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逃婚走上革命路
胡兰畦（1901-1994），四川成都人。“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1925年参加北伐，192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1930年留学德国，曾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所著《在德国女牢中》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她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生前特别赏识的作家，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为高尔基执绋。在抗战期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少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革命战士。
胡兰畦，1901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祖上胡大海曾是明代开国功臣，她的父亲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小时候，母亲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向她灌输“忠孝”“正义”思想。“五四”时期，她投入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之中。
1920年冬，胡兰畦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她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姑娘，吸引了许多男士的目光。父亲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表哥杨固之。她对表哥是了解的，他是一个势利商人。婚后不久，胡兰畦从成都逃到川南，在巴县女学做教员，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杨固之向往发家致富，而胡兰畦追求男女平等。两个人的人生观和志趣截然不同，没有共同语言。1923年，两人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
胡兰畦美貌动人，四川军阀杨森对她垂涎三尺，想娶她做小老婆。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喜好女色、荒淫无度而闻名，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40多人。他的四太太田衡秋曾是胡兰畦的同学，她代杨森向胡兰畦提婚，胡兰畦断然拒绝了。
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讲述了胡兰畦的故事，对此很感兴趣。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书中塑造了一位历经曲折，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从“五四”到“五卅”时期，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的奋斗历程。书中美丽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原型就是胡兰畦。茅盾曾这样叙述梅行素：“在过去四年中，她骤然成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发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这也正是胡兰畦的形象。
不久，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此时，共产党人恽代英在该校任教务长。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22年5月，胡兰畦加入恽代英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她与杜黄发起组织了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参与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妇女公会。1924年，胡兰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
1925年3月，胡兰畦和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两人奔赴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女士，并在何香凝掌管的中央妇女部供职。1926年秋，胡兰畦奔赴北伐前线，准备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梦云反对妻子从军，竭力阻拦。但她铁了心要投考，陈梦云阻拦不住，只得同意。她顺利考入武汉中央军校，成为女生队的一名学员。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蒋介石已不再担任校长，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恽代英，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其中恽代英为共产党方面代表，其余4人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国民党的常委只愿戴官帽，不愿管学校的具体事务，校务管理落在了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头上。后来，陈毅也到了中央军校。在共产党内组织系统中，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当时陈毅的党内身份是隐蔽的，对外头衔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早在1922年时，陈毅担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他写了大量诗文，他用犀利的文笔，揭露军阀的罪行，以慷慨激昂的文字，号召青年奋起，改变现实，改造社会。陈毅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胡兰畦受他文章的鼓舞，直接到报馆找他。从此，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在中央军校，胡兰畦与陈毅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请胡兰畦在武汉吃饭。席间，陈毅问她入党没有，胡兰畦解释说，自己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即赵一曼）提出让她与陈梦云离婚，切断与陈的经济联系，这样才可能考虑她的入党问题。但她曾说过，只要陈革命，自己就不和他分离。现在，她不能无缘无故与陈离婚。后来为胡兰畦入党问题，陈毅单独找李淑宁做工作，但李淑宁固执己见，于是无果而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悍然宣布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经中共党组织的据理力争，武汉中央军校整建制编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陈毅从武昌赶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范英士等人辞行，因为教导团明天将奉命东征讨蒋。在宴席上，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毅认为有可能，但要积极争取。假若张发奎不干，他们也要讨蒋到底。范英士疑惑地问陈毅：“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有把握地说：“接受了教训，会成功。”胡兰畦问道：“什么教训？”陈毅解释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要干，就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掌握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胡兰畦听明白了，她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陈毅坚定地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继续坚持反蒋斗争，她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部长、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胡兰畦的做法惹恼了蒋介石，1929年，蒋介石点名将胡兰畦驱逐出江西省。这年12月，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身份，远赴欧洲，以考察社会救济事业名义，开始了德国留学生活，她进入柏林大学德文班。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邓演达等人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他们也在柏林。胡兰畦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住在一起。1930年10月，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的关系，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在生活上给胡兰畦很大帮助，胡兰畦非常感激。何香凝和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她们是胡兰畦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和保护神。
