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秉志，追求科学民主
雷洁琼（1905-2011），女，广东台山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广州女师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1924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同年受聘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一二·九”运动中，她是燕大女教师中唯一参加游行的人。抗战期间赴江西参加妇女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6月23日，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南京和平请愿团，在下关惨案中被打成重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等职。
1905年，雷洁琼出身于广州一个富裕的家庭。19世纪40年代，她的祖父雷嵩学曾以契约工身份去美国的金矿打工，多年后合同到期，他将多年积累的资金转作小生意，后在美国开了商店，逐渐富裕起来，在美国站住了脚。她的父亲雷子昌从美国返回祖国，中过晚清举人，成为见过世面而又眼界开阔的文化人，深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思想比较开明。她的父母一结婚，父亲就让母亲放足，不再裹小脚，并请人给她教书识字学文化。父亲没有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男女都能成才干大事，他对几个女儿的教育很开通，鼓励她们要学会独立自强，他建议女儿们选择自由职业，如当医生、律师等，不受别人的约束，自己养活自己，这样可在社会上立足。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雷洁琼自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对她产生很大影响。该书是一部三幕话剧，描写俄罗斯虚无英雄为革命和自由牺牲个人幸福，暗杀总督的悲壮故事，塑造了英勇的俄罗斯革命志士，他们为了伟大的事业，忍痛割舍亲情和爱情。该书对当时中国青年的影响很大，使他们看到，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人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故事，也反映了时代对救国女豪杰、女英雄的期待和向往。所以，雷洁琼说书中勇敢的女革命家对她影响很大。
雷洁琼在家馆读了一年书，1913年，考入了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在当时，女孩子上学读书还是新鲜事。那时，她父亲是律师兼任报社编辑。父亲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常向乡亲们宣讲当局贩卖劳工的罪行，诉说他在海外所经历的痛苦遭遇，告诫乡亲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再去海外做劳工。父亲还让雷洁琼帮他做宣传工作。一天，父亲把一篇宣读文稿交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到江门的船上去向人们背诵这篇稿，她说愿意。于是，她把稿背了几遍后，自己来到船上，在人群中高声背诵：“叔叔、伯伯，你们不要到海外去做劳工，不要受欺骗……”她那真挚质朴的感情，打动了一些劳工的心，他们发自内心地为她鼓掌。
女师是一所开明的学校，教师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留学生。学校办学理念先进，学风开明，思想进步，除开设一般文化课外，还提倡学生们参加体育运动，这与一般的学校区别很大。雷洁琼在学校里很快活，她打篮球、骑自行车，成为校园里的活跃分子。在广州街头，她像男孩子一样，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父亲的朋友看不惯，给她告了状：“一个女孩子，这样招摇过市，像什么样子？”父亲并没有责怪她，他喜欢女儿风风火火的样子。在这所学校的熏陶下，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她的心中萌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4岁的雷洁琼投身斗争的洪流中。她是广州女师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带领同学们走上广州街头，她拿起演讲稿，高呼“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等口号，痛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救国救民，这对北京的爱国学生是有力的声援。雷洁琼的行为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三从四德”的观念在母亲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她认为，女子抛头露面是大逆不道、丢人现眼的丑事。雷洁琼和母亲摆事实、讲道理，最后竟然把母亲说服了。
数十年后，雷洁琼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我心中，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受人欺负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
雷洁琼在广州女师读完一年预科后，转入广州圣希理达教会学校学英语，她最向往的是去北平学习。父亲却不同意，而她对父亲建议的职业选择也不同意。她提出到海外留学的要求，父亲表示全力支持，而母亲却提出不同意见：先送女儿去留学，而不送儿子去，会受到社会舆论批评，要去就兄妹俩一块去。母亲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社会的看法就是这样。雷洁琼又去说服哥哥，哥哥答应一起去留学。
1924年，雷洁琼抱着科学救国之志，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她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选择将来可以自由职业的美术、医学和法律专业，而是选择了“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之路。她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化工。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发现化学专业不适合她，不喜欢关在实验室里搞化学实验。她认为这种实验救不了国，离救国目标太远。于是，她又到斯坦福大学，选修了远东问题的课程。1927年，她又去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对这种在专业上跳来跳去，后来她曾做过解释：中国贫弱，社会弊病太多，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之良方，探索救国救民之途径。这说明，选择社会学是由她的人生价值观决定的，她的社会学思想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之上的。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她刻苦钻研社会学。她着重研究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因受东西方文化影响，人格成长变化特点的课题。她广泛搜集研究资料，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获得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还获得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1931年秋季，雷洁琼学成归国，受聘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前，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多为外籍人士，几乎没有中国人担任此课。回国两周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丧，同胞被杀，民族危亡到了紧急关头。她与郑振铎、顾颉刚等教授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组织抗日募捐等活动，支援前线抗日。
1935年后，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爱国心的驱使，她的心不能平静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使她浑身热血沸腾。她走出校门，和学生一起游行抗议。燕大女教师中她是唯一参加游行的。
