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解放新女性，投身“五四”洪流中
邓颖超（1904-1992），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南宁，童年和少年时期随母亲辗转南北各地谋生。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天津各界爱国人士，支援上海的“五卅”斗争。同年8月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参加长征，战胜病魔和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抗战时期做了大量妇女解放和救助难童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职。邓颖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
邓颖超的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她出生后父亲坚决要把她送人，母亲杨振德以死力争，拿出菜刀，对丈夫说：“你要把女儿送人，你就先把我杀掉！”父亲没想到妻子这么坚决舍不得孩子，只好作罢，从此不再提此事。
当时，邓颖超的父亲在广西当镇台，掌一镇之军政，因为得罪了上司，获刑3年，被发配到新疆。母亲变卖家中的财物，换了些钱交给父亲，以备需要。就在父亲3年刑满的时候，突然暴病而亡。为了生计，母亲带着邓颖超从南宁来到广东，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把女儿看成掌上明珠，历尽千辛万苦，决心要把女儿培养成人。
母亲有点文化，识文断字，还有一些中医方面的知识。母亲带着邓颖超颠簸于各个城市，从广东去上海，从上海又到天津。每到一地，母亲以行医为生，有时还做其他可以挣钱的活儿。在天津时，六七岁的邓颖超被放在育婴堂里。母亲一边给编织厂编织毛巾，一边到一个戒烟所里当职员。这样拼命，一个月挣30元工钱。当然，为了在一个城市落住脚，还要花钱打点当地的地痞流氓，母女俩的生存非常艰难。
1913年初，邓颖超随母亲来到北平，母亲到了社会党领导人陈翼龙创办的北京平民学校教书。平民学校不收学费，任教也没有工资，只解决了母女俩住的问题。邓颖超在这里读三年级。平民学校开明进步，老师讲解的都是世界大同一类的问题，邓颖超在这里受到革命的启蒙。半年后，陈翼龙惨遭袁世凯的杀害，学校被迫关闭。这件事对邓颖超触动很大。
母女俩又回到天津。为了供女儿读书，母亲开始做家庭教师，她每周要轮流到四户人家授课辅导，奔波于各家之间，但所得收入却很少。每到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就让邓颖超学点技术，边读书边干点活，母亲花30块钱给她买了一个织毛巾机器，她温习完功课就织毛巾，赚点学费和书本费。母亲教育她要自食其力。
13岁时，邓颖超进入天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初级班学习。这时她开始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出路了。她懂得了女孩要独立生活和获得自由，就必须自食其力。在学校里，性格开朗的邓颖超，擅长辩论，成为女师中一名活跃分子。她和同学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女师学生乐群会，举办各种活动，阅读进步书报，讨论时局，讨论男女平等和民主自由等社会问题。同时，她刻苦学习地理、历史等文化课程。
1919年的五四运动，激发了一大批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满怀爱国报国理想的学生成为革命与运动的先锋队。邓颖超积极投身革命，她联合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志同道合的学生，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随着运动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出现高潮。邓颖超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人。当时，“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等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
邓颖超带领讲演队到各处讲演，每次听众很多，讲演者慷慨激昂，呼吁拯救国难，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听众深受感动。演讲团还深入家庭，到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家中，挨家宣传救国。有的人家热情接待这些热血青年；有的则表现冷淡，拒之千里。但她们不灰心，有时冒着大雨仍然到处宣传。
天津学生还进行文字宣传，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周恩来主编的《学生联合会报》，三日一期，每期销到两万份以上。女界爱国同志会出版了周刊，报道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情况，还有社论、政论文章及文艺作品等，鼓舞群众反压迫的斗争。
1919年双十节，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南开举行市民大会。而邓颖超所在的女师在前一日就阻止学生参加大会，校方扬言将以武力解散。以邓颖超为首的爱国学生毫不动摇，加紧进行准备。她们把做大小旗帜的芦苇秆儿换成了长长的竹竿。10日集会时果然被警察包围。为了突破重围，邓颖超等掀掉警察的帽子，趁他们弯腰拾帽时往前冲。同时，周恩来坐在汽车里散发传单。他们冲破封锁，形成万余人的铁流，直至警察厅，找警察厅长杨以德质问，杨避而不见。青年学生要求爱国和集会自由，要求惩办警察厅长。示威持续到次日黎明，大家风餐露宿，斗志高昂。最后调解者出面，学生才解散回校。这次斗争中邓颖超的勇敢表现，赢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赏，夸她干得好，不愧是一个巾帼英豪！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邓颖超在北平师大附小任教，成为在这所学校任教的首位女教师。由于是主要教师，她的任务很重，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6点，为了挣更多的钱解决家庭经济问题，同时积攒供自己继续上学的费用，她夜间还到一所会计学校学习。后来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她放弃了教学工作，但还是从一所商业学校毕了业，回到了天津。这时，她便和共产党的一些朋友开始在天津开展女权运动，为了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
二 革命激情火热心，共同目标紧相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毅然回国，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不久，他又被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推选为主持人。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合并。
