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把老子的这种清静无为、少私寡欲的思想又给予了进一的深化和充实。在《庄子·庚桑楚》中他说：“彻志之勃，解心之缪，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是一段很经典也很精彩的老庄道家之情欲论。在此基础上，庄子更深一层地提出了以理化情的方法来遣情去欲。《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他却鼓盆而歌，这使前来吊丧的惠子很生气，庄子便向惠子辩白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这段辩词情理并茂，颇具深意，他说他的妻刚死的时候，“独何能无概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何能不为所动，可见他开初是很悲伤的。但他不为悲伤所困，而是由此产生对生死之理的反思，当反思到了极致，终于想通了，悲伤的情感也就因此而遣除，自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他最终接受了“命”这种自然而然的流变，妄情也就随之而去，所以郭象注云：“未明而概，已达而止，斯所以诲有情者，将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在先哲们看来，情终是敌不过至理的。但人依然有情，只是要能遣、要会遣。最佳是以理化情，方能有情而无累，真正地享受到心灵的和平与宁静，而不再为情所扰、为情所障。这种思想有一位西哲斯宾诺莎表述得也很好，他说：“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且过着对神、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神、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这虽然是哲学家和宗教家的眼界与胸量，但人们如果遵循他们的教导，一样是可以“推至理以遣累”的。
正是因为人要去追索至理，寻求大道，所以对于有限而又变动不居的情与欲，自然应加以节抑。道教养生家们和老庄道家一样，不是主情的，也不是纵欲主义的，但他们也不是无情的和绝对禁欲的。“少私寡欲”，是他们最基本的原则。他们知道，情与欲是人类天然的禀赋，不可能完全遣除，故在具体的修行中，他们采取了老庄“少”、“寡”的方法，在继承和发挥老庄情欲观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操作系统。
东晋道士葛洪提出：“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的思想。用“忍”与“抑”来表达他对人之情感的基本态度。忍抑的目的是为了养阴气与阳气；而阴气阳气又是元气的两面，元气又是万物生化的物质基础和人长生久视的基本条件。故忍抑喜怒之情是为了充盈生命并使之长久。在这种长生久视的特殊的价值目标下，忍抑情与欲就是必要的和自然的了。至于如何忍抑，又有许多的方法。
此外，葛洪又具体地阐论了声色情欲之无益于天理大道，并还伤形害生。他说：“夫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哉？然荣华势力诱其意，素颜玉肤惑其目，宫商流徵乱其耳，爱恶利害扰其神，功名声誉束其体，……遏欲视之目，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保一，专气致柔，镇以恬素，遣欢戚之邪情，外得失之荣辱，割厚生之腊毒，滥多言于枢机，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养灵枢于冥钧，除诱慕于接物，削斥浅务，御以愉慔，为乎无为，以全天理耳。”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葛洪不仅强调收视反听，遣除耳目之生理欲求，同时也很强调遣除邪情私欲、名位货利之诱惑，认为是皆伤生伐命。他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这种观点后世养生家一直奉为圭臬，在许多的养生道典中这些论断几乎俯拾皆是。
例如唐代的药王孙思邈，他在《千金要方》中从养生的角度提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则荣卫失度，血气妄行，丧生之本也。惟无多无少者，几于道矣。是知勿外缘者，真人初学道之法也。”这十二多几乎是常人日常生活的写真，不修道的人会妄生喜怒，且不节喜怒，故早夭。为了防止早夭，为了修道，孙氏认为就必须放弃这十二多，但又不能完全弃绝，而是要“无多无少”，方能“几于道”。可见，孙思邈也是比较客观地看待人之情与欲的，认为其要在一个“节”字。
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也是主张修道要首先遣情去欲，他说：“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心性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戒嗔怒养肺气，五者戒饮食养胃气，六者少思虑养肝气，七者寡嗜欲养心气是也。……凡人出家，绝名弃利，忘情去欲，则心虚，心虚则气住，气住则神清，神清则德合道生矣。”其“七返”之说与孙思邈“十二多”一脉相承，都是从情欲与生理的互动关系来阐明忘情去欲的重要性。由于王重阳及其弟子皆是出家过禁欲之修行生活的道人，所以他们将“绝名弃利、忘情去欲”极致化了。
清初刊印流传而托名吕洞宾著的《太乙金华宗旨》是全真龙门派内丹功的一部名著，其上亦说：“无人不愿求生，而无不寻死。夫岂别有肝肠哉？六根以引之，六尘以扰之，青青年少，转眼颓殁。至人悯之，授以至道，诲者谆谆，听者渺渺，其故何哉？盖不明大道体、用，而互相戕贼。如是求生，犹南辕而北辙也。”常人沉溺于六根、六尘，故虽有求生之欲而无宝身之道，致使自我戕杀。可见，生理之欲与名货之诱如果不加节抑，无异于慢性自杀。
