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养媳投身革命
李贞（1908-1990）湖南省浏阳县人，有“开国女将军”之称。她6岁当童养媳，受尽各种苦难。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参加浏东游击队，是游击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1935年11月19日，已有身孕的李贞和爱人甘泗淇一起参加长征，贺龙曾称赞他们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长征途中李贞早产后，李贞夫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把伟大的母爱奉献给了这些孩子们。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08年1月26日，李贞出身于湖南浏阳县永和镇小板桥乡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是农民。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儿，乳名旦娃子。当她6岁时，家中已有6个孩子。父亲李光田，是个本分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地和捕鱼为生，收的粮食扣除租子所剩无几，捕鱼时多时少。父亲经常唉声叹气，母亲整天忍气吞声。
抚养6个孩子成为家里沉重的负担，父母决定把6岁的李贞送给一个姓古的医生家当童养媳。父母哄她说，古家没有女孩，很喜欢她，所以让她去给人家当“闺女”。
一天清早，母亲把李贞叫醒，给她换上一身新衣服。李贞第一次穿新衣，心里很高兴，但是，真要离开家，离开父母，李贞还是真的舍不得，家里再穷也是家里好。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幼小而懂事的她也只好为父母分忧。
古家是医生，日子并不富裕，只是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古家答应好好对待李贞，可当父亲一走，事情就全变了。李贞没想到的是，人家不缺闺女，已有3个女儿，个个比她大，其中一个说：“你还不知道吧，你是来给我弟弟当老婆的！”
李贞不知道当老婆是什么意思，但从对方的语气和神色判断，当老婆比不上当闺女。她哭着喊着要回家。但她又怎能抗拒得了命运呢？她只得在古家做起了童养媳。
童养媳就是从小被公婆领养，长大后做儿媳的女孩子，简单说就是将来给这家一个儿子做媳妇的，属于预备或后备的未来媳妇，属于社会底层的底层，与奴仆、下等用人无异。童养媳并不是白养着，在长大之前要为这个家里干活，而且，为了从小把未来的儿媳妇调理好，还得干脏活累活，要学会所有的家务活，挨打受骂是常事，因为谁也不会培养出一个“祖宗”。所以，6岁的李贞要干沉重的家务：打水洗衣、砍柴做饭、带孩子……苦累不说，挨打成了家常便饭：端水洒了要挨打；砍柴回来晚要挨打；背孩子摔了要挨打；顶嘴不服气要挨打。挨打的名目多了，总之都是她的不是……未婚夫比她大4岁，他也要显示“男子汉”的权威，找各种理由和机会，对她拳打脚踢，打得她鼻嘴出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古家真成了受气的小媳妇，李贞不知挨了多少次打骂。
对李贞来说，古家就是人间地狱。
李贞十四五岁时，已长成漂亮的姑娘。她个头不高，沉重苦难的屈辱生活，压得她不长个。压迫越深反抗越重，她胆子也越来越大。一次，她跟几个童养媳商量，逃离苦海，一起到城里做女工。古家人察觉了她的图谋。婆婆怕白养活她这些年，决定马上让她和儿子结婚。
1924年正月，李贞结了婚。但婚姻并没有使她脱离苦海。丈夫叫古天顺，还算是个好人，耿直忠厚，没什么坏心眼，就是脾气暴躁，急了就打人。由于十年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没有好印象，却有一种难以化解、挥之不去的敌意。她表面逆来顺受，心里对丈夫却爱不起来，可以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也不知道疼人爱人，没有甜言蜜语，还把妻子当作粗使丫鬟看待，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融洽。
李贞永远不会忘记，一次砍柴回来，遇上倾盆大雨，待她湿漉漉背柴回家时，遭到婆婆的一顿臭骂。因为，家里其他人也下地干活，回来全身湿透，没有干衣服换，婆婆责骂她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很委屈，自己也没闲着，她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婆婆见她敢顶嘴，气更大了。古天顺耍起威风，抄起一根棍子，劈头盖脸地暴打她一顿。
婆婆不讲理，丈夫也不懂事，她伤心透了。她感到无助和绝望，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死了，这样一了百了。突然，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家门，哭喊着直奔河塘而去，她要投塘自杀。邻居们怕出事，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看着这个可怜的媳妇，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60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命运也会时来运转。1926年的一天，姐姐告诉她：区里来了共产党，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有盼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李贞还不懂“革命”的含义，但她意识到“革命”就是穷人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压迫，能过上好日子。她当然希望革命了。