1919年9月16日下午，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两个青年学生组织的领导骨干举行了会议，成立了觉悟社，它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周恩来、邓颖超及马骏、谌志笃、郭隆真、刘清扬等20人参加会议。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大家讨论了团体的宗旨和任务，决定办《觉悟》刊物。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高举起了“革心”“革新”两面旗帜，“革心”就是对主观世界的改造，“革新”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刊物以“自觉”和“自决”为主旨，体现了中国先进青年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革命青年努力提高觉悟的进取精神。
觉悟社的社员最初只有20人，为体现男女平等，男女社员各10人。觉悟社不设会长等职衔，实行委员制。为安全起见，社员的姓名不对外公开，用抽签的办法，以号码的谐音取个别名，作为通信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取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则称“伍豪”。社员经常召开讨论会，研究世界新思潮，分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任务和策略。
1919年12月10日，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织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新学联），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暴徒的暴行。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一个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毒打，激起公愤。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非但不惩办奸商和凶手，反而毒打学生，悍然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20名各界代表。随后查封了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搜捕爱国运动的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的骨干分子转移到法租界。1月26日至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觉悟社秘密会议，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出面领导。1月29日下午，周恩来、郭隆真等率领数千名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群众推举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为代表，进公署见省长曹锐，曹锐拒绝接见，还悍然逮捕了周恩来等24名代表。
周恩来等24人被捕入狱后，分别关在鸟笼似的棚子里。敌人为消磨他们的斗志，拖着不审，关着不放，限制彼此往来。周恩来在狱中设法联系战友，统一口径，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1日，周恩来与难友商定，限警厅三日内开庭公审，否则，三天后集体绝食。消息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
设法营救被捕代表的邓颖超闻讯后，立即发动同学自愿签名组织24人，备好公文，背着行李，来到警察厅。邓颖超义正词严地对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说：“警厅非法捕人，长期监禁，既不宣布罪状，又不送到法院审判，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我们的代表因为爱国，被你们抓起来了。代表是我们大家推选出来的，不能只让他们在监狱里受苦，我们要求入狱来替换他们。快把他们放了，把我们关起来吧！”
杨以德没见过自请入狱这种事情，他也怕把事情闹大，答应向省长转达开庭审讯的要求。4月7日，被捕代表（其中有病和未成年的三人已提前释放）移交到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放松对被捕代表的管制。
邓颖超等继续开展营救活动，广造舆论，向当局施压，同时请著名律师刘崇佑为被捕代表进行辩护。7月6日至8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等人所谓的“妨碍安全及骚扰案”。周恩来等列举一系列事实，深刻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罪恶行径，严正声明：爱国无罪，救国有理。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反驳当局强加给爱国群众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天津各界爱国力量的全力救援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经过法院审讯手续，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17日将马千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代表全部释放出狱。
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在审判厅欢迎被释代表，并以天津市民的名义，为被释代表戴上了铸有“为国牺牲”字样的银质纪念章和红绸花。邓颖超非常激动，满含热泪，与众人簇拥着周恩来等21位代表走出审判厅，在厅前合影留念。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周恩来是一名勇士，是先进青年中杰出的领导人物。邓颖超则是青年中的优秀代表。共同的战斗洗礼，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邓颖超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热情、勇敢和坚强，在生活中表现出淳朴、端庄、待人以诚，都给年轻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而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大无畏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邓颖超。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心，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而紧紧连在一起。
三 患难与共战友谊，鸿雁传书伴侣情
