书其他都可以共享的人。当然，我的兄弟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圈子。但我最苦闷的是，我为什么总是拥有那么多人品一流而诗品二流三流的兄弟啊……
熊 焱：那是因为兄弟们在你面前，都甘愿当绿叶，衬托你这朵红花嘛。哈哈，玩笑玩笑。据说你自称你身上的三样技艺，是亚洲前三，一是写诗，二是喝酒，三是打麻将。诗歌和酒，大家都好理解，那么打麻将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海洲：亚洲前三，玩笑而已。诗酒人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诗歌是精神上的，是让我免俗的一部分，而酒和麻将当然是高级娱乐，是一个俗人的小幸福。我最喜欢的是成都麻将“血战到底”，曾经的导师包括诗人梁平，当然，我现在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四川方面我已经先后血洗过阿来、梁平、冉云飞、龚静染等多位同学。麻将是生活是智慧是解压的方式。胡适之和梁启超先生牌技不错，以后上了天堂，我得找他们切磋一下才行。
熊 焱：但胡和梁二人肯定不会打成都麻将“血战到底”，届时你在这方面可当他们的老师了。打麻将确是一件有趣之事，而且可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游戏智慧，有的人打了几十年，技术却糙得很；有的人只打了十天半月，却鬼精无比。更主要的，可从麻将中看出一个人的境界和人品。麻将、诗歌、酒，为你的生活和人生增添了斑斓的色彩。那么，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李海洲：理想中的生活……想起来比较遥远。但我想会开始在我退休之后吧，我曾经在《秋天传》的开头中这样写道：我将在120岁的时候睡去/在下一个人写到秋天的时候醒来。我的意思是我估计我可以活120岁。后60年应该是我的理想生活，在某个花前月下的地方住下来，读读书，写写东西，和何房子、刘清泉、欧阳斌、吴向阳他们喝喝酒，打打牌，结伴指点一下江山。清明的时候去给兄弟们上上坟，比如李亚伟、周墙、马松、麦城、龚学敏他们。也很麻烦，兄弟太多，我又活得这么古老，每年上坟是件麻烦事……哈哈。
熊 焱：哈哈，真是笑死人不上税。假如你真活到那把年纪，我建议，从今儿起你得多多结识新世纪出生的兄弟，我估摸着只有这些小兄弟才能见证你那漫长的理想生活了，那些早走一步的兄弟，都在催着你赶紧过去，他们三缺一呢，哈哈……扯远了。现在能不能谈谈你的工作与诗歌写作的关系？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听到不少诗人在跟我抱怨，他们的写作被工作所累。但你在写作的同时，却雄心勃勃地追求并实践着你的传媒理想。
李海洲：工作的确对写作有影响，尤其是长篇写作。我这些年的传媒生涯，最遗憾的是至少有四个长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搁浅了，有些已经写了几万字，有一本书居然还收过定金。有时候，工作状态中的你会突然被伟大的汉语击中，有些感觉突如其来，但你又没法把控，你遗憾而又无可奈何。尤其是我的办公室，临窗就是两条大江的交汇处，不写诗完全是暴殄天物，但工作是第一位的，你必须学会把工作和写作分开。至于传媒理想，那是和我的写作理想平行的另一条铁轨。我喜欢享受每一份杂志创刊的快乐，喜欢一个标题或者一本杂志被读者接受的成就感。所以，我亲自设计版式，做策划、做标题……但遗憾的是，我是一个对文字有洁癖的人，我总会在发稿时间来临的时候，为一篇必须要上的选题纠结和愤懑不已。
熊 焱：看得出来，有时你是无奈的，是被迫的。但这就是现实，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妥协的时候。既然你提到了写作理想，那么这个话题是绕不开的。有一次听梁平主编说，你把稿子发到他邮箱，然后给他打电话，说你已经把你的名著发给他了。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你这是开玩笑，但也能从中看出你诗歌写作中的那份自信，以及暗藏其中的“野心”，那么，你的诗歌理想是什么？
李海洲：不开玩笑地说：一位优秀的写作者，应该把任何一篇作品都当名著来写。无论是哪种文体的写作，都要对得起你署上的名字。柏桦有个观点曾经影响甚至纠结过我，他认为每首诗都应该有30%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需要精品写作。这其实也是我诗歌产量并不高的原因。事实上，在今天思想性和想象力严重缺乏的诗歌界，有的人一直在抒情或者口语上玩小聪明，更有的人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首诗。其实诗人并不是一种职业，靠这东西混饭吃就是在糟蹋诗歌，糟蹋汉语……伟大的汉语在我们胸中澎湃，任何真诚的写作者都拥有一个不需要害羞的理想，那就是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那就是让历史拉开一条缝，让你跷着二郎腿坐下来。
熊 焱：我赞赏你对待诗歌写作的这种态度。在今天，诗歌成为一些写诗的人追名逐利的工具，成为一些政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还成为了一些所谓的诗人卖弄风情、游走各种场合的工具……放眼诗坛，以性别、身份、职务、钞票的姿态来亵渎诗歌的大有人在。因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诗歌，那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种要为历史而写作的心态，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把双刃剑，让写作者产生文学史的焦虑？