第二天，姐俩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李贞是个童养媳，知道她是个受苦受难的人，马上同意，并随手拿出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而出。她没有大名，18年都叫旦娃子。
接待的同志望着她说：“你也不姓旦啊？再想个名字吧。”旦娃子想着，自己姓李，再加个名。一个词突然闯进脑海：忠贞不渝。她知道，这个词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妇女协会就应该忠诚不变。她问道：“叫李贞怎么样？”
“好名字啊！”接待的同志高兴地说，于是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响亮的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20多年的战争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之列，走过了一位杰出女性的辉煌历程……
李贞参加妇女协会后，协会的大姐们对她很关心，教她识字学文化。李贞积极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总是走在前，抢在先。她跟随共产党员到处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协会和儿童团。当时党的许多秘密文件，都是她送出去的。在革命实践中，她的组织才能日益显现，她先后被选为浏阳县永和乡妇女协会委员长、区妇女协会委员。
1927年3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天晚上，在团防局当伙夫的叔祖父找到李贞，对她说：“快逃吧，他们的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妇女协会的王兴大姐给她三枚铜钱，让她赶快逃走。
李贞跑进娘家附近的深山里。一天深夜，她悄悄潜回婆家取东西。婆婆以为她要回家躲避，跪在地上求她：“旦娃子啊，求求你，你没做过好儿媳我不怪你，可现在你可千万别害了我们全家。”李贞知道婆婆怕牵连他们，扶起婆婆说：“你老放心，不会连累你们，我拿一点东西就走，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古天顺听了李贞的话，动了恻隐之心，他把几文私房钱硬塞给了她。李贞收下了，对他说：“天顺，我跟你这辈子是做不成夫妻了，以后有合适的，你另娶一个吧。”跟公公、婆婆道别后，李贞走进了浓浓的夜幕中。从此，她再也没有进过这个家门。
1928年，李贞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大街上到处张贴着通缉她的布告。古家也受到牵连，反动派逼古天顺交出妻子。古家又惊又怕，托人送礼，并请邻居作证，证明李贞早和古家断绝了关系。好不容易平息了此事。古家为了避免再有麻烦，正式给李家下了休书，从此一刀两断。
李贞终于摆脱了这段不幸婚姻，她完全自由了，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革命活动了，她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之中……
二 英勇的女游击队员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以后，党组织派王首道到浏阳开展工作。11月，浏东特委设在永和附近的金狮冲刘先怡家，王首道任特委书记。金狮冲三面是山，崖高壁陡，草深林密，可退可进。刘先怡的父亲，是个贫苦农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刘先怡是共产党员，对革命忠心耿耿。刘家地处偏僻，周围没有人家，便于开展党的活动。
王首道到了浏阳以后，得知永和区几名党员组织了临时支部，书记就是李贞。他安顿下来后，马上让联络员张启昌带着去见李贞。见面的情节在《王首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李贞同志当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尚未见过。一见面立即感到是一位机灵的姑娘，态度从容，举止大方，说话急促，看来真爽快。经过交谈，我了解到，她这个支部只有四个人，其他三个都是男同志。李贞说，大家选她这唯一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主要是认为女同志好活动，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我认为这是她客气，事实上我感到，李贞还是很有头脑，很有水平的。比如，她就准备了‘后路’。她的窗外就是山，有情况可以立即跑到山里去。她还专门推开窗子要我看，真是个好办法。就这样，李贞就成了永和区第一个地下支部书记。”
1928年春，为反对敌人的“清剿”，特委决定成立工农暴动委员会（简称“暴委会”），由张启龙任暴动委员会主任。