1920年11月7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启航。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踏上征程，他们要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结束了学校生活，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受聘到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他们虽然相隔万里，但从未间断书信联系。1921年夏，周恩来在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时，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马千里转交。马千里是位粗心人，十几封信竟积压在他的抽屉里。后来周恩来另投别处，才与邓颖超联系上。此后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友情日渐加深。
邓颖超把她们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消息，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定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周恩来把他和蔡和森、赵世炎等在法国的情况写信告诉邓颖超和觉悟社成员，把他们出版的刊物《少年》《赤光》寄给邓颖超等国内社友。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体会，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等一系列文章，使国内社友很受启发。
1922年底，周恩来曾趁李维汉回国之便，给在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我已决定献身革命，希望选择像你这样一个能够一辈子从事革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姑娘，作为我的终身伴侣。”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对恋爱婚姻问题也进行了思考，1923年5月，她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交流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几年来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使周恩来和邓颖超把爱情关系确定下来。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回国。7月2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委任即将奉命回国的周恩来、刘伯庄为代表，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团中央的各种会议。7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等人从法国乘船回国。周恩来带来了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对他的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9月，周恩来到达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11月就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准备东征后，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后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等职。
当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3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她曾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参与国民会议解决国是运动，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在“五卅”运动中，邓颖超发起组织了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组织各界爱国人士，支援上海的“五卅”斗争。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已确定恋爱关系，但周恩来归国后将近一年，两人却没见上一面。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了中共的四大返回北京的途中，受周恩来的委托，转道天津去看望邓颖超，并带去一封信。高君宇成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红娘”。
1925年夏，邓颖超奉调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当时，何香凝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与她真诚合作，发动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斗争。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结成终身革命伴侣。是年，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他俩结婚没有正式登记，没有结婚仪式，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婚姻誓言：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四 革命意志坚如钢，跟着走完长征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革命转入低潮。邓颖超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捕，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年5月，她根据组织的决定，从广州奔赴上海，同年冬，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10月，带病参加长征。
1934年l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
这时的邓颖超身患肺病，发着低烧，痰中带血，浑身无力，只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抬着行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中，只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廖似光、贺子珍、李伯钊等30位同志。长征途中，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的干部，组成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患病的邓颖超，怀孕的贺子珍、廖似光都编在休养连里。连长侯政是位青年干部，指导员李坚真是位女干部，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后来，为了加强休养连党的组织领导，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批准，邓颖超任休养连党总支委员，并担任妇女班班长。妇女班共有24人，其中有李坚真、贺子珍、金维英、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妇女班的任务一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红军；二是进行社会调查，访贫问苦；三是照顾和管理民夫队伍。身患重病的邓颖超勇敢地当了“班长”。
