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第一位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而托起这一代霸业的高人则是名相管仲。
管仲是姬姓后代，齐大夫管庄的儿子。管仲名夷吾，字仲，一称敬仲。齐桓公尊呼“仲父”，后人尊称管子，颍上（今颍水之滨）人。父死后，家境渐趋贫寒。为奉养老母，他当过商贩和普通官吏，参加过战斗，都不成功。但这段丰富的生活阅历，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患难中，他跟鲍叔牙结为挚友。后来俩人分别成了齐襄公弟弟姜纠和姜小白的谋士，被后世称为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理财家。
齐襄公荒淫残暴，兄弟和大臣纷纷逃避到国外。连姜纠和姜小白也各在管仲和鲍叔牙护卫下，避难于鲁国和莒国。
公元前686年（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被大夫连称和管至父杀死。第二年，新君公孙无知又死在大夫雍廪之手，齐国一时处于纷乱无君的状态。于是，姜纠在鲁国军队和管仲的护送下。姜小白在鲍叔牙等人的陪伴下，兄弟俩同时赶回齐国抢夺君位。兄弟俩在途中相遇，发生战斗，管仲一箭射在姜小白腰带钩上，姜小白急中生智，倒下佯死、管仲和姜纠以为姜小白真的中箭，便放慢了行进速度。而公子小白却藏在一辆密闭的车里，抢在姜纠之前，进入齐国，当上国君，成了后人溢称的齐桓公。
虽然齐桓公对管仲怀有一箭之仇，经过鲍叔牙的力荐，终于使他同意任用管仲为宰相（最主要辅臣）。于是，齐国就逼鲁国杀死姜纠，把管仲交出。
管仲到齐国那天，齐桓公赶至郊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桓公还特意再三沐浴熏香。一见面就向管仲请教治理齐国之术，管仲也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治国方略和改革计划，得到桓公的支持和赞赏。这些计划，使齐国迅速富强，把齐桓公推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管仲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顺民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主张在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使民富裕的基础上，采取若干巧妙的财政措施，使国库充实。富民政策一可以带来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二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主张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的严密的行政军事组织与官僚机构，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并建立官吏考绩制度，使全民绝对服从政令、军令，以及建立起一支最强大的常备军。凭借富国和强兵的实力，打出“尊王攘夷”旗号，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就足以称霸于天下。这就是管仲为齐桓公称霸设计的富国强兵方案。
管仲认为，“顺民心”就是顺从民众求逸乐、富贵、安全、繁衍后代等四方面需求。而民众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丰衣足食。管仲有一句千古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只要民富了，国富、政安、兵强、霸业这四方面都有了前提。因此他的改革切中要害，实事求是地从富民人手。
管仲的富民政策，以及相伴的富国政策，在使民众富裕和官府财政收入方面建立相应的机制。第一，建立封建农业税制的“按地的瘠肥程度征税”制度；第二，实行农工商并重的政策；第三，建立使职业世袭化以提高生产技能的“四民分业”制度；第四，运用以价格和货币流通量控制生产、消费、财政收入、外贸的“轻重权衡之术”；第五，建立以大力发展盐铁业和盐铁官府统购统销增加民间和财政收入的“官山海”政策和制度；第六，鼓励对外贸易和对外商业战争的政策等。
管仲对外贸易的鼓励措施有五项：第一，实施优惠的关税政策，鼓励商品进出口；第二，运用外交手段，保护进出口业；第三，以免费提供膳食的办法，吸引外商；第四，开展转口贸易；第五，灵活控制国内外市场，进行有利于齐国的国际商战，达到称霸目的。这些都不乏为当年从商的经验所得。
齐国除了自己把食盐远贩于内地各国外，还做转口生意。“有海之口，售盐于吾国，釜五十受，而官出之以百”。一釜（合今四升八合）盐进价五十钱，加倍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管仲的“外贸经”是灵活多变的。某商品国外便宜时，齐国就提高国内市场价，以吸引其流入；需要向外国推销某商品时，就改用“天下高，我下”的办法，吸引外商前来购买。
管仲还迫使敌国只能发展单一经济的办法，征服它们。例如鲁、梁二国素产一种厚实的丝织品绨（tì），管仲便叫齐桓公穿上绨衣，并令群臣仿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绨衣成了齐人的时尚装束，需求量猛增。管仲遂许诺鲁、梁商人以千匹绨换金（青铜）300斤，使两国举国弃农织绨。然后管仲又叫桓公换上帛衣，齐国上下又改而流行帛衣，鲁、梁的绨顿时滞销，陷于饥荒，饥民纷纷流人齐国就食，鲁、梁只好向齐称臣。用同样的手段，管仲还造成莱、莒两国木材积压，粮价飞涨至齐国的27倍，其民也多归齐。
管仲在外贸方面的一般原则是：“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即不使齐国的财富外流，而千方百计让外汇流入。
在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管仲也以国家所操纵的价格为调控手段。目的跟外贸时不同，不是坑算，而是理顺。用控制货币流通量来影响市场价格，以购销粮食去调节其他商品价格，这就是他的“权衡之术”。他说：“谷轻而万物重，谷重则万物轻；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他还说，调节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关系，必须把握市场变化的准确时机，即必须“乘时进退”。所以，管仲把铸币权和货币发行权牢牢地控制在官府手中，并设立“轻重九府”机构，以调控国内外商品生产和流通。《史记》说他“贵轻重，慎权衡”即缘于此。
对于富商大贾的迅猛发展，有可能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对君权构成威胁。管仲对他们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就是用提高粮价的方法，使他们经营的其他商品贬值，利润减少。
管仲除了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制度外，还教齐桓公以刑赏为手段使臣民效命，进一步强化了君权。
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不足问题，管仲革除商周以来一律肉刑的制度，实行用武器装备赎罪的规定。一副犀甲加一支戟，就可以赎死罪。一副革盾加一支戟，就可以赎肉刑之罪。一定量的铜铁，就可以赎五刑外的小罪。并规定凡打官司，必须先交纳12支箭作为诉讼费。于是，齐军“甲兵大足”。当然，这一制度的受惠者，仅限于少数具有经济或超经济优势的贵族、官吏、奴隶主和富商等。
管仲为了提高统治机构的威信和效率，实行“察能授官”和各级官员荐贤举能责任制，规定不论出身，只要聪明好学、孝友义行、武艺出众者，均可被选用，并以刑罚强令各级官员如实举报人才和不孝不友、横暴乡里、违抗官府者。这样就形成了“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和“故民皆勉为善”的良好局面和风尚。
管仲还建立对官吏进行考绩的“三选”制，多少防止了官员的舞弊堕落，规定每年各级长官必须推荐有政绩的下属官员。齐桓公亲自考察这些被推荐者，再让他们回岗位进一步测评，其中佼佼者，拔为上卿佐吏。这种“三选制”，是后代官吏考绩制度的标准。
管仲对经济、政治、军事一系列的改革，使齐桓公凭借齐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巧妙的外交策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有幸请到了管仲这个奇才，管仲也以此为契机施展才干实现了生平抱负。一个不可不提的人就是鲍叔牙，他力荐管仲为齐桓公宰相，知人尊贤，自己甘居其下，可谓慧眼独具，胸襟海阔。故管仲叹服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虽然鲍叔牙有恩于管仲，但管仲并不徇私情，他病危时，齐桓公问接班人，管仲说鲍叔牙嫉恶如仇，不宜执政，举荐了别人。所以后人把这样的纯洁友谊称为“管鲍之交”。管仲的辉煌业绩，跟鲍叔牙这种豁达大度，尊贤用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