二 在德国纳粹女牢中
1931年7月，宋庆龄母亲逝世，要回国奔丧，她想让胡兰畦陪着回国。她诚恳地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留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若还想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被她的真心打动，决定回国帮她料理丧事。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经组织批准，她与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陈翰笙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送胡兰畦赴德继续求学。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抬头，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为了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这是党的外围组织，主要是团结和吸引在德华人参与救亡图存斗争。
当时，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严格控制，力图把留学生的抗日救国引向拥蒋反共。其中的一些共产党成员，由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认识不清，以极左的观点看待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认为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是“中间派”，他们假装表现进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中间派”是最危险的！他们为防止党员受宋庆龄、冯玉祥等人的影响，甚至禁止党员与他们接触。因而胡兰畦再返回柏林时，她已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了党籍。后来她才知道，当时她被诬控了多项罪名，主要一条是护送“国民党大官”宋庆龄回国，虽然回国是党组织批准的，但罪名却要由她承担。
胡兰畦觉得冤枉，她上诉到共产国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德共中央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此事。调查之后，奥·托堡也觉得胡兰畦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召集德国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郑重宣布：“经审核，胡兰畦是个好同志。从今天起，要把党证还给她，大家要帮助她工作。”德共为她恢复了党籍。但某些同志表面上同意，内心却抵触。会后，他们没有把党证发还给她，也不再通知她开会，她被边缘化了。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接不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当然这是后话。
1932年12月的一天晚上，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体育馆召开反法西斯大会，胡兰畦去参加大会并发言。胡兰畦在发言中控诉了日本侵华罪行：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枪杀老人、孩子，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但中国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自发奋起抵抗侵略者。东北人民组织了抗日联军，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中国人民正在浴血奋战。如果法西斯得逞，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就要遭受中国人民同样的悲惨命运。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及早反对么？说到这里，胡兰畦振臂高呼：“打倒法西斯！”“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会场立刻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
胡兰畦的举动，引起了德国警方的注意。离开会场的路上，胡兰畦被一个便衣侦探带到了警察所，核实了一些情况就放她回家了。几天后，胡兰畦收到德国警察总局外事部寄来的限期一周离境的驱逐令。她带着驱逐令到国会大厦找玛丽亚·爱塞帮忙，说明了情况。这时，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玛丽亚·爱塞高兴地说，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妇女运动领袖——编者注）今天也来了，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蔡特金握着胡兰畦的手说：“你那天晚上的演说我知道了，你说得好！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倒法西斯！打倒帝国主义！”
蔡特金还详细询问了东北抗日联军和十九路军的战况，询问中国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她鼓励胡兰畦说：“只要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蔡特金的话，对胡兰畦是巨大的鼓舞，革命斗争意志更坚定了。
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掌握了国家政权，全国更趋法西斯化。2月份，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借机逮捕德共领袖台尔曼和很多共产党员，德国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同年春天，胡兰畦被法西斯关进了德国女牢，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她的邻居费慈·新田。他是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德共党员，胡兰畦1930年在马克思工人夜大读书时就认识了他，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在希特勒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时，他把分散的党员联络起来，并买了油印机，出刊物、印传单，号召党员和工人们团结起来，向法西斯作斗争。胡兰畦与费慈·新田一起印发传单，做一些秘密联络工作，因而两人被捕。
在德国女牢中，胡兰畦被关了3个月，她目睹了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狱中的一些情景，她既为法西斯监狱的残暴行为感到愤恨，同时也为狱中革命同志团结互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鼓舞。所有这些，她都在《在德国女牢中》一书里作了详细回忆。其中，她写了《伟大的女牢》一节，对狱中的情况记述得很清楚，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是对狱中女禁子言行举止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胡兰畦入狱后，宋庆龄、鲁迅等人联合起来，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德国法西斯当局再次对她下了驱逐令，限期一周内离境。
三 为高尔基执绋
