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华女杰(现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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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蔡畅 妇女解放的旗帜

一 小老师的苦涩年华

蔡畅(1900-1990),原名咸熙,湖南湘乡人。曾是周南女校的才女,与向警予、陶毅并称“周南三杰”。1919年与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1923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后在湖北、江西、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和妇女工作,参加过红军长征,被誉为长征途中的“圣徒”。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有“巾帼领袖”之称。

蔡畅,1900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永丰镇。蔡畅的父亲蔡容峰游手好闲,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很快被他折腾干净,家境日渐衰落。后来,他在江南制造局谋差,染上了官场恶习,一味搜刮民财。母亲葛兰英思想开明,心胸豁达,知书明理,既有端庄典雅之风,又有侠肝义胆之气,在对丈夫彻底失望后,她带着儿女离家,靠自己把子女抚养成人。

她知道,孩子将来要有出息,必须上学读书。1913年,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女子教育,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思潮。这时,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兰英听到消息后,决定率领子女去上学。于是她卖掉自己的一部分嫁妆,凑足了学费,带着蔡畅和她大姐蔡庆熙、三哥蔡和森到湘乡县城去读书。

当母亲在报到处写下新改的名字“葛健豪”时,女校的教师感到不可思议,学校不招收“老大妈”,不让她报名。蔡家母子上学心切,孩子们气愤地说:“上县政府告他们去!”于是,蔡和森写了呈文,送到长沙县署。县太爷还很开明,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个字,并责令“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破格录取。这样蔡畅的大姐进了缝纫班,母亲同三哥读高小班,蔡畅进了初小班。这件事成了当时长沙城一大奇闻。

1913年,蔡家母子在学校苦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有限,到年底快花光了,母亲带着他们又回到永丰镇。

葛健豪看到家乡的女子多数都没文化,她便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镇上办一所女子学堂,招收女子入学。她的想法得到子女们的赞同。蔡庆熙说她可以教缝纫课,蔡咸熙说她可以教音乐、体操课。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想办法,葛健豪的信心更足了,马上着手筹办学堂之事。

很快,在永丰镇上的观音阁门口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永丰镇热闹起来,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女孩子、大姑娘纷纷报名入学,永丰镇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3岁的蔡咸熙在学校里,既是学生又是兼课老师。她和同学们一起上语文、算术等文化课,到音乐、体育课时,她变成了“老师”,上音乐课时,个子很矮的蔡咸熙只能站在凳子上才能看见后排的同学。她认真备课,耐心地教大家唱歌,同学们学会了一首又一首,她教大家边歌边舞。同学们感到轻松愉快,大家从心里佩服她多才多艺。

上体育课是蔡咸熙的长项,她教同学列队、跑步、做体操,给学生示范跳绳、跳高、跳远的动作要领。由于蔡咸熙六七岁时没裹两天脚,所以她保住了一双天足,她跑跳自如,示范动作自然优美。而那些裹了脚的女生在体育课上就受罪了,跑不动,跳不起,蹦不远,走起路来都是一瘸一瘸的,她们后悔裹了脚。于是不少学生不裹脚了,永丰镇又出现了一股放脚的新风。

后来,湘乡县立第二女校停办了,蔡咸熙快乐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当蔡咸熙长成一个秀气的大姑娘后,父亲蔡容峰由于经济窘迫,便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有几天,父亲兴冲冲地走进走出,和几个陌生人谈了又谈,陌生人的眼神让蔡咸熙发毛。原来,他是想把蔡咸熙卖给一个财主家当童养媳。蔡咸熙听见父母的争吵声:

“他家给我们500块银圆的聘礼呢!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啊,你好好想想吧!”父亲怕到手的钱飞了,500块银圆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不用想,不能为了钱而卖自己的女儿!”母亲气愤地说,她坚决不同意为钱而卖女儿做童养媳。

蔡咸熙听明白了,她感到很愤怒,为了钱把自己的亲骨肉卖了,她怒气冲冲地对父亲说:“我的事,我自己做主,谁说了也不算,你说的人家,我就是不去!”

父亲大怒,眼看着白花花的500块大洋没有了,失去理智的父亲拿起菜刀就要砍向母女俩。她对父亲太失望了,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说不定哪天父亲会绑起她送到财主家里,为了钱他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1915年初,蔡咸熙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带着简单的行李,瞒着父亲逃出了这个伤心的家,到长沙投奔哥哥蔡和森,她发誓永远不进这个家门了。

二 周南女校的才女

蔡咸熙抗婚逃到长沙不久,赶上周南女校招生,她报考了音乐体育专修科。在报名表格上填写了新名字“蔡畅”。此刻,与封建习俗斗争胜利后她心情舒畅,也渴望今后生活道路通达顺畅,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了。正是这个名字和她以后所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她和向警予、陶毅成为“周南三杰”。她们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妇女领袖。是周南女校璀璨的三颗星。

