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论是由美国生理学家坎农（Walter B.Connon，1871-1945）与其弟子巴德（Philip Bard，1898-1977）于1938年验证提出的。他们反对詹姆士、兰格二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情绪经验的产生，并不在生理变化之后，事实上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他们提出两点理由来反对詹姆士、兰格二人的理论：（1）虽然人处于情绪状态时生理会发生变化，但个体并不能仅靠觉知自身生理的变化而确知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情绪。因为“在很多情绪激动或兴奋情况下，个体的生理变化是一样的。以心跳为例，恐惧时固然会心跳，愤怒时也会心跳，甚至在性爱高潮时也会心跳。个体又怎能单凭心跳的觉知，即可确定自己是在恐惧呢？”（2）他们认为个体由于觉知生理变化而生情绪的结论不合于生理学原理，“就人类而言，吾人平常对自己内部生理变化，并不全部觉知。恐惧或愤怒时心跳气促的变化虽然知道，但情绪状态时可能引起的内脏收缩及各种内分泌的变化（如肾上腺素等）个体本身并不觉知。”坎农、巴德二人提出的这两点反对意见与道教之情绪——脏腑论并不冲突。就情绪——脏腑论而言，由于情绪与脏腑是互动的，不管人们是否感知到脏腑的变化，只要某一脏腑失衡，那么就会有相应的情绪失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外在的刺激引起了脏腑的变化而不自觉，但人仍能体验到情绪的发生。这两点是可以支持情绪与脏腑在变化上是同步的观点。虽然也许在时间上有先后，但那只是传感过程所耗的时间。比如肝失衡与怒气的产生按脏腑论的观点则肯定是同时的，至于这种怒气能否被体知到，那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坎农、巴德二人的情绪理论提出：
情绪的产生已经不仅是身体和生理上的反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大脑的参与。他们实际上强调情绪经验非完全起于身体生理变化，情绪经验乃起于对刺激情境的觉知。
这就提出了更深一层的情绪产生原因：就情绪——脏腑论而言，也已涉及脏腑与智虑之间的关系。试举一例：“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在古代的道教养生家们的观念里，心脏乃是神明之所，因此喜怒生于心，其实是已经加上了人的认知在其中了。这种神明出于心的观念在现代看来仍然相当神秘，认为情绪与认知有关联，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因此仔细地分析情绪——脏腑论，其中仍包含着大量很有启发性的思想，且暗合于现代心理学中的合理理论。
3.斯开特——辛格情绪论
这个理论由斯开特（Schachter）和辛格（Singer）两人提出，其主要思想是认为“情绪经验实乃起于个体对两方面讯息的认知：一方面是对刺激情境性质（可笑的还是可怕的）的认知；另方面是对自己身体生理变化的认知（自己觉得如何）。”他们比坎农、巴德二人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强调生理变化与刺激性质两方面的主体认知是形成情绪经验的原因，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为情绪二因论（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或情绪归因论（attribution theory of emotion），这个理论已潜在地包含在情绪——脏腑论中。因为既然心乃神明之官，肝乃谋虑之官，它们又分别包含一种情绪如喜与怒，其实质就是脏腑与思虑与情绪乃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要使情绪发生，则既有心理的因素，也有生理的因素。当然，道教养生家并没有这样精确地表达，但他们的情绪论是一定包括了这样的逻辑推断。也正是由于有这个基础，以理抑情才成为可能。而道教养生的一大手段，就是节情制欲，如果他们不认为情绪与脏腑和思虑认知有关联，他们的这套方法便失去了理论的支撑。因此，道教的情绪——脏腑论虽然不像现代心理学的研究那样讲求实证，但他们从其修炼的效果中已直觉到了身心本是一体、情智本是互动的。
4.情绪相对历程论
前述的三种情绪理论，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探讨某种情绪的产生，二是探讨产生情绪的身心作用的问题。而情绪相对历程论（opponent-processtheoryofemotion）则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人的情绪问题。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将情绪状态视为相对的历程；痛苦情绪状态出现时，快乐的情绪将相伴产生；反之亦然。”同时认为情绪的产生多半是由于动机引起。这个理论主要是用于说明人的情绪状态是在两种相对立的情绪间变动，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变化。如果把两种相对的情绪状态表达为A与B，那么，相对历程理论可以表达如下：
平静状态→情绪状态A→情绪状态B→平静状态
这个理论非常符合道家道教之阴阳变化论。这个理论的形象表达是：苦尽甘来或是乐极生悲。我们太熟悉这种思维模式了。道教之情绪——脏腑论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论。
从以上四个现代心理学重要的情绪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虽然道教情绪——脏腑论是一个笼统的理论，但这四个理论所明晰表达出来的核心思想都没有超出它。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事实。同时，道教之情绪——脏腑论还提出了更为深层次的情绪调控思想，这更是现代心理学情绪理论所涉足未深的广阔领域。在实用技术上面，现代心理学虽已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比如对待生活压力的若干研究等有不少成果，但对如何进行自我调控情绪以及优化情绪状态，他们做得不如道教养生家们深入和持久。道教养生家们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无疑是有很高启示价值的。
三、节欲与禁欲——道教与基督教情欲论的比较