胡兰畦被德国驱逐出境，来到了法国，法国政府也不许她居留，她只好隐藏在巴黎近郊一个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里，开始半工半读生活。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来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没有证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只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对此深表同情，但也无能为力。
胡兰畦离开德国后，一直想把她在德国女牢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以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她到巴黎后，写出回忆录《在德国女牢中》片断，陆续寄给当时法国文豪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她的回忆录得到《世界报》主笔乌地阿罗和汉斯先生的称赞和热情支持，不但稿子陆续发表，他们还请人把文章立即译成俄、英、德、西班牙4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赞扬。
本来，胡兰畦从法西斯监狱出来的事，此前已在巴黎传开了。回忆录一发表，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些人跑来看她是什么样子，有的好奇、有的同情、更多的是尊重。他们把她看成了英雄豪杰，认为她敢与希特勒较量，不怕坐牢，简直了不起。一些途径巴黎的中国名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沅君、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慰问胡兰畦。
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记录德国监狱的内幕，揭露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记述了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在监狱的斗争情况，她们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对各国反法西斯斗争都是极大的鼓舞。《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
胡兰畦在巴黎居留了近10个月，她一面半工半读，一面在法共中国语言组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反帝、反法西斯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快，她又被法国政府盯上了，对她下了驱逐令，限24小时出境。在警察的监视下，她当夜乘船到了伦敦。
伦敦也不是世外桃源，英国政府也不给胡兰畦签居留证。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请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帮忙，她便给在莫斯科的中国诗人萧三写信求助，说明自己的处境。不久，萧三回信了，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建议召开和主持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8月26日，大会闭幕前的一个晚上，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设宴，招待作家代表和外宾。那天清早，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干部到胡兰畦下榻的宾馆看她，告诉她，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5位左翼作家遭到蒋介石杀害，你最好能请高尔基对这件事表态或者抗议。这将是很有意义的。兰畦与高尔基握手时说：“我算不上什么作家，能参加到这些文学家、艺术家的行列中，有机会到您的这个盛大的宴会中来，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最近，我们中国的5位进步作家、诗人惨遭蒋介石杀害！我请求您为他们的遭遇，向中国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说着，胡兰畦抽泣起来，高尔基也哭了。高尔基的儿媳赶忙把胡兰畦扶到书房休息。
在晚宴上，高尔基安排胡兰畦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谴责蒋介石说：“让我们大声疾呼，谴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叛徒的罪恶。”他指着胡兰畦对大家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随后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了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说完，莫洛托夫等人都来和胡兰畦握手。第二天，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给胡兰畦安排一套住宅，带有书房、卧室、饭厅、洗澡间，家具齐全。她知道，这是高尔基要求莫洛托夫给予自己的照顾。
1935年3月，胡兰畦受命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胡兰畦再去莫斯科时，没有见到高尔基。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赏识的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追悼会时，胡兰畦参加了守灵。她守在高尔基的遗体前，看着他睡在花丛中的灵床上，瞻仰遗容的人群川流不息地移动。胡兰畦深感悲恸，泪水止不住地流。6月20日，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家属及一些苏联党政领导人一起为高尔基送葬到红场。斯大林等人抬着高尔基的灵柩，手捧着高尔基的遗物的胡兰畦等人缓缓前行，为他执绋。在红场举行的追悼会上，莫洛托夫致悼词说：“在列宁之后，高尔基的逝世是全苏联和全人类的一个最重大的损失！”
四 抗战中的鼓与呼
1936年7月，中国两广发生事变，胡兰畦从苏联回国。临行前，王明告诉她到两广方面做些工作，但没有安排具体工作，也没有开组织介绍信。致使她到香港后，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李济深得知后，要她到梧州来。西安事变后，李济深派她到上海给宋庆龄、何香凝送信。
这样，胡兰畦在上海留了下来。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攻占上海。胡兰畦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的罪行，她非常气愤，她决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民众的反抗精神。她打算办一个袖珍本的通俗刊物，写一些通俗的文章，工人、农民、妇女、儿童能看懂。当然，办刊物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资料、文章，最主要是需要钱，纸张、印刷出版都需要钱。她自己的吃饭都没保证，钱从哪里来？但她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做成，还给刊物起名叫《小把戏》。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她为办刊物四处奔走的时，有个朋友寄来了一百元钱。有了这笔钱，她就可以办《小把戏》了。但有人怕她虎头蛇尾，跑到何香凝那里说，她办刊物是胆大妄为。何香凝把她叫去，问是怎么回事。
何香凝对她说，办刊物谈何容易，你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半途而废呵！胡兰畦解释说；这个小刊物是要帮助文化浅的人提高爱国认识，刊物是个袖珍本，每期只1万多字，文章由茅盾、胡愈之，胡风、梅龚彬等人写。小品文、小故事由王人路写。王人路是儿童文学家，他在文化低的读者群中有影响。出版发行也有人帮助。达官贵人耍大把戏，老百姓就耍《小把戏》嘛。听胡兰畦这么一说，何香凝放心了。
《小把戏》终于在左翼作家联盟茅盾、胡风、胡愈之、梅龚彬、王人路等名作家的支持下问世了。《小把戏》内容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读者踊跃投稿，到了第三期后，文章多是读者来稿，它几乎成了读者自办的了。刊物的发行由方天白、鲁沙白等人负责，他们义务发行，不收一分报酬，刊物还运到重庆、成都代销，影响逐步扩大。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前线的消息，胡兰畦决定将《小把戏》停刊，把它变成四处张贴的壁报，并请郭沫若写了报头——《战鼓》。起初，《战鼓》每天出两份，内容是摘发每天报上的战事。后来，她们又采写战地最新消息，及时公布出去。《战鼓》很受群众欢迎，要求增加份数。于是，她们在壁报上写出启事：招收义务宣传员，每天早晨到报社领取稿子和纸张，回去照写一两份贴出。前来领稿的人很多。很快二十几处都有《战鼓》壁报，几乎全上海都有统一发稿的壁报。她们还成立了壁报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全是尽义务的。上海沦陷后，《战鼓》在法租界继续出版。在整个抗战期间，壁报成了上海宣传抗日的一面战鼓。
