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华女杰(现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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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李贞 开国唯一女将军

一 童养媳投身革命

李贞(1908-1990)湖南省浏阳县人,有“开国女将军”之称。她6岁当童养媳,受尽各种苦难。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参加浏东游击队,是游击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1935年11月19日,已有身孕的李贞和爱人甘泗淇一起参加长征,贺龙曾称赞他们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长征途中李贞早产后,李贞夫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把伟大的母爱奉献给了这些孩子们。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08年1月26日,李贞出身于湖南浏阳县永和镇小板桥乡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是农民。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儿,乳名旦娃子。当她6岁时,家中已有6个孩子。父亲李光田,是个本分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地和捕鱼为生,收的粮食扣除租子所剩无几,捕鱼时多时少。父亲经常唉声叹气,母亲整天忍气吞声。

抚养6个孩子成为家里沉重的负担,父母决定把6岁的李贞送给一个姓古的医生家当童养媳。父母哄她说,古家没有女孩,很喜欢她,所以让她去给人家当“闺女”。

一天清早,母亲把李贞叫醒,给她换上一身新衣服。李贞第一次穿新衣,心里很高兴,但是,真要离开家,离开父母,李贞还是真的舍不得,家里再穷也是家里好。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幼小而懂事的她也只好为父母分忧。

古家是医生,日子并不富裕,只是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古家答应好好对待李贞,可当父亲一走,事情就全变了。李贞没想到的是,人家不缺闺女,已有3个女儿,个个比她大,其中一个说:“你还不知道吧,你是来给我弟弟当老婆的!”

李贞不知道当老婆是什么意思,但从对方的语气和神色判断,当老婆比不上当闺女。她哭着喊着要回家。但她又怎能抗拒得了命运呢?她只得在古家做起了童养媳。

童养媳就是从小被公婆领养,长大后做儿媳的女孩子,简单说就是将来给这家一个儿子做媳妇的,属于预备或后备的未来媳妇,属于社会底层的底层,与奴仆、下等用人无异。童养媳并不是白养着,在长大之前要为这个家里干活,而且,为了从小把未来的儿媳妇调理好,还得干脏活累活,要学会所有的家务活,挨打受骂是常事,因为谁也不会培养出一个“祖宗”。所以,6岁的李贞要干沉重的家务:打水洗衣、砍柴做饭、带孩子……苦累不说,挨打成了家常便饭:端水洒了要挨打;砍柴回来晚要挨打;背孩子摔了要挨打;顶嘴不服气要挨打。挨打的名目多了,总之都是她的不是……未婚夫比她大4岁,他也要显示“男子汉”的权威,找各种理由和机会,对她拳打脚踢,打得她鼻嘴出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古家真成了受气的小媳妇,李贞不知挨了多少次打骂。

对李贞来说,古家就是人间地狱。

李贞十四五岁时,已长成漂亮的姑娘。她个头不高,沉重苦难的屈辱生活,压得她不长个。压迫越深反抗越重,她胆子也越来越大。一次,她跟几个童养媳商量,逃离苦海,一起到城里做女工。古家人察觉了她的图谋。婆婆怕白养活她这些年,决定马上让她和儿子结婚。

1924年正月,李贞结了婚。但婚姻并没有使她脱离苦海。丈夫叫古天顺,还算是个好人,耿直忠厚,没什么坏心眼,就是脾气暴躁,急了就打人。由于十年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没有好印象,却有一种难以化解、挥之不去的敌意。她表面逆来顺受,心里对丈夫却爱不起来,可以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也不知道疼人爱人,没有甜言蜜语,还把妻子当作粗使丫鬟看待,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融洽。

李贞永远不会忘记,一次砍柴回来,遇上倾盆大雨,待她湿漉漉背柴回家时,遭到婆婆的一顿臭骂。因为,家里其他人也下地干活,回来全身湿透,没有干衣服换,婆婆责骂她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很委屈,自己也没闲着,她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婆婆见她敢顶嘴,气更大了。古天顺耍起威风,抄起一根棍子,劈头盖脸地暴打她一顿。