李海洲：那倒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态和有这样的焦虑是两回事。有这样心态的人是真正的严肃写作者，或者并不一定真的会留在文学史上，他只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要求自己的写作。而如果有这样的焦虑那就麻烦了，因为这样的人往往眼高手低，弄不清楚自己的斤两。我的意见是，写作的时候，一定把自己当回事；作品写完，就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了。
熊 焱：可否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这样说，很多时候你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写作。
李海洲：有些东西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自己的文字理想和传媒理想。比如很多人都知道，我办的一系列杂志，无一例外都会有诗歌栏目。人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写作，也应该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内心来生活。
熊 焱：但是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一个人要按自己的内心来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那能不能谈谈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
李海洲：革命一点地说，我现在的生活是以工作为主，然后是读书、写作、喝酒、练习咏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菜、喜欢一切有创意的事情……其实人应该是这样，生活状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工作和工作态度，当然，不工作也可以是一种态度。我热爱媒体，年少时就有媒体理想，因为热爱，我加班、敬业、玩命，不计得失和报酬，像一个工作狂和策划狂，在写作和媒体面前，不矫情地说，我是累并快乐着。对目前的生活，总的来说是满意的，唯一遗憾的是应酬比较多，留给写作和读书的时间太少。其实生活就像一道菜，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进行烹饪。好与坏，就得看兄弟们自己的手艺了。
熊 焱：应酬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生活的一种态度吧，像你这么幽默的人，肯定能从应酬中获得快乐。而旅行，也可以说算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吧。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人是很喜欢游历的，游历对于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那么，旅行对你的写作以及人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海洲：旅行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远游，一种是心灵或者纸上的旅行。对我来说，最好的状态是“身未动，心已远”。我做的杂志大部分和旅行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环球人文地理》，已经做了六年，从图片到文字终审到标题的制作，我会亲力亲为。做这份杂志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也是最让我惊叹和惊艳的旅行。他提供给了我庞杂的知识结构和写作意象，也最终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前世，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藏；而今生，当然必须老死在重庆。我的足下旅行和心灵旅行一直会继续下去，他们会清洁掉你内心属于阴霾的东西，用天空的蓝或者草地的绿来代替。
熊 焱：那能不能谈谈目前在你旅行的途中，与诗歌相关的、最有趣的事。
李海洲：诗人的旅行是奇怪的，趣事大多与酒有关。诗歌江湖很有意思，最让其他文体作家崩溃的是：诗人双方不需要认识，只要以前听说过名号或者有其他兄弟的路条，见面就把旅行变为喝酒。这里我讲一个诗人中的普遍现象：很多诗人去某地旅行，到了之后被当地诗人连喝N天，一张机票就回来了，什么风景也没看见。我第一次去杭州，一到就和江弱水、潘维、谷雨他们狂喝，走的时候连西湖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多年前重庆诗人何房子去杭州，一个人喝江南十多位兄弟，这家伙醉后把胸口一拍，说：我要打你们全部……所有人集体石化。
