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持正义，营救政治犯
史良（1900-1985），别名存初，出身于江苏省常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五四运动时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1931年后开始做律师。她多次营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救助难童的工作。1946年较场口事件后，史良代表受害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向国民党当局提起诉讼。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历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史良，1915年考入常州女子师范；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大学期间曾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得放弃法律专业，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在这里，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史良的顶头上司叫刘伯龙，是一个飞扬跋扈，善于钻营取巧的人。史良工作热情，思想进步，痛恨不良权势，看不起上司的为人，有时当面顶撞他，他感到没面子。开始刘伯龙顾忌史良的才能，不敢对她怎么样。当他看到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伺机向共产党和革命者举起屠刀的时候，借机以思想问题的罪名把史良投入监狱。这是史良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两个月后，因证据不足，经蔡元培保释出狱。这次事件，让她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反动官僚的丑恶，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斗争的艰苦，她出狱后，从天真的梦中惊醒了。
1931年后，她开始做律师，在法政大学老师董康所设立的事务所工作。在此后近20年的律师生涯中，她看到了旧社会黑暗势力的猖獗，看清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统治的真面目，同时，也被很多革命者为了正义事业宁死不屈、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所感染。后来，她成为上海律师公会的执行委员，加入了“革命人道互济总会”，这是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她任该会的律师，办理过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邓中夏、任白戈、方知达等多起案件。
1933年5月初的一天清晨，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史良的家门，说是来自法租界巡捕房，他交给史良一封用草纸折成的信，信里包着两块银圆。信中说，他名叫施义，因冤枉被捕入狱，现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请史良律师速来法租界巡捕房见面，并请她将两块银圆交给送信的人。
史良把两块银圆交给送信的人后，马上赶到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去见施义。她找到了施义，见他面目清癯、彬彬有礼。施义真诚地对她说，自己担负着重要工作，不幸在法租界被捕，请史良设法营救他。施义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对史良十分信任，诚恳相托。史良意识到，当时上海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租界活动，她便有了自己的判断。她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施义回答说：“没有，只是因为走错了房门才被捕的。”史良说：“我接受你的委托，做你的辩护律师，但是你在法庭传讯时什么也不要承认，希望你一定要做到。”
史良深感此案的重大，担心自己经验不足而有负施义的重托。从法巡捕房出来，便直接找老师董康商量。董康认为，施义的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外国人办案比较注重证据，当事人既然没落下把柄，即使有重大嫌疑，也必须将嫌疑人释放。他提出，此案要在租界内审理，出了租界，事情会比较麻烦。史良听了老师的分析，豁然开朗，此案只要在租界内审理，就有成功的把握。
从董康那儿出来，史良直奔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找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顾守熙，对他说，施义是冤枉的，毫无证据，无论如何不能引渡到华界去，否则，按当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个”的做法，施义就要被彻底冤枉了。她请顾守熙多加关照，顾守熙爽快地答应了。
当天，施义案就开庭了，史良出庭辩护。施义在法庭上从容镇静，没有承认任何问题，只说是走错了房门才被捕的，自己是冤枉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人却说，此案与另一个案件有关系，那个案件发生在华界，要求将施义的案件引渡到华界去审理。史良反驳说，施义案发生在租界，公安局没有法院出拘票就捕人，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而请求引渡更无法律规定。法庭的3名法官宣布退庭评议。评议后重新开庭，宣布了施义不准引渡的判决，只判施义52天徒刑，并可以交保释放。这个判决对于施义和史良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但没想到，几天后，蒋介石亲自下了手谕，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把施义引渡到南京去了。9月23日，蒋介石下令杀害施义，他倒在雨花台下，年仅39岁。临刑前，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后来，史良从宋庆龄那里得知，施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同志，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此事更增加了史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激励她勇敢地去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做辩护律师。
除邓中夏案外，史良先后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辩护的案件有：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陈卓坤案、艾芜案、吴仲超案等等。为了便于及时和地下党保持联系，地下党的方忠同志就在她的律师事务所做帮办。在国民党残酷统治的黑暗年代，她敢于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辩护，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和胆略。
二“七君子事件”
日本侵略中国，全国人民纷纷起来抗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人联袂发起救国运动。1935年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宣言申明该会性质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联合代表，与宋庆龄、沈钧儒等40多人被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随后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被选为常务委员，成为“全救会”领袖之一。
“全救会”在上海屡次掀起抗日救国浪潮，激发了上海各阶层的爱国热情。他们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外，一致御敌。“全救会”的主张与活动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和仇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责“全救会”是个“反动的东西”。一个由蓝衣社分子组成的，名叫上海特区最高会议的组织，秘密做出三条决议：要用暗杀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收买救国会内的动摇分子；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集会行动。随即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闯入沈钧儒、史良、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陶行知家里捕人，这次除陶行知因已出国赴欧未拘获外，其余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等7人均被逮捕。