婆婆不讲理,丈夫也不懂事,她伤心透了。她感到无助和绝望,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死了,这样一了百了。突然,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家门,哭喊着直奔河塘而去,她要投塘自杀。邻居们怕出事,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看着这个可怜的媳妇,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60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命运也会时来运转。1926年的一天,姐姐告诉她:区里来了共产党,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有盼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李贞还不懂“革命”的含义,但她意识到“革命”就是穷人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压迫,能过上好日子。她当然希望革命了。

第二天,姐俩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李贞是个童养媳,知道她是个受苦受难的人,马上同意,并随手拿出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而出。她没有大名,18年都叫旦娃子。

接待的同志望着她说:“你也不姓旦啊?再想个名字吧。”旦娃子想着,自己姓李,再加个名。一个词突然闯进脑海:忠贞不渝。她知道,这个词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妇女协会就应该忠诚不变。她问道:“叫李贞怎么样?”

“好名字啊!”接待的同志高兴地说,于是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响亮的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20多年的战争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之列,走过了一位杰出女性的辉煌历程……

李贞参加妇女协会后,协会的大姐们对她很关心,教她识字学文化。李贞积极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总是走在前,抢在先。她跟随共产党员到处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协会和儿童团。当时党的许多秘密文件,都是她送出去的。在革命实践中,她的组织才能日益显现,她先后被选为浏阳县永和乡妇女协会委员长、区妇女协会委员。

1927年3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天晚上,在团防局当伙夫的叔祖父找到李贞,对她说:“快逃吧,他们的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妇女协会的王兴大姐给她三枚铜钱,让她赶快逃走。

李贞跑进娘家附近的深山里。一天深夜,她悄悄潜回婆家取东西。婆婆以为她要回家躲避,跪在地上求她:“旦娃子啊,求求你,你没做过好儿媳我不怪你,可现在你可千万别害了我们全家。”李贞知道婆婆怕牵连他们,扶起婆婆说:“你老放心,不会连累你们,我拿一点东西就走,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古天顺听了李贞的话,动了恻隐之心,他把几文私房钱硬塞给了她。李贞收下了,对他说:“天顺,我跟你这辈子是做不成夫妻了,以后有合适的,你另娶一个吧。”跟公公、婆婆道别后,李贞走进了浓浓的夜幕中。从此,她再也没有进过这个家门。

1928年,李贞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大街上到处张贴着通缉她的布告。古家也受到牵连,反动派逼古天顺交出妻子。古家又惊又怕,托人送礼,并请邻居作证,证明李贞早和古家断绝了关系。好不容易平息了此事。古家为了避免再有麻烦,正式给李家下了休书,从此一刀两断。

李贞终于摆脱了这段不幸婚姻,她完全自由了,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革命活动了,她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之中……

二 英勇的女游击队员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以后,党组织派王首道到浏阳开展工作。11月,浏东特委设在永和附近的金狮冲刘先怡家,王首道任特委书记。金狮冲三面是山,崖高壁陡,草深林密,可退可进。刘先怡的父亲,是个贫苦农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刘先怡是共产党员,对革命忠心耿耿。刘家地处偏僻,周围没有人家,便于开展党的活动。

王首道到了浏阳以后,得知永和区几名党员组织了临时支部,书记就是李贞。他安顿下来后,马上让联络员张启昌带着去见李贞。见面的情节在《王首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李贞同志当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尚未见过。一见面立即感到是一位机灵的姑娘,态度从容,举止大方,说话急促,看来真爽快。经过交谈,我了解到,她这个支部只有四个人,其他三个都是男同志。李贞说,大家选她这唯一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主要是认为女同志好活动,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我认为这是她客气,事实上我感到,李贞还是很有头脑,很有水平的。比如,她就准备了‘后路’。她的窗外就是山,有情况可以立即跑到山里去。她还专门推开窗子要我看,真是个好办法。就这样,李贞就成了永和区第一个地下支部书记。”