周南女校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的。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明,认为女子沉沦于黑暗之中,只有教育才能拨开云雾,见到光明。于是,他冲破清廷禁办女校的限制,毁家兴学,献出泰安里房屋,卖掉宁乡的田产,捐银近12万元,开办了“周氏家塾”。1907年,清廷女校禁令放松,1910年,他创办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设置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学堂附设小学和幼稚园,招收学生400余名。校名取《诗经》语“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之义。周南女校“开湖南女界之先河”。朱剑凡自任校长,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在该校任教,徐特立、张唯一、周以栗、陈章甫等都曾是周南的教员。朱剑凡为周南制定的校训是培养学生的“三心”:自治心——学生养成节制自己言行的习惯,干净整洁;公共心——培养学生的博爱仁恕的品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进取心——学生养成勤勉耐劳的品质,对学习、对事业兢兢业业,勤奋刻苦。朱剑凡主张学生自治、自立、自强,倡导学生思想、言论、信仰自由,支持学生参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运动。周南形成了独特的优良校风,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如向警予、蔡畅、丁玲、劳君展、曹孟君等。向警予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丁玲成为著名作家;劳君展成为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曹孟君成为中国妇女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15年2月,蔡畅进入周南女校。她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条件,大量阅览各种书刊,开阔眼界。当校长得知她是逃婚出来求学后,对她刮目相看,决定免收她的学费和伙食费。校长的举动使蔡畅绝处逢生,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她决心更加勤奋刻苦学习,来报答校长的厚爱。

蔡畅在学校结识了向警予、陶毅、劳启荣等进步学生,她们一起谈论时事、探讨人生和理想。她还参加学校召开的“反对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大会,第一次听到爱国主义的演讲,第一次走上街头宣传演讲。通过反帝反袁斗争实践,她对“革命”有了认识,对学校提倡的妇女解放、培养人才以振兴中华的办校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认识到国家民族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她向往着能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此后,她大量阅读进步书刊。不久,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下,她也成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开始关注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同情。她从追求知识转向追求真理,为她后来从事的革命事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蔡畅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她不敢奢望继续深造,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她再读书了。

就在蔡畅走投无路的时候,校长再次向她伸出了救助之手,让她留校任教,担任附小的体育教员,每月8块钱薪金,她喜出望外,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畅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不久,得知毛泽东、蔡和森要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蔡畅无比振奋,为了探求改造社会和解放妇女之路,使“女界同时进化”,她也希望出国留学。她与向警予、陶毅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在朱校长的支持下,学校开设了法文班,为志愿赴法的学生补习法文。为解决女子出国的旅费问题,她们呼吁当局给予支持。经过蔡畅、向警予、陶毅等人的努力,湖南省省长批示湘阴、浏阳、长沙、湘乡的四个知县,给6名女学生发放路费或津贴补助。消息见报,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9年12月25日,蔡畅、向警予、葛健豪等6名湖南女生,同蔡和森等30余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启程,踏上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

1919到1920两年间,湖南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46人。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他希望“多引出女同志出外”,因为“多引一人,即多救人”。

三 铁血丹心女儿情

1920年1月30日,蔡畅和母亲、哥哥等一行人到达法国马赛,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当时发放的生活费很低,蔡畅一家人粗茶淡饭,靠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度日。课余工余时间,留学生们相聚在蒙达尼公园,怀着拯救中国的理想,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蔡畅逐渐懂得很多道理,她也会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

这一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来到了法国。1922年,蔡畅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她白天做工挣钱,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蔡畅法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阅读一些法文书报,而在政治思想上也有飞跃。到法国后,她常听哥哥给他讲政治,讲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她发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差距,开始学习马列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她靠着查词典,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开始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界观。这些理论的积累为她以后开展国内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蔡畅在法国不但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同时,她也收获了爱情。她和爱人李富春就是在法国相遇、相爱而结婚的,这其中有偶然和浪漫的色彩。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勤工俭学,此时,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当局相互勾结,联手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工人,留学变成了自学。起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和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很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一次留学生聚会,李富春与蔡畅邂逅。蔡畅充满朝气与活力,一下子吸引了李富春的目光。事后,他送蔡畅回家,一路上两人谈得很投机。蔡畅的母亲也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小伙子,觉得与自己女儿很般配,她做了辣子拌面招待他。

李富春也是湖南人,与蔡畅同年同月生,只是比蔡畅小几天。认识之初,他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后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称呼蔡畅为“大姐”,“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