在上海抗战期间，胡兰畦在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1937年10月5日，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日下午，在奔赴抗日前线前，服务团向何香凝辞行，何香凝问道：“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团员们回答：“不怕！”何香凝很高兴，勉励大家到军中要努力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战地服务团在各战区从事宣传教育、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抗战中，上海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各界群众都组织了救亡团体，开展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全国各界民众积极支援上海抗战。胡兰畦组织服务团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治伤兵、运送弹药，帮士兵写家书，帮助百姓抢割水稻，只要是有利于抗战的事，她们都积极参与。
抗战前线每天都有英勇杀敌的故事，服务团利用这些故事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最突出的是东林寺战役。
东林寺由我方一个排坚守，日军为争夺这个制高点，轮番猛烈进攻，我方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人了。日军冲进庙来，胡玉政的子弹打光了。他就抡起铁锹，把一日军官砍倒在地，其余日寇抱头鼠窜，潘玉林趁机用机枪对敌猛扫，射死20多名敌兵，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守住了阵地。
胡兰畦以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为素材，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巡回慰问演出，大大地鼓舞了士气。
胡兰畦与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合作，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战地通讯，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辗转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里，劳军慰问，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她们用实际行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9年夏，曾将胡兰畦驱逐出江西的蒋介石给她发了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指导工作。她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她利用老蒋给的这个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7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对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五 屡次蒙冤，矢志不渝
由于胡兰畦曾与国共两党很多高级人物的复杂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她受到了误解、猜疑，自然会处于一种跌宕起伏、命运不定的境地。她革命多年，却似乎说不清、道不明；入党多年，为党积极工作，但因为没有党的组织关系，没法为她安排工作。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她被边缘化了。但她没有灰心丧气，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对待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寺庙、庵堂有300多个，和尚、尼姑有几千人，这些人从前吃饭不成问题，现在，他们的生意萧条了，经济陷入困境。胡兰畦就到寺庙了解情况，她把僧尼组织起来，办起了“大众食堂”，一顿饭收两角钱，深受顾客欢迎，也解决了僧尼的生计问题。半年时间，办起了十几个大众食堂。后来，她又与一些服装店合作，发动僧尼为铁路员工做衣服、做鞋子，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
1950年夏，胡兰畦从上海来到北京，见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代院长曾毅，他请求胡兰畦留在学院工作，管理总务，把学院的食堂办好，她便留了下来。当时，学院的学生只有三四百人。不久，学院与中华大学合并，改建为北京工业学院。胡兰畦被分配到总务处任副处长，由于她工作积极，在学院成立工会时，她被选为工会副主席。
1951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动员会后，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胡兰畦谈话，要她谈经济问题，她心里非常坦荡，她参加革命不是为升官发财，现在经手财物，也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领导认为她态度不端正，想蒙混过关，便天天批斗她。元宵节那天，她被禁闭起来，有人轮流看守，要她写交代材料，大会小会批，各处轮流斗，甚至用人身折磨的办法来整她。由于被关在积水的房子里，使她患了风湿性关节炎。
“三反”结束后，胡兰畦被调到学院图书馆作副主任，工作一年多后，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学院动员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在会上她就被点了名。后来，有人揭发她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系，让她老实交代，学院决定她停职反省。她与胡风很早就认识，只是朋友关系，对他的活动并不清楚。这次没有批斗她，没让她参加强制性劳动，只是让她反省，她利用15个月反省的时间，学会了针灸技术。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胡兰畦也没有躲过去。从当年7月到次年5月，她一直是写检查，挨批斗。她的发言被说成是“放毒”，他们要铲除这颗“毒草”。胡兰畦被划为“右派分子”，逐出图书馆，下放到学院实习工厂的铸造车间劳动。她负责清砂，用大锤敲打铸件，对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来说是多么不易。后来又去推煤车，一天推100多趟，加班加点是常事。1960年后，她曾被发配到延庆的炼焦厂、大兴农场劳动……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胡兰畦更是在劫难逃。她被打成反革命，被抄家、挨批斗，挨耳光，挂黑牌，扫厕所，烧锅炉，住牛棚……受尽了各种磨难，但她绝不自杀，不愿背上“畏罪自杀”的恶名，她知道自己无罪，坚持忍受着。
1975年，胡兰畦退休，她主动提出回四川养老。1978年获得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1981年被增补为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1983年4月，参加了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年过八旬的胡兰畦又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她利用自己所了解的历史情况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积极为一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写证明材料，为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呼吁平反，还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胡兰畦还积极为四川老龄事业奔走，她建议关注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向大会提出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提案；她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人活动，建立老年康乐园。她参与创办起四川老年大学、老年康乐园……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她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这就是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