1928年春,为反对敌人的“清剿”,特委决定成立工农暴动委员会(简称“暴委会”),由张启龙任暴动委员会主任。

暴委会成立后,接着建立了浏东游击队,由刘少龄任队长,共10多人。说是游击队,只有刘少龄有支手枪,其他队员都没有枪。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搞到枪支弹药,这样才算得上是一支队伍。刘少龄为了搞到枪,常带人到永和团防局门口溜达。团防局是当时地主阶级反动武装机关,他想借机在团防局搞到枪,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不久,王首道和刘少龄、刘先洵等人商量如何夺取武装的问题,刘少龄主张打张家坊团防局,夺取武装。王首道反复做工作,才把这种冒险的行动说服。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向平江游击队借枪。平江方面很支持,同意把一些枪支借给他们。一天晚上,王首道、张启龙,刘少龄、刘先洵、颜纪初、李贞等同志到河边上去接枪。大家有了枪,高兴极了,准备马上去打团防局。李贞这时还不是游击队员,她被游击队员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要加入游击队,跟他们一起去打游击。队长刘少龄不同意,认为队里有女同志不方便。李贞不在乎这些,坚决要去加入,大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这样,李贞成了浏东游击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

当时的游击队,就是整天到处游,四处击,居无定所,打到哪里住到哪里,哪里需要哪安家。有时露宿在山上,有时露宿在老乡的屋檐下。而且是昼伏夜出,搅得敌人不安生。

起初,浏东游击队主要在永和、高坪、蒋埠江地区活动。小有战果,队伍逐渐壮大,枪支越来越多。敌人吃了败仗后,疯狂反扑,调集兵力围追堵截游击队。在上洪地区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寡不敌众,队长刘少龄不幸牺牲,党代表刘先洵惨遭杀害。

这时,平江游击队进入浏阳作战。为了加强力量,浏阳县委决定,将浏东、平江两支游击队合编,组成平浏游击队,由李石雄任队长。李石雄具有作战经验,军事素养较高,有指挥能力,后来带领平浏游击队打过很多胜仗。其中,袭击张家坊团防局的行动就很漂亮。

张家坊团防局气焰嚣张,到处搜刮民财,仗着人多枪多,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平浏游击队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张家坊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处于湘赣两省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平浏游击队决心拿下张家坊团防局,为民除害。

1928年初夏,游击队员头天下午分散行动,天黑前到大众岭汇集,这里距张家坊10多里。队伍集合后,次日拂晓赶赴张家坊,包围了团防局。游击队事先做好了周密安排,安排了内应,了解了敌人内部的情况。根据内应的情报,趁敌人还在梦中,游击队冲进去,当场处决了张禄康等4个坏蛋,缴获了8支步枪和数百发子弹,其他的敌人,纷纷逃跑。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随后,平浏游击队奉命开赴平江县,在芦洞地区打了几仗。后又杀了个回马枪,返回浏阳,在路过张家坊时,看到张家坊小学校里亮着几盏灯,他们知道,这里有几个老师很反动,曾杀过人,他们便冲了进去,这几个败类教师正在赌博,游击队便把他们当场处决了。

随后,游击队转攻江芦塅的李家大屋。这里的团总叫孔昭四,是地方一霸,疯狂地榨取民脂民膏,整天吃喝嫖赌。他的团防兵有十几条枪。强攻会吃亏,只能智取。游击队选派两人到李家大屋当团丁,里应外合,最后杀了反动团总孔昭四,游击队没开一枪,就缴获了十几条枪。游击队烧了李家大屋,打开粮仓,让群众把几十石谷子挑走了,为民除了一霸。平浏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发展,队伍壮大到近百人。