当晚，史良被解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在那里关了半夜，吃了点苦头。她被搜了身，巡捕房担心她寻短见，把裤腰带也收走了。史良觉得可笑，自己无罪被捕，怎么会畏罪自杀呢？她看到巡捕搜查邹韬奋时，把他的领带、吊袜带、吊裤带、皮鞋带都给取下了，连手表、眼镜也被取下。史良对监视她的那个中国职员争辩说，邹先生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不要这样搜查，眼镜应该让他留用，结果没有达到目的。白天，史良又被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在待审室里见到邹韬奋，对他说，幸而自己穿的是西裤，否则不免有伤风化了。
当天下午，高三分院提审了史良。她大胆承认自己是全救会的执行委员，在国是问题上主张全国各党派和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亡。她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没有“危害民国”。张志让和唐豪两位具有正义感的进步律师出庭为她辩护。审讯中，警方拿不出证据，高三分院刑庭庭长吴廷琪当庭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允准交付律师张志让、唐豪保出。沈钧儒等6人也均于同日获释。
不料，从狱中出来几小时后，上海市公安局又称已拿获的共产党员供认史良、沈钧儒等有共产党嫌疑，致函高三分院和高二分院，要求立即将他们拘捕归案。于是，高三和高二分院开出拘票，传他们7人到庭。史良因与高三分院的院长和书记官等都比较熟悉，高三分院书记官孙瑛提前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史良，史良立即通知沈钧儒、沙千里等人，让他们赶快躲避，自己逃到丈夫陆殿栋的一亲戚家避难。沈钧儒等6人或因逃避不及而被捕，或自动投案。12月4日，沈钧儒等6人被移解吴县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史良知道此时投案，等于送死，还会牵累其他6人。
史良逃匿后，国民党当局悬赏5万元通缉她。为了嘲弄反动派，一次史良还在一张悬赏通缉她的招贴下面拍照留念。一个月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出了释放包括爱国领袖沈钧儒等人在内的一切政治犯的主张。12月29日，江苏高等法院派出法警前往史良的寓所等处搜捕，史良便于次日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史良化装成一个进香的贵妇人，身着黑色裘皮大衣，携带行李，坐着一辆小汽车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当日下午，法院检察官翁赞年对史良侦讯了两小时后，随即收押。因羁押沈钧儒等6人的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无女室，便将史良押禁于司前街女看守所。沈钧儒、史良等7位爱国领袖被捕入狱，成为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
史良入狱后，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进步一定会战胜反动，抗日救国的洪流锐不可当，前途是光明的。沈钧儒等6人关在一起，天天见面，有事共同商量，6人思想和行动上能够统一。史良独居囚室，孤军奋战，但她始终和“六君子”在言行上保持一致，使国民党当局无隙可乘。沙千里后来曾评价说：“她在苏州羁押期间，坚持斗争，孤军奋战，很有气节，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的赞扬。”
“七君子”坚持救国无罪的正义立场，威武不屈，利诱不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国人民也予以巨大声援营救，特别是西安事变中，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就有释放救国会领袖这一项。“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更是全力营救“七君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开释。1937年7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裁定，将沈钧儒、史良等7人交保释放，次日出狱。“七君子”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全社会的普遍崇敬。
三 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解放
史良出狱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领袖，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她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组织妇女参加劳军、战地救护、抗战募捐和救助难童等工作。
抗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战区无数儿童流离失所。中共长江局由邓颖超负责筹组战时儿童保育会，史良为邓颖超特邀筹备代表之一。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史良任该会的设计委员会主任。
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保育会救助保护了3万多名难童。这些难童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了艺术家、工程师、教授，有的成了建设新中国的骨干。这是抗日战争中我国妇女界为抢救人才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史良为此付出了辛劳。
保育会的成立和活动，为建立全国妇女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38年5月20日至25日，宋庆龄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地的妇女界领袖和代表举行座谈会，会议决定将“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妇女救亡运动的统一机构。史良被选任为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联络、组织和动员妇女工作。
史良认为，妇女最需要做的是救护战争中受伤的将士和民众。为此，她主持联络委员会开办了“妇女救护训练班”和“武汉妇女流动救护训练队”。在武汉保卫战中，史良和妇女救护队一起，救护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抢救被炸伤的百姓。
1938年12月，史良在《妇女生活》上发表《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一文，阐述她对妇女参加抗战的意见。认为，当前的妇女动员不能忽略了大众的妇女、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这些人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她认为动员妇女可采用三个办法：一是吸收妇女到各级政府机构；二是组织联络妇女团体；三是注重干部的培养提拔。她提出要培养提拔妇女干部，让她们“做妇女总动员的发动机。”此外，史良多次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消除速胜思想，坚持抗战到底。
史良参与领导了慰问前方将士的献金竞赛和征募寒衣运动。在献金竞赛中，妇女献金140万元；在征募寒衣运动中，筹集棉衣50万件，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
从1935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妇女界救国会，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史良为争取民族解放，特别是组织发动妇女抗战，做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卓越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四 抗战胜利后的反蒋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国民党一面签字停战，一面却下达了“剿匪”密令，向各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指示，立刻在全国范围发动反对内战的斗争。此时，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1945年11月26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疯狂镇压学生，造成60多人死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事件发生后，中共南方局动员民盟组织支援斗争。在李公朴、陶行知和史良的领导下，联合其他进步团体，发动签名等活动，筹备举行公祭大会。当时，国民党为制止各种抗议集会，几乎控制所有会场，史良便以大律师名义，以代某当事人办“丧事”名义租下了重庆长安寺。12月9日，在长安寺举行了“陪都各界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三天的公祭有几万人参加。它团结了各界进步团体，动员和教育了人民，为政治协商会议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影响。