由上述可见，历代炼养家们无不是承老庄之“少私寡欲”以为养生至宝，甚或要求无欲无私。这些养生大师们正是看见了常人奔竞五欲而不知返，故悯之而为其指点迷津。虽是诲者谆谆而听者渺渺，但他们依然世世代代地这样劝勉世人切不可一任狂心以填欲壑。这当然是修道者的一片苦心。这种思想对于养生来说的确是必须的，但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又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思想。辩证地讲，情与欲既是杀身的蜜刃，又是宝身的利剑，端看怎样对待。
二、情感欲望与腑脏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已有了脏腑与情感欲望之关系的一些说明，其上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提出了人之情智谋虚，皆有其生理基础。道教养生家继承了这一论断并加以充实和发展。在《黄庭内景五脏六腑图》一书中有了一个详细的阐述，以说明人之情与欲和脏腑之间的对应，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肺气之义，其性怒，金性刚而主怒，……人之怒者，盖发于肺脏。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当收思敛欲，合仁育义不怒，……人之多怖者，肺中魄离于外也，……肺邪则其人好哭。
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心气主其性乐，火性乐而主燥……
肝气主仁，其性喜，不好生而主喜，肺邪入肝则多哭。
脾食言信，其情恐惧，土性而主恐惧。……其神烈，嫉妒人。人妒者，善起于脾脏……人多惑者，脾脏不安也。
肾主智，其事悲，水性故悲位也。
且胆者，生于金，金主武，故多勇，宜抑之吉。夫胆者乘阴之气，禀金之用，故主欲，欲则悲。故人之悲者，金生于水，则目中堕泪。
以上的引文说明：第一，人之情欲与脏腑有对应关系；第二，这种对应关系符合于五行生克的辩证规则；第三，情欲与脏腑是互动的，如果某一脏腑失衡变得虚弱，将导致相应之情绪的失调；同样的，如果某一情绪失调，亦将导致相应脏腑的失衡与虚弱。这种互动在养生中有很大的价值，它能帮助人们通过观察情绪的变动了解脏腑的功能发挥状况，同时也能指导人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合理炼养。
此外，就情绪与脏腑之间，还存在着如下的对应关系：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就情绪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有：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这个关系是五行生克的一个运用，它帮助我们更直观、更感性地把握住情绪与脏腑的关系，为我们认识自身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说明。这样的总结，虽然并不完全，也欠精确，但在我们的养生摄生实践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葛洪说：“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就提出情智因接外物而生，因波荡而浊乱。那么很自然地，要使情智不生，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闭目塞听，这是修行的第一步。
接下来便是对已产生了的情智进行节抑和排遣，其方法就在情欲与脏腑的五行系统的生克关系中。如怒气伤肝，则只要我们加强肝的功能，给以正确的调养，那么多怒的这种性情就会得到改善；又如我们还可以用悲伤这种情绪去抑制怒气。而悲伤这种情绪又与肺相联系，所以悲与怒的关系又可以转化为肝与肺的关系，而肝与肺的关系又可以转化为木与金的关系。从而进入到天地的大系统中。只要我们清楚了五行的特性及其生克，怎样节情制欲我们就会了然于心。这是一个天人一体、身心一体，天人互动、身心互动的完备理论。
下面首先就情绪问题，对道教养生家的情绪——脏腑论和现代西方几个很重要的情绪论作一个简明的比较。
1.詹姆土——兰格情绪论（James Langetheory of emotion）
这个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W.詹姆土（William James，1842-1910）首先提出的，后来丹麦生理学家兰格（KarlG Lange，1834-1900）与他提出了相似的见解，后人将两人的理论合一，称为詹姆土——兰格情绪论。他们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情绪并非由外在刺激所引起，情绪是由身体上生理变化所引起。”其刺激——反应模式可表示如下：引起知觉的刺激情绪（如路遇暴徒）→由刺激引起身体反应（如心跳、逃跑等）→对身体反应的觉知（因心跳而生恐惧）→情绪经验（恐惧反应）。
这个理论最形象的表达就是，人伤心是因为哭、人恐惧是因为战栗。这个理论在道教情绪——脏腑论中是可以找到佐证的。比如按情绪——脏腑论的观点，人多怒是因为人的肝脏功能失去了平衡不能正常运作所致。如果我们不讨论是因为外在的刺激，还是因为内在生理的失衡而引起了情绪变化，那么情绪——脏腑论比詹姆土——兰格情绪论占有优位的是：它提出了在这种情形下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调控情绪的强弱甚而逆转这个过程，即：即使有内外的刺激可能引起情绪体验，而因为我们自身调控能力的增强将减弱甚或不产生情绪体验。中国有句成语叫临变不惊，表达的就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强人强大的心态稳定能力。所以，詹姆土、兰格二人的情绪论指出了情绪的生理基础，而情绪——脏腑论不仅肯认了情绪是有生理基础的，而且还在情绪与生理间建立了一个互动的系统，以解释更为复杂的心理现象。
2.坎农——巴德情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