蔡畅和李富春共同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中,渐入爱河。蔡畅端庄文雅,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思想、有理想,毅力坚强,吃苦耐劳。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富于斗争精神,待人热情风趣。双方的优点吸引着对方,更确切地说是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与好友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蔡畅因为负责旅欧支部一个党小组的宣传工作,经常在《少年》编辑部与李富春碰面,交往日渐增多,彼此也就更加熟悉了。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也少不了邓小平的“策划”。

李富春和蔡畅的婚礼浪漫而新式。1923年3月的一天中午,在巴黎市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邓小平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仪式非常简单,几杯葡萄酒代替了婚宴,喝完就算正式结为夫妻了。“李蔡联姻”成为留法学生中的佳话。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她害怕他们的事业会给孩子带来不幸,决定做人工流产。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跑了几家医院都不给做。母亲葛健豪反对蔡畅这样做,表示自己放弃做工来帮助他们抚养孩子。在母亲和丈夫的劝阻下,孩子保住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宫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的名字很有意思,蔡畅二字的法文拼法都是以字母T开头,葛健豪提议孩子名字就叫“特特”。孩子的出生给夫妻二人带来了无穷欢乐,但为了革命事业,蔡畅做了绝育手术。1924年底,按照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只得忍痛把襁褓中的女儿留在法国。次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四 长征途中的“圣徒”

“圣徒”从字面看,是圣人的门徒或圣人思想的追随者的意思。从宗教方面讲,具有高尚美德或者修行水平很高的教徒才称得上圣徒。所以,圣徒是追随某一流派或宗教而受到该教派推崇的人,其中含有受到推崇、尊敬、有高尚的德行等意思。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章的末尾曾有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这个“她”指的是蔡畅。

1925年蔡畅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12月到1932年先后在中共湖北区委、江西区委、上海总工会、江苏省委等处任职,主要从事党的工作和妇女工作,她亲身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在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蔡畅是其中一位,她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格最老,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在长征这场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战略转移中,蔡畅这位“红色圣徒”,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路留下很多故事。

1935年5月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红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等17名勇士,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由安顺场乘船,顶着敌军密集的火力,终于穿过澎湃的激流,冲上对岸,控制住对岸渡口。17名勇士的壮举,激励着广大指战员。

当队伍在河岸集结等候着过河之时,身着戎装麻鞋,腰佩手枪的蔡畅,站立于队伍中。战士们突然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

为鼓舞士气,保证后续部队强渡大渡河,蔡畅愉快地答应了,她用法语唱起《马赛曲》:

前进,祖国的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前进!前进!用敌人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战士们不懂法文,但她慷慨激昂的歌声,却极大地鼓励了士气,激发了斗志,一身的疲劳也溜走了。

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蔡畅也为战士们鼓舞士气。泸定桥横跨大渡河上。桥长100多米,宽近3米,由13根铁链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两边各有两根,敌人拆除了桥上的木板。夺桥战斗打响后,红四团二连的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军火力,攀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地向对岸爬去。最后,终于抢占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

蔡畅被勇士们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打动。李富春要蔡畅向后续部队宣传22名勇士的事迹,以鼓舞士气。蔡畅激动地说:“我要为勇士们歌唱!”她站在泸定桥头,对着过桥的红军队伍,声情并茂地唱着《马赛曲》,随后又唱起了嘹亮的《国际歌》,很多战士随着那熟悉的旋律也跟着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那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的旋律,在泸定桥上空回荡……

长征路上,为活跃情绪、鼓动士气,蔡畅等人边走边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唱着歌,康克清曾把这些都称为战士的“精神食粮”。

长征时,按照级别和蔡畅的身体状况,上级特意给她配备了一头骡子和饲养员,有一名勤务员来照料她。但她很少骑骡子,总是让病号骑,或用它来驮载行李和粮食。对此,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多次向她提意见,但她总是为别人着想。

过草地时,蔡畅和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同甘共苦,互相照顾,夜晚时,三人总是躲在一块雨布底下,背靠背坐在一条毛毯上。路上,他们随手捡点干草、树枝或牛粪放在骡子背上,宿营时燃起一堆篝火,为大家热饭、烧开水。勤务员小曹因饥饿和疲劳,行军中总是打瞌睡,几次险些陷入泥潭。蔡畅反而随时照顾小曹,提醒他不要睡觉,当心摔跤和陷进沼泽里,她给小曹讲笑话、唱歌,小曹走不动时,还把他扶到骡子背上。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小曹生病了,浑身无力,走不动路,渐渐地掉队了。蔡畅让饲养员牵着骡子掉头接应小曹,小曹骑了两天骡子,才赶上队伍。在部队休整时,小曹帮喂骡子时,给骡子敬个军礼,感谢沾了骡子的光!老肖嘲笑说:“你磕头找不着寺庙,烧香也认不准菩萨。你的这条小命,是蔡大姐一路拾回来的,你应当好好感谢蔡大姐!”