12月16日，北平各大学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反对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雷洁琼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同样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燕大女教师。
1936年冬，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了洪格尔图、百灵庙等地，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抗日热情。毛泽东给傅作义写了亲笔信，称赞其统帅部队“捍卫边疆……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绥远抗战胜利后，燕大师生深受鼓舞，他们组团赴绥远慰问，雷洁琼任慰问团团长。她向抗日将士们发表了讲话，表示燕大师生誓做前方将士的坚强后盾。
后来，雷洁琼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加入学生队伍，走上街头，后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文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使我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感到抗日救国有了领导力量，从这里我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得到了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使我十分钦佩。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马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那时候起，我对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日主张，逐渐增强了认识。我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正是这样的经历，雷洁琼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与中共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革命道路。
二 在江西开展妇女工作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1936年，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宋美龄任指导长。同年夏季，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到燕京大学，与家政学系主任陈意、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商讨江西妇女工作问题。雷洁琼提议，以南昌市为妇女工作中心，实验开展文化、卫生、生产、儿童福利及家事教育等方面工作，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各县农村开展妇女工作。熊式辉邀请陈意、雷洁琼和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芷（熊希龄之女）到南昌参观。7月，她们三人到达庐山与熊式辉讨论扩大改组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问题。
1937年底，雷洁琼应江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南昌参与妇女工作，受聘为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顾问，兼任南昌市伤兵管理处慰劳课课长。雷洁琼到任后，及时成立了伤病员的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她还发动南昌一些教师参加对伤病员宣传慰问活动，她经常到病房与伤病员谈心。自1938年初至1939年春，雷洁琼率领妇女慰问伤病员达数千人次。
这期间，雷洁琼和妇女生活改进会指导员熊芷等在江西开展抗战救亡的募捐运动。1938年3月8日，南昌市抗战救亡及妇女团体联合举行“三八”节纪念大会。雷洁琼主持大会并讲话，在讲话中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方针政策，号召各界妇女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随后，雷洁琼和各团体负责人率领参加大会的妇女800余人冒雨游行，一路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
1938年4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江西分会在南昌成立，雷洁琼等17人当选为常务理事，雷洁琼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在九江沦陷前，她几次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与省民政厅厅长一起前往德安县接送难民及难童到南昌。12月，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策划了长沙大火，市民伤亡惨重。雷洁琼代表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参加慰问团，到长沙慰问灾民。大火和敌机轰炸留下后的悲惨景象，让她触目惊心，增强了她抗日救国的决心。
中共江西省委成立后，一直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江西省委先后派遣了一批女干部参加妇女生活改进会工作。高景芝和徐凯是妇女生活改进会驻贵溪县办事处干部。她们深入农村，发动妇女大众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元旦，她们在县城举行庆祝元旦晚会，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演出结束后，国民党特务突然冲入后台，将尚未卸装的高景芝、徐凯逮捕。雷洁琼得知消息后，她和熊芷迅速到熊式辉寓所，向熊谈到高、徐被逮捕的情况。熊式辉假装不知道，便让秘书给贵溪县长打个电话。秘书报告说：贵溪县政府说高景芝、徐凯没有被捕，只是要她们留在县政府，不要到外面活动。
雷洁琼气愤地对熊式辉说：“她们两人被拘留在县政府，不能外出，失去自由，这不是被捕么？高景芝是北平清华大学毕业生，我过去在北平就认识她，我很了解她，北平沦陷后，她为了参加抗战救亡，历经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到南昌，她是一个淳朴的爱国青年。徐凯是本省爱国青年，她们工作积极，是我们的好干部。希望你下令给贵溪县，恢复她们的自由。”
熊式辉无奈，只好下令释放这两个爱国青年。
在南昌期间，雷洁琼参与了培训妇女干部的工作。1938年6月，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成立，在青年服务团中招考900人到讲习院受训，雷洁琼等为训导教师。她在妇女干训班讲授“妇女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她系统阐述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意义，结合抗战形势，提出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落后的标志。要求学员在基层工作中支持协助妇女工作。
雷洁琼为开拓江西妇运的宣传阵地做了大量工作。在她的主持下，妇女生活改进会先后出刊了《江西妇女》《江西月刊》《农村妇女》及《江西妇女组训丛书》等书刊。《江西妇女》周刊由她亲自审稿，面向全省妇女，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各阶层妇女参与抗战救亡工作。她在《江西妇女》发表了多篇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反映妇女群众的呼声，为妇女解放呼吁呐喊。她主持编辑出版了《农村妇女抗战》丛书，包括《抗战常识》《卫生常识》《防空救护常识》《怎样领导妇女队》《抗战戏剧选》《抗战歌曲选》及《民族英雄故事》7种，向妇女群众宣传政治常识及科学常识，以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雷洁琼还深入江西广大农村，足迹遍布19个县妇女指导处和5个临战区、游击区妇女组训工作队，为宣传和动员妇女抗战付出了辛勤努力，对抗日救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与中共和谈，一方面准备内战。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政府的价值和意义，不要助纣为虐，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蒋介石对马叙伦等人的信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合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同年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召开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张伯、蒉延芳、陈立复、陈震中等代表共13人，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马叙伦任团长。