人类生存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虽然只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依然为现世的人们留下了不少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的获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最根本的就是个体、群体及整个人类的自我牺牲精神。人类文明的产生、积累，是牺牲和节制人类自然欲望的结晶。现代分析心理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文化自由是通过不自由来表现，而文化进步则是通过压抑来实现的，但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被否弃，因为不自由和压抑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就幸福乃是需要的完全满足而言，文明中的自由本质上与幸福是相对立的，因为这种自由对幸福作了压抑性的改变（升华）。”这里的不自由和压抑，其实质就是个人对其自然需求与欲望的压抑，这对于文明的产生与积累是必须的代价，而西方基督教文明，正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普遍压抑基础上的。
早期的基督教对于人类的肉体及其自然欲望是极端鄙视的。它的原罪说、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形成一个严密的理论系统，以达到对肉体的否弃和对灵魂的拯救。这个宗教义理体系，是其禁欲主义的核心理论说明。
基督教从人类的始祖开始，就宣判了人类有罪，原因是始祖亚当与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从此人类的始祖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而致使他们的子孙背上了原罪的十字架。《新约·罗马书》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罪上帝曾派他的儿子耶稣为人类赎救。虽是这样，而人的欲望仍然成为诱惑人堕落的毒蛇。《新约·雅各书》说：“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逻辑是：因私欲而生出罪，因罪深重而生出死，死乃是罪孽的工价。这种生死观是很道德化的。正是基于此，《圣经》教导人们一要放弃私欲，二要放弃因私欲而生的邪恶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尊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因此，“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很明确地，基督教的原罪说与救赎说就是要让人们放弃肉体欲望与现实世界，而去过禁欲的修行生活，以赎罪而超升天堂。《新约·加拉太书》就非常具体而详细地提出了凡欲与神圣的天渊之别：“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都应当过严格的禁欲生活，以免受肉欲的引诱而犯下新的罪。这种禁欲，是基于个人获救的愿望，或者说是基于要进入天堂的宗教理想。他们是如此的排斥肉体，以至于引起一些教徒的精神障碍或异常，“在欧洲中世纪杰出的圣徒故事中，由于过分严格的自我控制操作导致一些人形成了类似‘自我强迫’式的精神障碍，出现了很多和精神病患者相类似的冲动现象，只不过时人与其生活在共同的信仰时代，因而就把他们的行为视为虔诚事奉上帝的表现。至于那种惧怕肉体遭受痛苦或毁灭的性反常行为，轻者表现为轻微的或偶尔的内心矛盾，重者表现为剧烈的自我矛盾，乃至颠狂而自杀。”这些表明，由于宗教信仰者的虔诚而表现的绝对禁欲，是会引起信仰者自我精神的异常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绝对禁欲的方式是残害身心的，而最初的原生态的基督教正是有这种自虐倾向的宗教。它的偏执的信仰模式正如它偏执的哲学基础一样，将导致人身心的失衡，灵与肉是如此势不两立地对峙着，彼此的脸都憋得通红。在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上不可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关于生命的整体哲学和系统操作论。
禁欲，其最初的语源本义为“训练”，禁欲主义（asceticism）一词源出希腊语，“古希腊人酷爱体育运动，人们崇拜的偶像不是威严的神灵，而是运动健将，他们是勤劳训练成功的典范。后来由此而推之，人们认为一个人亦可以在意志和精神上严格地训练自己，从而成为德操上的健将。因此很早以前禁欲主义者就已成为西方教会史上的精神健将。可见，“‘禁’的目的，最初并非是要‘灭’，而是使其转化成为对人生具有更长远、更有价值的存在。”这段阐释是中肯的。基于此，我们能在基督教和道教关于禁欲与节欲的基本思想中，发现以下几点差别：
第一，从对待欲的基本理念来分析，道教炼养家主张的是少私寡欲，虽然他们的理想境界是无私无欲，但这种状态已不是一般的修行人的状态，而是仙的状态。故他们在养生摄生实践中，所大力倡导的是少情寡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长久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节情制欲，其实质是为了拽住生命之索以挑战死神，故这种修炼是以热爱生命为起点的。它不否定生命的自然情欲，而只对其加以节抑。而基督教从原罪的理念出发，它是要坚决地否弃肉身及其自然的情欲，认为它们是罪的延续和造罪的源泉。因此按教义虔诚的基督徒是绝对要求禁欲的，想以此来赎罪和补堵罪恶之源。他们的基本信仰是认为灵魂因为肉体而堕落到罪里，只有放弃肉体才是灵魂获救以升天堂的根本道路。故基督教的禁欲是以否定肉欲生命为起点的，它的禁欲与道教的节欲从根本的出发点上就相距千里。
第二，从节欲与禁欲的方法来看，基督教由于否弃肉身及其情欲，而要求教徒实行严格的禁欲生活，这种强制性的禁欲苦修一度成为虔信的象征；基督教不仅对外在的生活提出强制性的要求，还要求教徒们从灵魂深处亦做到灭绝情欲，《圣经》上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公元3世纪，“普通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愈来愈松懈，与此同时，禁欲苦修却成为较真诚的基督教徒的更高理想。”可见，要做到《圣经》中的要求并非常人所能为，而能为者就显得珍贵，“志愿度清贫和独生生活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做到的，它们只是劝勉那些实行的信徒将有特殊功德。全部早期基督教的禁欲概念均以这两条为中心，三世纪末当隐修主义兴起时又成为隐修主义的基础”，“独身、清贫、脱离尘世沉思默想的生活是基督徒追求的理想。”这种方式使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很容易患上身体以及精神上的疾病（其情状已在前给予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