暴委会成立后，接着建立了浏东游击队，由刘少龄任队长，共10多人。说是游击队，只有刘少龄有支手枪，其他队员都没有枪。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搞到枪支弹药，这样才算得上是一支队伍。刘少龄为了搞到枪，常带人到永和团防局门口溜达。团防局是当时地主阶级反动武装机关，他想借机在团防局搞到枪，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不久，王首道和刘少龄、刘先洵等人商量如何夺取武装的问题，刘少龄主张打张家坊团防局，夺取武装。王首道反复做工作，才把这种冒险的行动说服。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向平江游击队借枪。平江方面很支持，同意把一些枪支借给他们。一天晚上，王首道、张启龙，刘少龄、刘先洵、颜纪初、李贞等同志到河边上去接枪。大家有了枪，高兴极了，准备马上去打团防局。李贞这时还不是游击队员，她被游击队员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要加入游击队，跟他们一起去打游击。队长刘少龄不同意，认为队里有女同志不方便。李贞不在乎这些，坚决要去加入，大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这样，李贞成了浏东游击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
当时的游击队，就是整天到处游，四处击，居无定所，打到哪里住到哪里，哪里需要哪安家。有时露宿在山上，有时露宿在老乡的屋檐下。而且是昼伏夜出，搅得敌人不安生。
起初，浏东游击队主要在永和、高坪、蒋埠江地区活动。小有战果，队伍逐渐壮大，枪支越来越多。敌人吃了败仗后，疯狂反扑，调集兵力围追堵截游击队。在上洪地区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寡不敌众，队长刘少龄不幸牺牲，党代表刘先洵惨遭杀害。
这时，平江游击队进入浏阳作战。为了加强力量，浏阳县委决定，将浏东、平江两支游击队合编，组成平浏游击队，由李石雄任队长。李石雄具有作战经验，军事素养较高，有指挥能力，后来带领平浏游击队打过很多胜仗。其中，袭击张家坊团防局的行动就很漂亮。
张家坊团防局气焰嚣张，到处搜刮民财，仗着人多枪多，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平浏游击队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张家坊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处于湘赣两省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平浏游击队决心拿下张家坊团防局，为民除害。
1928年初夏，游击队员头天下午分散行动，天黑前到大众岭汇集，这里距张家坊10多里。队伍集合后，次日拂晓赶赴张家坊，包围了团防局。游击队事先做好了周密安排，安排了内应，了解了敌人内部的情况。根据内应的情报，趁敌人还在梦中，游击队冲进去，当场处决了张禄康等4个坏蛋，缴获了8支步枪和数百发子弹，其他的敌人，纷纷逃跑。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随后，平浏游击队奉命开赴平江县，在芦洞地区打了几仗。后又杀了个回马枪，返回浏阳，在路过张家坊时，看到张家坊小学校里亮着几盏灯，他们知道，这里有几个老师很反动，曾杀过人，他们便冲了进去，这几个败类教师正在赌博，游击队便把他们当场处决了。
随后，游击队转攻江芦塅的李家大屋。这里的团总叫孔昭四，是地方一霸，疯狂地榨取民脂民膏，整天吃喝嫖赌。他的团防兵有十几条枪。强攻会吃亏，只能智取。游击队选派两人到李家大屋当团丁，里应外合，最后杀了反动团总孔昭四，游击队没开一枪，就缴获了十几条枪。游击队烧了李家大屋，打开粮仓，让群众把几十石谷子挑走了，为民除了一霸。平浏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发展，队伍壮大到近百人。
同年9月，游击队第三次攻打张家坊。事先游击队先派人侦察了敌情，发现敌人设防严了，进城的人都受到盘查。团防局的联防队为防止游击队偷袭，晚上睡在外边街道屋檐下，天亮了才回团防局洗脸吃饭。王首道、张启龙、李贞等人商量，决定化装进入张家坊，兵分两路：一批人化装成收秋的短工进去，把枪支和土炸弹藏在筐里，随时做内应；一批人化装成迎新娘娶亲的进去，枪支藏在花轿里。这天清早，张家坊来了一支迎亲队伍，敲锣打鼓，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激越的唢呐声响个不停，穿着长袍短褂的迎亲的，也有四五十人。一队人抬着花轿，打着彩旗，吹吹打打，大摇大摆向镇上走去。李贞扮新娘子，坐在花轿里。轿子到城门口时被拦住了。迎亲的人递过红包，守城的家伙立刻放行了。张家坊热闹起来，人们都跑上街看热闹。队伍来到团防局门口，先进去的游击队员大声喊道：“看新娘子啰！”团丁纷纷跑了出来，把小街堵得水泄不通。游击队员见多数团丁都出来了，马上从花轿里摸出枪支。队长李石雄朝天鸣枪，游击队员迅速冲进团防局，团丁们乱作一团。不多时，他们组织了反扑，游击队居高临下，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赤手空拳的团丁逃之夭夭。游击队员搜遍团防局，缴获了十几支枪，接着打开牢房，放出了被关押的人，将缴获的粮钱布匹，分给了贫苦百姓。这次战斗，李贞成功的扮演了“新娘子”，为第三次打开张家坊立了大功。
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并不是总是凯歌高奏。后来的一次战斗，浏东游击队伤亡惨重。为掩护伤员转移，李贞、王绍坤等人主动吸引敌人火力，将敌人引向狮子崖。到崖顶时，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去。敌人疯狂往崖上攻，李贞等人陷入绝境。