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欢送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旅程，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请愿团代表刚下车，有3个所谓“苏北流亡青年”挤到代表身边，问他们此行的目的，要他们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请愿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目的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一群早已准备好的“难民”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把代表们包围起来。两旁的军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被强行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拉进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几名代表的衣服被扯破，雷洁琼的提包、手表及眼镜被抢走。
到晚上11点多，代表们被围困5个多小时后，候车室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一个“难民”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大批“难民”蜂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向代表身上飞来。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马叙伦还是被打了。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进办公室里，才免于继续挨打。阎宝航全身多处受伤，其中面部受伤最严重；雷洁琼的胸部被暴徒踢伤，口喷鲜血，眼睛被玻璃扎破；马叙伦头部、胸部被打伤；学生代表陈震中当场被殴打昏迷。采访的记者们也遭到殴打；《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被殴打吐血，腰部、胸部及头部被打伤；《大公报》办事处主任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也遭到殴打。中国民主同盟派来迎接请愿团的叶笃义被打成重伤。在这次事件中，和平请愿代表、记者及欢迎人员中的受伤者共计12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事件发生时，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经过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发出紧急呼吁，再由这些人士向陈诚、俞大维等人提出交涉，至6月23日晚24时，政府才派宪兵来到下关站，行凶的特务及“苏北难民”们已经离去。受伤的和平请愿团代表及记者们被一辆大卡车送至南京警备司令部，但代表们拒绝下车。在场的外国记者抗议政府此举，大卡车才开往南京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到医院慰问了受伤代表。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等人也都连夜赶往医院探望受伤的代表们。上海市的各界人士纷纷赴医院慰问受伤者。第二天，邓颖超来到医院看望受伤人员，她亲自为雷洁琼脱去血衣，换上带来的一套新衣服。后来，雷洁琼的那件浸透鲜血的衣服，一直收藏在身边。她说：我衣服上的脚印血迹，将永远保存。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起跳动。
当时，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向马叙伦等人发来了慰问电，称“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雷洁琼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深了，更坚定了她跟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6月25日清早，蒋介石听取了联络秘书汇报：该事件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指挥，派特务及国民党党员假扮为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起进行的。此外，蒋介石得知上海又有30多位学生代表准备赶赴南京声援，南京市的国民党当局又准备故伎重演。蒋介石把叶秀峰痛骂一顿，称“党部人员之无知，做事徒增政府困难”，令他“痛心极矣”。
“下关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雷洁琼重返燕园。1946年9月，雷洁琼重新执教燕大讲坛。
四 多党合作谱新篇
在雷洁琼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使她终身难忘。
1939年3月下旬，在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等人撤退到吉安。4月中旬，周恩来到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雷洁琼得知后，希望有机会前去拜见。恰巧有一青年来找她，约她一起去拜访周恩来，这真是喜从天降。他们来到招待所，受到周恩来热情的接待。周恩来平易近人，谦虚和蔼，令人肃然起敬。雷洁琼顿时顾虑全消，陈述自己对抗战形势的困惑。周恩来以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政策，详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雷洁琼听了，茅塞顿开，看清了抗战的前途，知道了共产党才是真正坚持全民抗战路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她真正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在于人民，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持久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吉安办事处回访雷洁琼，并看望了抗敌后援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家深受感动。
在江西抗日救亡运动期间，雷洁琼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的交往，逐渐接受共产党抗日的政治主张，逐步靠拢共产党，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1945年12月30日，雷洁琼及丈夫严景耀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共26人，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成立。其宗旨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立即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随后发生了下关惨案。1947年底，国民党加剧实行白色恐怖，迫使民进转入地下，主要领导人转到香港继续斗争。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表示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4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已从香港到达哈尔滨，他写信邀请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会议。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严景耀、费孝通和张东荪从北平出发去华北解放区，8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他们到了石家庄。第二天，他们乘车从石家庄到平山县西柏坡，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饭后，雷洁琼一行人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们围着书桌而坐，亲切交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在座，谈话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一直到深夜。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范围很广，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认为召开新政协恰逢其时，希望各民主党派着手做好准备。他还详细询问知识分子的情况和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近况，并谈到解放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他们展示了新中国建设的远景。周恩来也鼓励他们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多做工作。
