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卒于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
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曾以文学（指一般的学问）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论贵粟疏》全文如下：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不得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居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敌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火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北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时，聚于市，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旦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追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今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伞，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大车骑马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人、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文帝十五年（前165），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当时叫“策向”）：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
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这是景帝二年（前155）的事。晁错位高权重，就向景帝再提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极厚。但吴王不改过白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晁错对景帝说：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荆燕昊传》）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就大。晁错认定刘濞等诸侯王必定反叛，确实很正确；但他所提出的削地的办法，却有人为地激化矛盾的因素在里面，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逐渐削弱的办法相比，不免性急了一些，效果也是不同的。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错的。因此没有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这样一来，诸侯王们都起来强烈反对。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自己放到了非常危险的地位上，这一点他的父亲也感受到了。于是老人急急忙忙地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去找晁错，对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对父亲说：“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于是，这位老人就回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他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不过，他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幼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福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戈、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将他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
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座：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忧，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带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只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战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甫，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延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嘉联名上了一份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不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晁错虽然被冤杀，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继续下去了。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政治家。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