队伍从江西出发，路途艰难可想而知，时而跋涉在崇山峻岭中，时而在大雨滂沱时穿行，时而在泥泞滑溜的小路上行进。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敌机在头上狂轰滥炸，队伍只得在夜间行军。
一天晚上，邓颖超的担架掉队了。队伍走远了，远处不时传来枪声，邓颖超和两个担架员和一个警卫员在黑夜中摸索前进。
警卫员和担架员为邓颖超的安全担心，有些惊慌了。邓颖超镇定地对他们说：“沉住气，别惊慌，队伍走得不远，咱们能赶得上，无论如何要坚决追上咱们的队伍。”
担架员和警卫员顿时鼓足了勇气，不觉加快了脚步，他们终于赶到宿营地。董必武手提小马灯，正在村口等候他们。见到她们平安到达，董老悬着的心落地了。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步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红军指挥权转移到毛泽东、周恩来手中。邓颖超非常高兴，她也与周恩来有了短暂的几天相聚。
在红军攻克遵义欢庆胜利的大会上，邓颖超前去讲演。她的讲话使很多国民党军俘虏深感震动，被俘士兵纷纷站出来揭露国民党等的罪恶，当场要求参加红军。
在娄山关战役中红军五师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受了重伤，必须截肢才能保住生命。他怕被留下寄养在百姓家中，坚决不肯截肢。战士们把他从娄山关抬到遵义城。抵遵义时，他的伤势已严重到危及生命。医生认为，左下肢粉碎性骨折，又大出血，如不截肢，伤势恶化，后果不堪设想。邓颖超及时赶来，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手术要做，不寄养，保证把他抬到目的地，保留他的警卫员和马夫。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老钟呀，你怎么想不开呢？丢了一条腿，保留下宝贵的生命才能革命到底呀。你放心吧，截肢后你留在休养连，咱们一定可以胜利到达目的地！”钟赤兵终于同意手术了。他强忍着做完不打麻药的截肢手术，被抬上担架，和邓颖超一起随军出发。
1935年3月的一个黄昏，干部休养连正通过贵州盘县的五里牌，就要到山顶了，休养连经过一天的跋涉，人困马乏。连长侯政命令大家就地休息。忽然，一阵嗡嗡声从山背后传来。邓颖超抬头一看，发现一架敌机已从山缝里钻出来，擦着树梢飞行。邓颖超一面大喊：同志们！快隐蔽！一面赶紧伏在树林里。休养员们赶紧戴上伪装的树枝圈，隐蔽在路坎下、梯田沟里。但为时已晚，敌机机枪朝休养员猛烈扫射，随后又扔了三颗炸弹！
这次遭袭，休养连损失惨重，10多位同志伤亡！邓颖超、董必武等忙着协助医生抢救包扎伤员，指挥战士掩埋好烈士遗体。钟赤兵这次没受伤，但他的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牺牲了。邓颖超走到他跟前，安慰他别着急，并把自己的一名担架员让给他。钟赤兵非常感动……
马匹被炸死不少，一些雇来的担架员吓跑了。休养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艰难地向前挪动。当毛泽东、周恩来听到休养连遭到轰炸，损失严重，连忙派人带着担架和马匹来接他们到宿营地。毛泽东、周恩来赶到休养连看望大家。邓颖超对周恩来说：“这次损失太大了。都怪我麻痹大意，不该同意休息一下啊！”
1935年5月，红军冲破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阻截，向赤水河挺进。一天，休养连行进到贵州花苗田。这时，中央干部团已走到前面，而后面的军委警卫营没有跟上，休养连与前后都断档了。天刚亮，下着细雨，休养连的队伍又拉得很长。在通过一个山冈时，突然与一个营的敌军相遇。敌人斜插过来，将休养连从中间冲断，前边过去的是轻伤病员，后面的是一些重伤员。枪声一响，没经过战斗的民夫慌了，有的丢掉担架跑掉了。马夫牵着马拼命乱跑，情况十分危急。连长侯政让指导员李坚真带领伤员先走，他来断后。这时，邓颖超从担架上跳下来，大声命令道：“不管谁的警卫员都留下来交连长统一指挥，集中起来阻击敌人！”她先把自己的警卫员交给连长指挥。于是，30多名首长的警卫员都集合到连长侯政面前，在他的指挥下，顽强地阻击敌人。邓颖超和李坚真组织伤病员，向大山沟转移，安全脱离战场。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休养连有些顶不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委警卫营闻讯赶来，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休养连才安全脱险。事后，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等谈起这次经历，都称赞邓颖超危急时刻顾全大局。
长征途中的艰险还有很多很多……
邓颖超以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长征路上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缠身的病魔，1935年10月，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央红军30位女战士，奇迹般全部安全到达陕北。后来，邓颖超曾谦虚地说：“我虽然是长征过来的，可是不能算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她认为自己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她是靠党、靠红军、靠同志、靠集体“跟”过来的。其实，她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女英雄！
五 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全民抗战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抗战时期，她以中共南方局妇委领导人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合法身份，积极为国统区妇女争取合法权益与自身解放而奔波。
