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登云（1939— ），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共党员。1963年毕业于扬州医学专科学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告别家乡父老，风尘仆仆地来到距家乡5000多公里的西北边陲，一干就是36年。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乡称他是“白衣圣人”，干部们称他是“活着的孔繁森”，现任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从踏上这块艰苦的土地起，吴登云就以孺子牛般的赤诚，为这里的柯、维、汉等各族人民服务。
1966年冬天，一位患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柯尔克孜族妇女住进了乌恰县人民医院，她脸色苍白，双眸无神，只要稍微一挪动就一身虚汗。吴登云判断这个女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输血。然而，在这个落后的小县城，这么简陋医院，哪里有血库呢？看着接近奄奄一息的病人，吴登云决定把自己的血抽给这位病人，然后立刻帮助她治疗。就这样，吴登云献出了300毫升的鲜血。当鲜血输入到病人体内后不多久，吴登云看见病人的眼睛有神了，病人也惊喜地告诉吴登云说：“我的身上长力气了！”这就是吴登云的第一次献血。看到自己献出一点血，却挽救了一个病人的生命，吴登云认为自己做得太值了。随后的30多年里，他无偿献血30多次，计7000多毫升，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的总量。
1971年12月1日，买买提明两岁的儿子玩耍时不慎扑入火堆，全身50%以上的皮肤被烧焦。面对惨不忍睹的小生命，吴登云感到阵阵揪心。他一连十多天忘我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的抢救中，最终，孩子一天天地度过了休克关、感染关，接下来就是创面愈合的难关了。这是最艰难的治疗。因为孩子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好的皮肤了，他更不忍心再从孩子仅剩下的那点皮肤中去取用。吴登云把目光投向了幼儿的父亲。买买提明听说要从自己身上取皮，吓得惊恐万状，连连说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吴登云认为救孩子是第一位的，他就决定从自己身上取皮。“什么？哪有医生取自己的皮，不行不行！”手术室护士拒绝配合吴登云。吴登云只好自己给自己注射麻药。他先从两条大腿上取皮，随后，又在小腿上注射麻药，果断下刀。10分钟后，他一共从腿上取下13块邮票大小的皮肤。接着，他拖着麻醉的双腿走上了手术台，把自己的皮肤植到幼儿身上。幼儿得救了。
1984年金秋，吴登云当上了乌恰县医院的院长。作为院长，他必须考虑医院的各种困难。通过调查，他发现，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医务人员短缺。“必须培养一批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族医生！”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医务人员短缺的现象。为此，吴登云制订了一个“十年树人计划”，他到各乡镇卫生院物色柯族医护人员，白天上班，夜里帮助柯族同志学习汉语。然后把他们送到自治区医院去进修一年，进修回来，他又手把手地传授知识，使一大批柯尔克孜族医生成长起来，现在医院70%以上的业务骨干都是柯尔克孜族人。经过吴登云的努力，过去这家连阑尾炎手术都做不好的医院，现在几乎所有的常规手术都能做，医疗水平在边疆县级医院中领先。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吴登云每年都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牧区巡诊和防疫。有时为了一个病人，往往要走几天的山路。一次，他在山区巡诊，由于极度疲惫，不知不觉在马背上睡着了。结果，他摔下山沟，全身受伤。“马背医生”吴登云足迹踏遍全县9个乡的30多个村落，成了农牧民心中的“圣人”。他当院长后规定凡是确属贫困户的病人，医院只收取药费，免除其他一切费用。有些老乡连药费也出不起，吴登云就让他们秋天把羊卖给医院，或者随时来打点零工，充抵药费。这一切都源于吴登盛对病人的健康的重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他的心中没有个人的安危，只有病人的健康。
编者的话
吴登云不仅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也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共产党员的楷模。他看重奉献，淡泊享受。他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医生的第一选择，把病人的需求作为医生的最高利益，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树立良好职业道德，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学习。
28.“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郑培民
郑培民（1943—2002年），河北省武安县人，生于吉林省海龙县，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三至十五届人大代表。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在原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记事本上，记着这样一句激励自己的话：“搭帮党恩引水来，洗旧换新心不愁，继往开来泉水在，浇灌育林绿五洲。”这是他从古丈县高峰乡林场水井边的井志碑上抄来的，他就是以这种老百姓最朴实的话作为激励自己和教育干部的一面镜子。1990年5月，郑培民从湘潭调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担任州委书记。当时的湘西，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是我省14个市州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还有15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少人认为，郑培民从湘潭调往湘西，简直就是“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
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在回忆起当时与郑培民谈话时说：“我们当时还担心培民同志心里有想法，没想到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为湘西的治穷脱贫工作是自己三生有幸！”郑培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了湘西。
