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为滕县南）。诸侯皆前来祝贺。勾践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雄踞天下的佼佼者。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尽皆欢喜，独勾践皱眉不语。范蠢察言观色，立时明白。他想：越王勾践处心积虑为图霸业，不惜用群臣生命作代价；而大业已成，如愿以偿，就更不愿让大臣们把功劳分去。常言道：树大招风，更何况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名就，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果断向勾践告辞，请求退居山林。
勾践面对这个要求，不由得思前想后，迟迟说道：“先生假若留在我身边，我会与您共享越国，倘若不遵照我说的做，必将身死名裂，连带妻子儿女都会被杀！”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人奴仆，驾扁舟，渡东海，来到齐国。
范蠡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起曾有知遇之恩，同舟共济多年的文种，遂给他写了一封信，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伐吴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信，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已备下，不容他再飞。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因由，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种办法，我仅用其中三种，其四深藏先生心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用其他四种方法吧！”分明就是赐死。越正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无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劲自刎。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看文种、范蠡二人不问结局，就可知这话不假。
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不一样，但道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范蠡早年曾做过账房会计之事，研究理财之道。他认为：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促使物价有贵、贱变化，因此要随时掌握社会余缺及需求。譬如：干旱则备车乘，水涝则备舟楫。农、工、商三业，均有各自的重要地位，又相互联系。比如米谷价格，谷贱挫伤农夫的生产兴趣，谷贵损害工商者的切身利益。损害工商则没有钱财出处，挫伤农夫的生产积极性则地就要荒芜。米谷价平，则农工商都有利。这就是治国理财的大道。积贮之理，务必妥善保管，还要及时周转。以物易物，勿使容易腐败的东西积压太久。倘知何物有余，何物不足，便知孰贵孰贱。物贵到极点必反贱，物贱到极点必反贵。物贵时，要及时卖出，要像弃粪土一样；物贱时，要及时买进，像收集珠玉一样地珍藏，一定要让钱财如流水一样通行无阻。
远在春秋时期，范蠡就具有如此完备的经济思想和商业理论，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此，他到齐国之后，便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务农为业。于是，他举家同心协力，躬耕于海畔。不久，家产累计数十万。
齐人见范蠡这么有才干，想委以大任，范蠡却叹息说：“做官做到卿相，治家又能使家财千金、一直下去并不是好事。”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适时而动，19年间，三掷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