邓颖超积极开展劳动妇女文化普及工作。她认为，要使广大妇女摆脱愚昧和落后，首先要对妇女进行文化和教育的启蒙。她积极主张政府和社会，重视妇女的文化扫盲教育。一是在妇女大众中开办识字班，向妇女灌输政治文化知识，启发其提高觉悟。二是设立妇女夜校、妇女业余学校。在识字班的基础上，普及一些战时常识、生产技术和文化卫生知识，以提高妇女的觉悟，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这些意见和主张，被新运妇指会所采纳。中共南方局妇委要求各级政府、妇女组织和驻军，支持帮助她们开办妇女夜校和识字班，组织妇女儿童参加学习；邓颖超还经常到城镇和农村了解妇女学习文化情况，帮助她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邓颖超积极为妇女争取平等就业权。抗战开始后，妇女就业人数相对增加，她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传统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后方许多男职工失业，一些人认为女职工抢了他们的饭碗，要求裁减女职工。1940年，国统区掀起了抵制女职工的狂潮，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局都做出限制女工的规定，许多工厂、商店等也拒绝使用女职员。一批迂腐文人撰文，声称女子的首要任务是做“贤妻良母”，主张女职工回到家里去。邓颖超对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针对“妇女回家”论，她利用一切机会，予以驳斥。她发表文章批驳“妇女回家”论。她指出“妇女回家”论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脱离了现实的民族空前危难，脱离了中国人民疾苦的生活”，它“抹杀了妇女思想上的解放，抹杀了妇女开始冲破封建的锁链，很英勇地走上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
作为女参政员，邓颖超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积极领导国统区妇女进行争取工作权的斗争。她明确提出要“对压迫女性的思想，对取消妇女职业的谬论，对束缚妇女的设施，对奴役妇女的企图以及对妇女的片面责难等等进行斗争。”她联合其他女参政员，向参政会提出《不得禁用女职员》的提案，请政府明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解雇女职员。这一提案获得通过，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交通部取消了限制录用女职员的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也将歧视女职员的条款删去。
邓颖超积极争取改善妇女生存福利条件。抗战时期，妇女积极参加生产，为打败日寇做出了贡献，妇女工作权利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是，妇女生存福利条件却被社会普遍忽视。在城市，许多女性因结婚、生育而失业，即使不失业，她们的生育也得不到社会的补偿。在农村，普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现象，严重损害了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邓颖超积极为改善妇女的生存福利条件奔走呼号。针对传统封建陋习，她提出：政府应“颁布战时妇女最低限度生活保障法令，保护产妇和婴儿，禁止体罚、打骂妇女；禁止伤害女婴生命，取消一切对妇女的封建束缚和缠足束胸等肉体摧残……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缩短劳动女工的工作时间，增加劳动报酬”。针对城市女工因结婚、生育遭歧视的问题，她提出：产前产后休假两月，工资照发；适当增加工资，不要滥罚工资与借故开除女工；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疾病和经期给假、给工钱、给医药费等等。针对抗日军人家属和遗属的生活困难，她指出，要按照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的规定，帮助她们解决具体实际问题。
邓颖超积极为妇女争取参政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动员全中国人民起来抗日，使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民主权利有了可能。邓颖超作为女参政员之一，注意团结其他女参政员，通过女参政员们的影响，带动全国妇女民主运动的开展。她认为，妇女参政是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她号召“组织中国妇女大众到民主政治运动中来，以保证运动的健全”和“迅速地向前发展”。尽管参政会不是健全的民意机构，但可通过它对政府工作提出咨询和批评。因此，她提出，要吸收“妇女来参加民主政治运动，参加各级参政会的工作”，主张在各省、县参议会中，妇女必须占参政员人数的5%~10%。在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积极推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她指导改组、扩充“新妇运指会”，使之成为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统战组织。以她为书记的南方局妇委，具体领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发动组织广大妇女，推进各界妇女的大团结。她与国统区知名进步妇女建立密切联系，团结争取国统区所有赞成抗日、热心妇女工作的中间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工作的开展；组织开展征募支前运动，解决战时经费；组织反汪精卫签名运动，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举办训练班，培养抗日妇女干部。邓颖超对推动国统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六 呕心沥血救难童，慈母情怀爱少儿
抗战时期，无数家庭被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儿童沦为孤儿。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掳掠难童，施以奴化教育，为他们充当战争炮灰。日军甚至迫使中国儿童给受伤的日军输血，使其成为日军“活的血库”。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妇女工作的邓颖超想方设法抢救这些难童。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和李德全、沈钧儒、郭沫若、蔡元培等召开了有183人参加的发起人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委员会。3月10日，在汉口圣罗易女子中学，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700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保育会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下设1个处和6个委员会为日常办事机构，邓颖超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在她的努力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在委员会领导人中占多数。几个月后，广东、江西、安徽、浙江、广西、贵州、湖南、四川、陕甘宁、香港和南洋群岛等地分别成立了保育会分会。4月4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词：“保育儿童是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难童，尤其要以坚毅精神，培育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这也是中共对儿童保育工作的方针。