同年9月,游击队第三次攻打张家坊。事先游击队先派人侦察了敌情,发现敌人设防严了,进城的人都受到盘查。团防局的联防队为防止游击队偷袭,晚上睡在外边街道屋檐下,天亮了才回团防局洗脸吃饭。王首道、张启龙、李贞等人商量,决定化装进入张家坊,兵分两路:一批人化装成收秋的短工进去,把枪支和土炸弹藏在筐里,随时做内应;一批人化装成迎新娘娶亲的进去,枪支藏在花轿里。这天清早,张家坊来了一支迎亲队伍,敲锣打鼓,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激越的唢呐声响个不停,穿着长袍短褂的迎亲的,也有四五十人。一队人抬着花轿,打着彩旗,吹吹打打,大摇大摆向镇上走去。李贞扮新娘子,坐在花轿里。轿子到城门口时被拦住了。迎亲的人递过红包,守城的家伙立刻放行了。张家坊热闹起来,人们都跑上街看热闹。队伍来到团防局门口,先进去的游击队员大声喊道:“看新娘子啰!”团丁纷纷跑了出来,把小街堵得水泄不通。游击队员见多数团丁都出来了,马上从花轿里摸出枪支。队长李石雄朝天鸣枪,游击队员迅速冲进团防局,团丁们乱作一团。不多时,他们组织了反扑,游击队居高临下,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赤手空拳的团丁逃之夭夭。游击队员搜遍团防局,缴获了十几支枪,接着打开牢房,放出了被关押的人,将缴获的粮钱布匹,分给了贫苦百姓。这次战斗,李贞成功的扮演了“新娘子”,为第三次打开张家坊立了大功。

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并不是总是凯歌高奏。后来的一次战斗,浏东游击队伤亡惨重。为掩护伤员转移,李贞、王绍坤等人主动吸引敌人火力,将敌人引向狮子崖。到崖顶时,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去。敌人疯狂往崖上攻,李贞等人陷入绝境。

1985年,李贞对这次战斗回忆说:“我们寡不敌众,最后退到了狮子崖上。敌人大喊大叫,要捉活的,我们跟敌人短兵相接,拼杀起来,最后剩下四五个人了。眼看就要被敌人捉住时,我以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同志们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我眼睛一闭,抢先跳了下去。后面几个同志喊着口号,也跟着跳下山崖。跳下崖后,我也不知昏迷了多久,小腹部刀绞似的疼痛,一阵一阵的,怎么都挣扎不起来。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血染的草木丛中,不远处还躺着两个队员,已经牺牲了。我是被树枝架住了,当时没有摔死,可我怀着几个月的孩子,却在跳崖后流产了……”

1928年10月下旬,游击队编入红五军红二纵队,纵队长黄公略,党代表张启龙,李石雄任五大队队长。红二纵队仍在浏阳一带活动。

三 建功红军妇女团

1930年,是浏阳第二次革命的高潮时期。4月,成立了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了田;地方工农革命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6个赤卫师,在红六军的支援下,首次占领了浏阳县城。

这一年,李贞离开了游击队,转到浏阳县苏维埃妇女部工作。这时的妇女工作,主要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支援红军。白天,妇女们扶犁掌耙,晚上,就在灯下做军鞋、补军衣。打仗时,年轻的姑娘们参加救护。

8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浏阳不少妇女参军参战。这时,李贞代理游击总队的政委兼县苏维埃政府宣传大队队长。这个宣传大队有百余人,多数是青年妇女,主要配合红军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在墙壁上写标语,总是赶到队伍前面把标语写好,部队战士见了很受鼓舞。宣传大队除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外,在部队经过时,还说快板,搞化装演出,用歌声笑语鼓舞士气。宣传大队到长沙近郊时,战斗打响了,宣传队员就去抬担架,搞救护,有的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

这次攻打长沙并不顺利。由于军阀何键刚吃了红三军团的亏,他便在长沙城筑碉堡,挖战壕,拉电网,严防死守。久攻不下,红军只好撤离。

攻城未果,参战妇女却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和考验,大家的革命自豪感和责任感大大增强。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湖南各地的青年妇女,纷纷向中共湘赣省委提出请求:要求单独成立红军妇女团,直接参战杀敌。

中共湘赣省委经过研究,接受了妇女们的请求,于1931年冬正式成立了红军妇女独立团,共500余人,省军区任命了团、连、排干部,李贞任该团政治委员。

妇女团的战士们斗志很高,他们吃苦耐劳,在艰苦生活条件下,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但也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女同志第一次当兵,以前没离开过家,突然成为红军战士了,一时适应不了,闹出了不少笑话。部队的纪律对她们似乎没用,白天站岗时,站一会儿就蹲下来,还互相捉虱子,警戒自然放松了。晚上放哨,一个人不敢去,非得几个人同去,为了壮胆,还大声说话。宿营时,横七竖八地乱躺,有人还到别的营地去睡。她们不愿背子弹带,觉得不好看,出勤时,往枪膛里装上几颗子弹,口袋里装几颗子弹就走了……根本不像一支队伍,更像是散兵游勇。