离开西柏坡后，雷洁琼一行人又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统战部领导介绍政协会议相关情况。此前，中央统战部已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内容包括新政协的参加人员，开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应讨论事项等。中共中央在10月间已将这个草案分别转达给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等人，征询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协商，于11月底达成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决议。决定新政协的筹备会由各党派、各团体和无党派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人士，起草新政协的各种文件。筹备会地点原定在哈尔滨，后改在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2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典礼，雷洁琼夫妇、胡愈之夫妇、田汉夫妇等几位朋友站在正阳门城楼上观看，在群众的欢呼和掌声中，解放军队列通过前门城楼。雷洁琼无比激动……
北平终于解放了！
5月28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单独接见并宴请民进领导人，讨论有关筹备新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在朝党、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外交、土改等重大政策问题。这些使雷洁琼及民进领导人深受教益。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雷洁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洁琼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和诤友。她为新中国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创立发展、为民进的成长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的民主党派要进步和发展，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渝地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五“我只是一名教师”
雷洁琼虽然有很多很高的官职，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但她最热衷的职业还是教育，她说：“说到底我只是一名教师。”
旧中国，雷洁琼担任过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她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1966年，“文革”爆发，她与丈夫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她被周恩来亲自点名回京，安排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她已经67岁。
雷洁琼非常重视教育，从1954年起，她就写下大量关于教育工作的文章，如《参加全国文教会议工作的几点体会》《尊重教师就是尊重未来》等。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她很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的文章。她说，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依靠教师的培养。所以，她总是说，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一定要想办法让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尊重教师就是关心未来。她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北大后，她一直致力于恢复社会学系的工作。1979年，她在《有关社会学的几点意见》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第一个呼声。1985年，国家教委于广州召开全国高校系统社会学专业发展工作会议，雷洁琼在会上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已6年，但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真正恢复，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必将出现对社会工作的新需求，呼吁教育部门有前瞻性地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这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1987年9月，社会学界在北京马甸召开会议，主要论证创办中国社会工作学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雷洁琼在会上呼吁我国应尽快创办社会工作学院。很快，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得到恢复与重建。1988年，在雷洁琼等人的争取下，北京大学被国家教委批准为组建和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进入了新阶段。至今，我国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学校已有252所，设立社会工作硕士点的学校58所。她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还要抽出时间带研究生，开创了市长带研究生的先例。
作为民进中央的领导人，雷洁琼历来主张民进要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出力。在民进中央1989年教师节座谈会上，雷洁琼倡议为发展教育筹集资金。在她的倡导下，民进中央每年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利用暑假举办尊师重教培训班，提高教师的素质。
雷洁琼认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靠改革。以前，大学很多，功能很细。现在，大学间实行合并，可以集中力量发展高等教育，认为这是教育改革的好事。在办学体制上，雷洁琼主张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特殊教育。她呼吁社会应多关心智障孩子，使他们学有一技之长，将来足以谋生，自食其力。她关心贫困家庭孩子的上学问题，曾亲自来到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看望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亲笔题写了“宏志班”，勉励孩子们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雷洁琼到耄耋之年，仍热心教育事业。她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的制定。多次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到各地检查教育法落实情况。北京、深圳、珠海、沈阳、济南等地，都留有她的足迹。她认为应按我国法律和财经纪律严肃查处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
在7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雷沽琼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振兴中华，教育为本。对于教育，她的血总是热的，心总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