保育会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助。邓颖超等带头捐款，并承担了特定儿童的生活费。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向保育会捐款捐物。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南洋侨胞和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捐助，成为保育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邓颖超为抢救难童工作呕心沥血，她领导“武汉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保育院，收容了几千名难童。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等人带领10多名教师，奔赴郑州、开封、徐州和台儿庄前线，抢救出了几百名难童。当武汉战火迫近时，邓颖超组织抢救出几千名难童，分批送往四川等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各地建立了53个分会，共抢救出3万名难童。后来，保育院中的很多难童成为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她更加关怀少年儿童，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宪法草案时，邓颖超对宪法第三章有关儿童的条款发表了重要意见。她说，宪法草案上明确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要贯彻这项规定，必须树立爱护儿童的社会道德和良好风尚，提倡尊重儿童，爱护儿童，采取适合于儿童的教育方法……要警惕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沾染儿童。我们要教育培养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同时，还必须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增加保护儿童的各项措施。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崇文区煤厂一对工人夫妇相继去世，他们的5个孩子成了孤儿，最大的15岁，小的3岁。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他们很大帮助。邓颖超以慈母般的爱心关怀这5个孤儿。1964年8月17日，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组织驻华使节的子女和中国儿童的联谊活动，这5个孩子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和驻华使节的孩子一起联欢，一起唱歌、跳舞，互相赠送纪念品。临别时，她嘱咐5个孩子：“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要使自己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学习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她发自肺腑的话语，滋润了5个孤儿的心田，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孤儿不孤。
1981年5月20日，在首都少年儿童工作者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上，邓颖超提出要加强对儿童的心理、儿童的疾病的研究，对儿童的教育要讲究科学。1982年5月25日，邓颖超对儿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宣传全党全社会都来重视和关心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二是儿童少年工作者要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三是在党的领导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既要各尽其责，又要密切合作；四是儿童少年工作者要向全社会宣传儿童少年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宣传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84年7月25日，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上致辞。她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她希望少年儿童要树立创造的志向；要培养创造的才干；要开展创造性的活动。
1987年儿童节前夕，邓颖超给全国少先队员写了一封信，她要求少年儿童要有着为人民的利益不怕吃亏、不怕牺牲的精神；处处关心集体，培养集体主义思想；热爱人民、尊敬人民、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学习人民的优良品德。1989年儿童节前夕，邓颖超给全国少先队员的信，表达了一位老革命家对未来一代的殷切期望：“我历来关心着全中国的孩子，我盼望着你们在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下，健康地成长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90年儿童节前夕，邓颖超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写了一封信，希望孩子们学习英雄少年****。“学习做21世纪的新主人。”同年10月12日，她在中南海接见全国十佳少先队员时说：“国家的未来靠你们去创造、去开拓！”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一个老革命家、老妈妈对全国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与关爱。
1992年3月，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建校80周年时，邓颖超写信致贺，这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封长信。对这所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无限怀念，对学校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她特别强调指出：“我认为办好一所学校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不是关键，关键在人，在学校领导班子和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样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真正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合格和优秀的人才，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与未来。邓颖超一生重视和关怀少年儿童工作。她以慈母的情怀，热爱、关心、培养、教育了中国几代少年儿童，对我国的儿童工作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