这种情况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独立团开展了军事政治训练,教导军事基本动作和基本常识,向这些女兵讲清革命道理,讲明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经过训练,自由散漫的状况改变了,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红军妇女独立团成立后,与红军主力部队一起参加了多次战斗,打了多次胜仗。但大的战斗只参加过两次,一次是阳城阻击战,一次是永新与莲花之间的战斗。

阳城阻击战发生在1932年春,参加战斗的只有红军妇女独立团和青年连。李贞带领一个妇女连,担任堵击安福方面敌人进攻永新苏区的任务。红军女战士个个勇敢沉着,坚守着阵地,阻击敌人。但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团长郭勇投敌叛变了,敌人从他的口里得知,阻击他们的不是主力红军,而是红军妇女独立团,并知道了红军的布防情况。于是,敌人火速调集兵力,妄想吃掉妇女独立团。

在这危急时刻,红军学校干部连前来增援。妇女独立团减轻了压力,立即调整部署,由红军学校干部连接替青年连阵地,迎击敌人;青年连接替妇女团阵地,妇女团一部分留在青年连阵地上,一部分作预备队。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红军全力应战,一次次击退敌人,一直坚持到第四天。敌人伤亡惨重,狼狈撤退。

阳城阻击战,妇女团3人负伤,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受到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表扬。

终因生理上的原因,妇女单独作战有许多困难。为此,省委决定将妇女独立团转为地方武装,改为担任保卫机关、维持治安、看守犯人等任务了。

红军妇女独立团从创建到改编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在红军建设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李贞在妇女独立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1932年经组织批准,李贞和时任湘赣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喜结连理。婚后不久,张启龙被打成了“改组派”“AB团分子”。李贞痛苦万分,她坚信张启龙是革命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革命无比忠诚,勇于献身。为了拆散这对夫妻,保卫局事先准备好一份“离婚申请书”,逼张启龙签字。为了不牵连李贞,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悲痛欲绝,痛哭一场。她找到保卫局申诉,不同意离婚,但遭到拒绝。一对恩爱夫妻在痛苦中分离了……

后来,另一位男子进入了李贞的生活,他们相依为命30年,这个人就是她的终身伴侣甘泗淇。

甘泗淇曾用名姜风威、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人,1903年12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学成回国,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后调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到任后得知,原拟调李贞担任此职,李贞认为自己文化不高,要求调整,后改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这时还不认识李贞,但对她的谦虚谨慎的品德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精神很钦佩。后来,他们在工作中有了接触和了解,共同的革命目标把两颗心连得越来越紧。后来,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牵线,李贞同意与甘泗淇结婚。在长征即将开始时,由贺龙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借了一间民房,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中,李贞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部长,她既要和别人一样行军打仗,还要做党团和干部工作、负责收容伤病员,统计伤亡人数。晚上宿营时,李贞还给小战士缝补衣服。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但大家依然是保持坚定、团结、乐观的精神状态。后来,红军缴获了一批骡马,给李贞也配备了一匹马。为了照顾小战士,李贞和丈夫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她把自己的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小红军居住。有位女战士病了,李贞把一件好的衣服送给她,自己穿一件单薄的旧衣。

长征出发时,李贞已有身孕,但坚持行军。由于过度劳累和饥寒,李贞病倒了,但她仍跟着部队一道行进。后来病情严重了,大家把她捆在马背上继续行军。后来,李贞高烧不止,被诊断为伤寒病,由于红军缺医少药,甘泗淇便把自己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李贞的高烧才退。