1985年，李贞对这次战斗回忆说：“我们寡不敌众，最后退到了狮子崖上。敌人大喊大叫，要捉活的，我们跟敌人短兵相接，拼杀起来，最后剩下四五个人了。眼看就要被敌人捉住时，我以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同志们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我眼睛一闭，抢先跳了下去。后面几个同志喊着口号，也跟着跳下山崖。跳下崖后，我也不知昏迷了多久，小腹部刀绞似的疼痛，一阵一阵的，怎么都挣扎不起来。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血染的草木丛中，不远处还躺着两个队员，已经牺牲了。我是被树枝架住了，当时没有摔死，可我怀着几个月的孩子，却在跳崖后流产了……”
1928年10月下旬，游击队编入红五军红二纵队，纵队长黄公略，党代表张启龙，李石雄任五大队队长。红二纵队仍在浏阳一带活动。
三 建功红军妇女团
1930年，是浏阳第二次革命的高潮时期。4月，成立了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了田；地方工农革命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6个赤卫师，在红六军的支援下，首次占领了浏阳县城。
这一年，李贞离开了游击队，转到浏阳县苏维埃妇女部工作。这时的妇女工作，主要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支援红军。白天，妇女们扶犁掌耙，晚上，就在灯下做军鞋、补军衣。打仗时，年轻的姑娘们参加救护。
8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浏阳不少妇女参军参战。这时，李贞代理游击总队的政委兼县苏维埃政府宣传大队队长。这个宣传大队有百余人，多数是青年妇女，主要配合红军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在墙壁上写标语，总是赶到队伍前面把标语写好，部队战士见了很受鼓舞。宣传大队除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外，在部队经过时，还说快板，搞化装演出，用歌声笑语鼓舞士气。宣传大队到长沙近郊时，战斗打响了，宣传队员就去抬担架，搞救护，有的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
这次攻打长沙并不顺利。由于军阀何键刚吃了红三军团的亏，他便在长沙城筑碉堡，挖战壕，拉电网，严防死守。久攻不下，红军只好撤离。
攻城未果，参战妇女却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和考验，大家的革命自豪感和责任感大大增强。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湖南各地的青年妇女，纷纷向中共湘赣省委提出请求：要求单独成立红军妇女团，直接参战杀敌。
中共湘赣省委经过研究，接受了妇女们的请求，于1931年冬正式成立了红军妇女独立团，共500余人，省军区任命了团、连、排干部，李贞任该团政治委员。
妇女团的战士们斗志很高，他们吃苦耐劳，在艰苦生活条件下，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但也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女同志第一次当兵，以前没离开过家，突然成为红军战士了，一时适应不了，闹出了不少笑话。部队的纪律对她们似乎没用，白天站岗时，站一会儿就蹲下来，还互相捉虱子，警戒自然放松了。晚上放哨，一个人不敢去，非得几个人同去，为了壮胆，还大声说话。宿营时，横七竖八地乱躺，有人还到别的营地去睡。她们不愿背子弹带，觉得不好看，出勤时，往枪膛里装上几颗子弹，口袋里装几颗子弹就走了……根本不像一支队伍，更像是散兵游勇。
这种情况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独立团开展了军事政治训练，教导军事基本动作和基本常识，向这些女兵讲清革命道理，讲明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经过训练，自由散漫的状况改变了，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红军妇女独立团成立后，与红军主力部队一起参加了多次战斗，打了多次胜仗。但大的战斗只参加过两次，一次是阳城阻击战，一次是永新与莲花之间的战斗。
阳城阻击战发生在1932年春，参加战斗的只有红军妇女独立团和青年连。李贞带领一个妇女连，担任堵击安福方面敌人进攻永新苏区的任务。红军女战士个个勇敢沉着，坚守着阵地，阻击敌人。但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团长郭勇投敌叛变了，敌人从他的口里得知，阻击他们的不是主力红军，而是红军妇女独立团，并知道了红军的布防情况。于是，敌人火速调集兵力，妄想吃掉妇女独立团。
在这危急时刻，红军学校干部连前来增援。妇女独立团减轻了压力，立即调整部署，由红军学校干部连接替青年连阵地，迎击敌人；青年连接替妇女团阵地，妇女团一部分留在青年连阵地上，一部分作预备队。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红军全力应战，一次次击退敌人，一直坚持到第四天。敌人伤亡惨重，狼狈撤退。
阳城阻击战，妇女团3人负伤，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受到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表扬。