为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在中共的推动下，由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1946年2月10日上午，“协进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史良和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史良提前赶到会场，接待与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当参加大会的群众陆续进入会场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乘隙而入。沈钧儒登上主席台准备宣布大会开始时，一个彪形大汉带着几名打手，冲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等上前劝阻，遭到暴徒毒打。顿时台上台下，暴徒大打出手，会场一片大乱。周恩来闻讯赶到会场，安排将受伤的同志送往医院抢救。周恩来在会场上找到史良，把她拉进自己的车里，吩咐司机直奔重庆市民医院。
一路上，史良愤慨不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暴行。周恩来宽慰她说：“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医院探望了受伤的同志，史良回到家里后，得知抓获了两个凶手，他们说出了三个背后指使人的名字，以及制造这起血案的一些情况。果然是反动派的蓄谋。她奋笔疾书，写就了一份起诉书，揭露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并亲自递交给重庆地方法院的院长。
开庭审理这起血案时，史良代表受害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提起诉讼，义正词严地驳斥凶手的谰言，针锋相对地揭露审判官袒护凶手的行为。在人证物证等事实面前，法庭判处三个暴徒几年徒刑，对幕后指使者却不予追究。史良对这种判决不满。事后，她对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她说：“我们从来不对他们的法庭有什么幻想，我们起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惩办那几个暴徒。我们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揭露他们，利用敌人的法庭，达到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的目的，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周恩来的精辟见解，使史良明白了很多深刻的道理。后来她在《自述》中写道：“这件事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政治斗争和法庭斗争之间的关系，对敌斗争和教育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战斗和通向胜利的斗争道路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的教诲则对她以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残暴成性的国民党特务肆无忌惮，到处逮捕、暗杀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著名民主爱国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激起了极大公愤。史良等人在重庆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追悼会。会上史良慷慨陈词：“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史良的话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是震天动地的复仇口号声。此后，史良又应邀出席了上海各界李、闻追悼大会，她在大会发言中，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五 对人民司法工作的杰出贡献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史良来到北平，投入了新政协筹备工作中。9月21日，新政协开幕，史良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和张澜、沈钧儒等参加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史良为司法部部长及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民主与法制创建和奠基时期，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史良深感责任重大。为了把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国家，首要任务就是要制定保护人民大众的法律、法令，建立新中国司法制度，开创新中国的人民司法工作。
为创建人民司法工作，在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1949-1959），史良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卓越成绩。在建立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推动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在史良的主持下，司法部草拟了京、津、沪三市律师制度试行办法，先在这三市试办，吸取经验后，再逐步推行。她提出，我们的律师是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律师，在其全部活动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严格遵守法律。新中国律师作为法庭与人民间的桥梁，与旧律师有原则上的不同。她强调，律师的任务是给公民、机关、企业、团体以法律上的帮助；从积极方面预防犯罪、减少纠纷，以巩固国家的革命法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向人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公民懂得法律之后，就会遵守法律，就可以少违法甚至不违法，这样就可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纠纷的目的。史良对律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每省、市要建立律师协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全国要配备144万律师，每个县要有一个法律顾问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全国要配备244万名律师。在史良的主持下，新中国的律师事业快速发展。
二是创建新中国的公证制度。史良指出，公证工作是一项可以减少诉讼、有益于人民的制度。在她的倡议下，新中国有了第一批公证员，并首先在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开展公证工作。史良认为，公证工作应以保护国家经济建设，保护国家财产和保护人们正当权益，端正公私关系，借以发展生产，减少和预防纠纷为主要目的。新中国公证工作的任务，应该是集中力量办理国家机关、部队、国管企业、合作社与私营工商业间订立契约（如加工、订货、运输、修建、贷款等）行为，通过公证得到法律的保证。在史良领导和主持下，新中国的公证事业蓬勃发展。到1956年，全国已有155个市及400多个县开展了公证工作。公证工作有效地保护了公共财产；保护了国家机关、企业、团体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护了公民身份、财产上的权利与合法利益。
三是建立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史良认为新中国司法制度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史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例如，被告人应该享有辩护权；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法院独立审判等等。史良强调，被告人进行辩护，既充分行使了民主权利，也可以避免审判人员偏听偏信，从而达到正确、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史良主张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另一项极其重要的民主原则，是吸引广大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史良强调，审判公开进行，是人民对法院在执行审判职权时的监督，以保证审判能够合法与正确，并且使人民群众了解法院的权力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进行守法教育、培养社会道德的效果。
此外，史良还在改革整顿司法机关，实行司法改革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她对中国的人民司法工作的杰出贡献，是新中国民主与法制史上闪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