红军过草地时,李贞怀孕已7个多月了。在这段最艰苦的征途中,李贞早产了。这时,红军战士靠吃树皮、草根为生,甚至吃掉了战马。虽然大家对这个小生命百般呵护,但还没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失去孩子,李贞非常伤心,她的身体愈发虚弱,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时,李贞夫妇不经常在一起。甘泗淇尽量过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便扶着她走,走不动就背着她走。战友们怕把两人全拖垮,就做了副担架抬着李贞。当李贞清醒时,浑身疲弱无力,但她坚持不坐担架。无奈之下,贺龙下命令,让甘泗淇跟随担架同行,以便护理照应李贞。甘泗淇为了减轻战友们的负担,抢着抬担架。

抵达甘肃哈达铺后,部队就地休整,李贞服了几剂中药,病情略有好转。此后,她不肯坐担架了,就骑马前行。部队北过渭河时,为了保障李贞的安全,战士们把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按中央军委电令,由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一天傍晚,李贞见女护士马忆湘独自落泪,询问后得知,马忆湘在过河时跌倒了,这时一个浪头打来,把她的粮袋子冲走了。李贞便抓了一把自己的青稞炒面给她,并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甘泗淇。甘泗淇召集政治部成员,号召每人拿出一把炒面,帮助马忆湘渡过难关。在甘泗淇、李贞的带动下,大家你一把,我一把,凑了三四斤粮食。马忆湘得救了,跟随大部队走出了茫茫草地。

红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贺龙在一次总结会上,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五 把爱全献给人民

长征途中早产后,李贞再没有怀过孕,李贞夫妇终身未育,这也是他们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把伟大的母爱奉献给了这些孩子们。

陈小妹的父亲陈希云,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副部长,1957年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让他安心治病,放心家里的事,老战友们会照顾好的。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到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十几年和李贞吃住在一起。小时候陈小妹体弱多病,后来患了心膜炎,李贞悉心照顾,为她治病买药,精心调剂她的饮食,陈小妹生活得很幸福。

朱早观(1903-1955),湖南省凤凰县人,苗族,1938年3月入党。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参谋长和军政委员会委员,协助王震指挥南下征战,为在湖南、江西、广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6年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1955年病逝后,李贞夫妇承担了抚养他的女儿朱一普的责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为她买牛奶,给以“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孩子们相聚在李贞家,吃饭要两三桌。李贞常带他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孩子要吃要穿,处处都离不开钱。再加上招待亲朋好友的花费,李贞家在经济上很紧张,但她不计较这些,看到客人高兴、孩子们快乐成长,她心里很高兴。

李贞抚养的孩子虽多,但从不居功自傲,不以权谋私,要求他们以后在就业、调动、晋升等方面靠自己努力。她从不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他们开“绿灯”。她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无一例外。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贞见战友们个个儿女成群,其乐融融,而自己不能再生育,总觉得对不起丈夫。她曾对丈夫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个妻子,给你生个孩子吧。”甘泗淇一听就火了,他掷地有声地说:“我要的是爱人!”

李贞无语了,她为丈夫这句话所感动。“我要的是爱人!”一句朴实无华的话,没有甜言蜜语,却表达了一位军人的忠贞,表达了丈夫对她的浓浓爱意!她的眼眶湿润了,从此,不再提起这个话题。他们一直相爱到永远。

李贞对别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很吝啬,在别人看来是到了“抠”的地步。她的衬衣、外套、被子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穿了十几年,60年代的青布衣服穿到80年代,补了又补,染了又染。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到李贞家拜年,给她200元钱生活补助费。她坚决不收,并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1975年后,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四合院里。房子破旧,卫生间漏水,几家合用一个锅炉,冬天屋内温度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家,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她的“办法”就是脚穿帆布羊毛大头鞋,身穿棉大衣,膝盖上放热水袋,“全副武装”地把自己包裹起来。1980年,李贞被定为大军区副职待遇,但她仍然住在这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见她家里空空荡荡,家具破旧,感到很心酸,提出让管理部门给换一换。李贞不肯,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直到1984年春天,在组织部门的劝说下,李贞才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住上了一套军职干部房。

1985年9月,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全部财产包括:4枚勋章;四把用了15年的旧藤椅;一只用了40年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对她的遗物做了安排:一根金条捐给她的家乡浏阳县,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这就是李贞,一个把爱全都献给了人民的李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