终因生理上的原因，妇女单独作战有许多困难。为此，省委决定将妇女独立团转为地方武装，改为担任保卫机关、维持治安、看守犯人等任务了。
红军妇女独立团从创建到改编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在红军建设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李贞在妇女独立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1932年经组织批准，李贞和时任湘赣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喜结连理。婚后不久，张启龙被打成了“改组派”“AB团分子”。李贞痛苦万分，她坚信张启龙是革命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革命无比忠诚，勇于献身。为了拆散这对夫妻，保卫局事先准备好一份“离婚申请书”，逼张启龙签字。为了不牵连李贞，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悲痛欲绝，痛哭一场。她找到保卫局申诉，不同意离婚，但遭到拒绝。一对恩爱夫妻在痛苦中分离了……
后来，另一位男子进入了李贞的生活，他们相依为命30年，这个人就是她的终身伴侣甘泗淇。
甘泗淇曾用名姜风威、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人，1903年12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学成回国，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后调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到任后得知，原拟调李贞担任此职，李贞认为自己文化不高，要求调整，后改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这时还不认识李贞，但对她的谦虚谨慎的品德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精神很钦佩。后来，他们在工作中有了接触和了解，共同的革命目标把两颗心连得越来越紧。后来，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牵线，李贞同意与甘泗淇结婚。在长征即将开始时，由贺龙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借了一间民房，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中，李贞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部长，她既要和别人一样行军打仗，还要做党团和干部工作、负责收容伤病员，统计伤亡人数。晚上宿营时，李贞还给小战士缝补衣服。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但大家依然是保持坚定、团结、乐观的精神状态。后来，红军缴获了一批骡马，给李贞也配备了一匹马。为了照顾小战士，李贞和丈夫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她把自己的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小红军居住。有位女战士病了，李贞把一件好的衣服送给她，自己穿一件单薄的旧衣。
长征出发时，李贞已有身孕，但坚持行军。由于过度劳累和饥寒，李贞病倒了，但她仍跟着部队一道行进。后来病情严重了，大家把她捆在马背上继续行军。后来，李贞高烧不止，被诊断为伤寒病，由于红军缺医少药，甘泗淇便把自己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李贞的高烧才退。
红军过草地时，李贞怀孕已7个多月了。在这段最艰苦的征途中，李贞早产了。这时，红军战士靠吃树皮、草根为生，甚至吃掉了战马。虽然大家对这个小生命百般呵护，但还没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失去孩子，李贞非常伤心，她的身体愈发虚弱，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时，李贞夫妇不经常在一起。甘泗淇尽量过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便扶着她走，走不动就背着她走。战友们怕把两人全拖垮，就做了副担架抬着李贞。当李贞清醒时，浑身疲弱无力，但她坚持不坐担架。无奈之下，贺龙下命令，让甘泗淇跟随担架同行，以便护理照应李贞。甘泗淇为了减轻战友们的负担，抢着抬担架。
抵达甘肃哈达铺后，部队就地休整，李贞服了几剂中药，病情略有好转。此后，她不肯坐担架了，就骑马前行。部队北过渭河时，为了保障李贞的安全，战士们把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按中央军委电令，由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一天傍晚，李贞见女护士马忆湘独自落泪，询问后得知，马忆湘在过河时跌倒了，这时一个浪头打来，把她的粮袋子冲走了。李贞便抓了一把自己的青稞炒面给她，并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甘泗淇。甘泗淇召集政治部成员，号召每人拿出一把炒面，帮助马忆湘渡过难关。在甘泗淇、李贞的带动下，大家你一把，我一把，凑了三四斤粮食。马忆湘得救了，跟随大部队走出了茫茫草地。