熊 焱：呵呵，之所以聊着聊着，就要忍不住拐弯，想谈一件趣事。主要是因为你太具有个人的鲜明特征了。跟其他诗人，我可以正经八百地对话，但如果跟你对话，也是那么一本正经，实在就太无趣了。想想你20世纪90年代的那本《一脸坏笑》，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你内心的那些古典情怀，是从哪里来的？
李海洲：也就是说，你跟我是不能好好对话的。呵呵。的确有人说，李海洲如果不做媒体，是可以去讲评书的，因为这个人太好玩了。其实生活不需要一本正经，多一些快乐甚至多一些调侃甚至包括一些小脏话也没什么，生活应该轻松一点。你提到当年那本差点被查封的名著《一脸坏笑》，其实与青春的离经叛道有关，里面有幽默、有血腥、有现实主义也有古典主义。我内心的古典情结应该和阅读有关，但有些东西又是与生俱来的。《红岩》的欧阳斌说我内心住着一群柳永和姜夔，其实，我内心里应该住着一个完整的宋朝。只不过，这个宋朝骨子里是文艺的、古典的、风度翩翩的，但现实上可能是周立波和李伯清式的，或者是武松和石秀式的而已。
熊 焱：我很好奇，为什么是宋朝，而不是其他朝代？
李海洲：兄弟啊，如果是在宋朝，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可以按照诗歌的级别来当官的，只要诗歌文章好，随便混个省长市长的很简单啊，不像现在还要考英语读博士，大家见面先背两首李海洲的诗，一切天下太平，哈哈。在宋朝，你可以奉旨填词，可以在烟花柳巷娱乐之后写首诗就走人，可以在李师师的闺房里等着和皇帝大哥切磋一下书法和绘画人生……不开玩笑地说，除了政治上的问题，宋朝其实具有很多精神，其中包括人文精神，包括一种真正从内心尊重读书人的精神。还有就是，一部宋词，得让多少后来的写作者扼腕和气短啊……
熊 焱：如能穿越的话，那就赶紧穿越吧，哈哈。那你认为，今天的诗歌跟宋朝相比（排除外在的形式），我们最缺的是什么？
李海洲：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可比性只能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包含宋词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和阅读享受之一。唐诗中天才的想象力、宋词中的意境、节奏和内在外在的韵律，都非常值得当下的中国诗歌借鉴和思考。当下诗坛，有很多人的诗写得像翻译体，我对翻译家董继平说：你对中国诗坛的贡献和毒害一样大。当很多人挑灯夜读国外诗歌的时候，庞德艾略特们正在抓紧学习和模仿李白李商隐。
熊 焱：是啊，当今很多诗人已经失去了对汉语的尊重和自信。新诗作为一种“舶来品”，让我们在诗歌的“西学东渐”进程中，丢掉了我们汉语的许多伟大传统，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既然提到了翻译，我就多说两句，说一句大不韪的话，我认为，一般情况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诗歌翻译家，首先他得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翻译这个问题的？
李海洲：我曾经在很年少的时候有过一段猛读国外诗歌的时光。但近些年这样的阅读相对少了，因为我有一个偏激的观点，如果不能用诗人的母语去读他的作品，这样的阅读不说完全是无效的至少也是意义不大的。一首诗，十个人翻译是十种味道，中国诗歌讲究语感、语速，十个人的翻译是十种感觉，你怎样读？当然，国外的思想史、小说之类的作品我涉猎较多，我至少可以借鉴到方法论、结构、谋篇布局，但诗歌由于本身的自由度和多向度等原因当然就不行。所以我有一个偏激的观点：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尽管我的朋友李笠、董继平等人作为优秀翻译家给诗歌提供了另外解读的可能。但我这种固执的偏激相信他们能理解。
熊 焱：我所知道的很多诗人对当下的翻译都不太满意，这个话题要展开的话，那就是太长了，暂且打住吧，免得被翻译家扔来一板砖。有一个问题我憋了很久，还是忍不住要问，由于种种原因，成都人与重庆人是相互鄙视、互不服气的，我想知道的是，你身边的重庆诗人，包括你在内，在私下是怎么看待四川诗人的？
李海洲：尽管成渝两地喜欢打口水仗，但两地的诗人关系其实是很融洽的。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四川和重庆每年都在搞川渝诗会，轮流做东，各派出十多位诗人找个地方喝酒谈人生搞团结。从民间的角度看，两地诗人大多都是好朋友，而且血缘可疑，比如重庆感觉四川地区的诗歌发展不快了，就派出李亚伟、柏桦、何小竹等人长驻成都进行援助；比如四川发现重庆的诗人喝酒的力度不够了，就派出宋炜、邱正伦、王琪博等人到重庆进行潜伏……所以，两地之间的诗歌和诗人都是兄弟关系。
熊 焱：呵呵，感谢你的这么多李海洲语录，让我们在了解你的工作、生活和写作的同时，从中获得了那么多愉快的笑声。最后请你对你今后的生活与写作，进行一个展望。
李海洲：客气了。这样的访谈比较愉快，也比较有血有肉，和我以前接受的那种一问一答的学究派相比，这样的访谈是有意思的。我想……我未来的生活也许会是老样子，只是希望能够更加安静、能够在媒体理想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以出品人或者发行人的身份退下来，多一点隐者的气息，多一点远游的激情，多一点和文字恋爱的时光……至于写作，我希望朋友们读到的，永远是一个“你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出招”的李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