刚到湘西，郑培民就爬了22公里的陡峭山路，到了有名的干旱贫困村叭任村，他挨家挨户地查看、座谈。这里百姓们缺衣少粮、缺水无电、缺医少药……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在湘西任职期间，郑培民经常下基层，深入一线，有时甚至遇到了生命危险。一次，永顺县小溪乡山体滑坡，群众受灾严重，他急在心头，连忙赶去现场查看。因为这个乡不通车，他就绕道吉首、古丈两个市县，坐3个小时的机帆船，然后转乘一辆手扶拖拉机，在狭窄湿滑的简易公路上颠簸。突然，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刚好砸在拖拉机前面的泥路上。大家惊出一身冷汗，都劝他：“郑书记，我们回去吧。”郑培民坚定地说：“不行，就是走路我也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合力把石头推开，又继续前进。
又有一次，郑培民带头推广水稻栽培新技术，带领一群农技人员给农民进行示范操作，连续参加田间劳动一个多星期。一天下午因劳累过度，头晕目眩，摔倒在3米多高的田坎下，全身受伤，当场出现呕吐、虚脱，并造成了脑震荡。
郑培民就是这样，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两年多时间里跑遍了全州的218个乡镇、上千个村寨。在湘西的方言里，“培民”与“为民”的发音相近，不少干部群众干脆就叫他“为民书记”。
“不要闯红灯”
2002年年初，郑培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筹备党的十六大的干部考察工作。3月11日，他因急性心肌梗塞突发，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和他亲爱的家人。当时，陪在郑培民身边的秘书王武，至今仍深深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送郑书记上医院的路上，汽车为了加快速度，准备拉警灯时，他说：“不要拉了！”当汽车不得不闯红灯时，郑培民还千叮万嘱：“不要闯红灯！”
郑培民就是这样一个严于律己的人。原省军区副司令员、著名“扶贫司令”彭楚政将军在回忆起与他共事的情景时，深情地说：“培民是一个非常忠于党、讲大局的人。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一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他那时常说：我们都是农家子弟，现在做了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1986年8月，郑培民受组织委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临走前，他在财务室借了5000块钱作差旅费。报到后，他把余款存到中央党校的储蓄所。到1987年7月学成归来，他到财务室按规定报销了有关费用，另外还交给财务人员8？72元钱。财务人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是我预借差旅费余额的活期存款利息，这钱应该交公！”
还有一次，郑培民的一位老同学到他家叙旧，当时郑培民不在家，老同学便交给郑培民儿子一个放有3000元钱的信封，并说：“我是你父亲的老同学，你收下这个信封，你父亲是不会责怪你的。”郑培民回来后，得知了此事，二话没说，就从房间里提出两瓶酒，并将这个信封放在了包装盒里，趁着中午吃饭时，将酒并钱一块给送了回去。郑培民坚信“情浓钱淡”，每年过年，他都要妻子做上一大缸子酸白菜，人家过年送大礼，他们家就送酸白菜。
浓浓的家庭温情
“手拉手，户外走，说说话，散散心，情切切，意绵绵，身体好，永相伴。”这是郑培民以前与妻子杨力求散步时，送给妻子的打油诗。如今，一想起这首诗，杨力求就忍不住伤心欲绝。
几十年来，杨力求一直在新华书店一线工作，从来没有调动过工作，单位上也曾提出要给她升级，但都被他们夫妻俩婉言谢绝了。杨力求也曾希望能在一个退休后收入有保障的单位工作，但郑培民对她说：“请你理解我，支持我。将来只要有我一口饭吃，你就有一口饭吃。”杨力求每天上班要走40多分钟，丈夫从来不让妻子搭便车，却常张罗着为妻子买柔软的平底鞋子。
用郑培民儿子的话说：“父亲爱母亲，爱得很朴实，每次出差都要将母亲的照片带在身边，说母亲平时没出去过，带上照片，也让母亲能到处走走。父亲爱子女，爱得很深沉，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都是言传身教。”每年的大年初一，郑培民都要与子女谈心，让他们总结一年来的成绩与不足，打下来年的奋斗目标。郑培民从来不让子女因为自己的关系享受一点好处，儿子在湘潭大学读书7年，从来没有搭过父亲的专车。
1990年5月，在即将离任湘潭，赴任湘西前，郑培民将他在担任湘潭市委书记期间积累下来的1700多元稿费上交了组织，当时，家人提出是否可留下这笔钱，为家里添置一台冰箱。郑培民却不同意，钱还是上交了。
编者的话
郑培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一腔热血报国酬民擎旗敬业诚圭臬，两袖清风克己奉公立德兴廉树典型。”这副挽联浓缩了郑培民的业绩、思想和品德。他是一座丰碑，一座永不变色的金碑！
29.九十年代的****——孔繁森
孔繁森（1944—1994年），山东省聊城市人。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时，亲属都在农村，母亲已年近八旬，妻子王庆芝体弱多病，三个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只有两岁，生活非常艰难。可是孔繁森想到这是党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不去总得有人去，谁家又没有困难呢？于是，他做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在西藏一干就是3年。1988年，山东省再次选派进藏干部，组织上认为孔繁森在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藏工作经验，便决定让他带队第二次赴藏工作，当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依然还是那句老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阿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6万，地广人稀，这里长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1993年春天，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阿里的情况，孔繁森逐县、逐区、逐乡地跑，实地考察、求计问策，与当地干部一起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都留下了孔繁森深深的足迹。
1994年初，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孔繁森迎着暴风雪到受灾最严重的改则县和革吉县指挥救灾，救灾途中，饿了就吃一口风干的牛肉，渴了就抓一把雪塞到嘴里，超负荷的工作和长时间的高山反应，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
为了加速阿里的发展和振兴，1994年11月，孔繁森带领阿里工作组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途中他在4页便笺上拟就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谁又会想到这竟成了他留在高原的绝笔。
孔繁森在藏工作10年间，深深爱上了西藏人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孔繁森第一次进藏工作时，了解到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1988年他第二次赴藏时，随身的物品里就多了一个小药箱，每次下乡时，他都用自己的钱购置药品装满小药箱，工作结束后，他的身边总围着一群等候看病的农牧民，他认真地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