红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贺龙在一次总结会上，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五 把爱全献给人民
长征途中早产后，李贞再没有怀过孕，李贞夫妇终身未育，这也是他们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把伟大的母爱奉献给了这些孩子们。
陈小妹的父亲陈希云，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副部长，1957年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让他安心治病，放心家里的事，老战友们会照顾好的。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到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十几年和李贞吃住在一起。小时候陈小妹体弱多病，后来患了心膜炎，李贞悉心照顾，为她治病买药，精心调剂她的饮食，陈小妹生活得很幸福。
朱早观（1903-1955），湖南省凤凰县人，苗族，1938年3月入党。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参谋长和军政委员会委员，协助王震指挥南下征战，为在湖南、江西、广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6年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1955年病逝后，李贞夫妇承担了抚养他的女儿朱一普的责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为她买牛奶，给以“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孩子们相聚在李贞家，吃饭要两三桌。李贞常带他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孩子要吃要穿，处处都离不开钱。再加上招待亲朋好友的花费，李贞家在经济上很紧张，但她不计较这些，看到客人高兴、孩子们快乐成长，她心里很高兴。
李贞抚养的孩子虽多，但从不居功自傲，不以权谋私，要求他们以后在就业、调动、晋升等方面靠自己努力。她从不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他们开“绿灯”。她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无一例外。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贞见战友们个个儿女成群，其乐融融，而自己不能再生育，总觉得对不起丈夫。她曾对丈夫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个妻子，给你生个孩子吧。”甘泗淇一听就火了，他掷地有声地说：“我要的是爱人！”
李贞无语了，她为丈夫这句话所感动。“我要的是爱人！”一句朴实无华的话，没有甜言蜜语，却表达了一位军人的忠贞，表达了丈夫对她的浓浓爱意！她的眼眶湿润了，从此，不再提起这个话题。他们一直相爱到永远。
李贞对别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很吝啬，在别人看来是到了“抠”的地步。她的衬衣、外套、被子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穿了十几年，60年代的青布衣服穿到80年代，补了又补，染了又染。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到李贞家拜年，给她200元钱生活补助费。她坚决不收，并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1975年后，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四合院里。房子破旧，卫生间漏水，几家合用一个锅炉，冬天屋内温度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家，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她的“办法”就是脚穿帆布羊毛大头鞋，身穿棉大衣，膝盖上放热水袋，“全副武装”地把自己包裹起来。1980年，李贞被定为大军区副职待遇，但她仍然住在这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见她家里空空荡荡，家具破旧，感到很心酸，提出让管理部门给换一换。李贞不肯，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直到1984年春天，在组织部门的劝说下，李贞才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住上了一套军职干部房。
1985年9月，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全部财产包括：4枚勋章；四把用了15年的旧藤椅；一只用了40年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对她的遗物做了安排：一根金条捐给她的家乡浏阳县，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这就是李贞，一个把爱全都献给了人民的李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