蔡畅是带着胃病参加长征的,长征前夕,她就患有胃病,时常吐酸水,胃痛难忍。一路上她尽量少吃,防止过饱。她的干粮袋子里面,时常备有干馍片,胃痛时嚼上几口。过草地时,每个人的口粮分配有限量。蔡畅的干馍片早光了,粮袋里只有点青稞麦粒和炒面。她把节余的口粮送给其他同志。一次,她看见危秀英粮袋子鼓鼓囊囊的,顺手捏了一下,知道里面全是野菜,她便匀出一袋青稞麦粒,帮危秀英渡过了难关。

五 妇女解放的先驱

蔡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旗手,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把劳动妇女运动,看作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她反对片面的妇女解放,倡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蔡畅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时,看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后方的农业生产等主要依靠妇女来承担,但当地有一种迷信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妇女不敢下地劳动。蔡畅为教育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召开各县妇女干部大会,讲解雷电现象是怎样发生的,鼓励妇女破除迷信。为了让妇女们口服心服,她脱掉鞋袜,卷起裤子,向老农请教犁田耙地,很快学会了犁田。蔡畅召集妇女,当场示范。她还办起妇女训练班,讲解妇女掌握生产技术的必要性、重要性,说明妇女参加生产,为前线提供给养,就是支援前线打胜仗。妇女们懂得了道理和科学,开始学习犁耙技术,江西苏区农村掀起了妇女学犁田耙田的热潮。因适时播种插秧,当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后来,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蔡畅都率先示范,积极发动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建设。

推动妇女解放事业,蔡畅大胆培养和提拔女干部。大革命时期,蔡畅分别在广东、江西、武汉工作,她对身边工作的女同志注重培养,从思想上、文化上、工作能力上帮助她们,使她们增长才干。1932年到1933年,蔡畅在博生县开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培训附近各县的乡村女干部,共招收200人,通过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知识,很多妇女走上县、乡领导岗位。

抗日战争时期,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尤为重要。有了大量优秀干部,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实现全民抗战。郭明秋、吕瑛、罗琼等人,都是曾和蔡畅一起工作的战友,也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优秀女干部。蔡畅的言传身教,对她们的人生和革命事业有很大影响。

1947年至1949年,蔡畅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她发现东北妇女中蕴藏着一种潜力,发挥出来便会成为改造农村、振兴祖国的巨大力量。女作家草明刚到哈尔滨时,一时没有固定的任务,蔡畅请她到东北局妇委去帮忙,两人一起下乡,一起研究工作,让草明学写通知、文件。草明曾说:“蔡大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像古代的伯乐识骏马一样,能够敏锐地识别贤能的妇女。”

1949年8月,全国妇联成立“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共招收了300多名学员。在蔡畅等领导关怀下,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妇女干部,为推动全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开创初期,蔡畅主动把一批优秀妇女干部输送出去,担任一些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帅孟奇、张琴秋、区梦觉、刘亚雄等,先后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纺织部、交通部、中南局等单位,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人们评价说:蔡畅爱才不贪才。

六 金子般的慈母心

蔡畅有一颗金子般的慈母心,她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慈爱感情。她用那博大的母爱关心、爱护着孩子,爱护着祖国的未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争取孩子们的生存,使孩子健康发展,蔡畅付出了很多辛劳。她珍视孩子的可塑性,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启发引导孩子成才。孩子们亲切地喊她“蔡妈妈”。她在中央苏区工作时,为了调动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她借鉴苏联的经验,发动群众组织“带孩子组”“托儿组”,解决了孩子的拖累问题,很多妇女得以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工作,孩子得以健康成长。长征时,蔡畅尽力照顾路上生了孩子的女同志,把自己仅有的奶粉、青稞送给产妇和孩子。

延安时期,蔡畅主持创办了第一所保育院,招收抗战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抚养。每到周末,蔡畅把一些孩子接到家中,给孩子们准备好糖果,把夫妻俩的小灶饭菜让给孩子们吃。孩子们感到了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感到了伟大的母爱。她和孩子散步、谈心,给他们讲故事,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问题。这些孩子之中有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有著名的武夷山“游击队之子”黄义先、项英的女儿项淑云和儿子阿毛……蔡畅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照顾他们,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938年,中央决定派蔡畅去苏联,到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同时治病。当时,一些烈士和干部子女也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儿童保幼院学习,其中包括蔡畅15岁的女儿特特在内。蔡畅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周日都要赶到国际儿童保幼院,看望那里的中国孩子,给他们带去糖果。她对那些烈士子女更是关心和爱护,讲他们父母对敌斗争的事迹,希望孩子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孩子们盼望着周日,盼望“蔡妈妈”的到来。

蔡畅在东北工作期间,赶上哈尔滨封闭妓院。一些烟花女经过教育回家了。但剩下10多个朝鲜女孩无家可归,她们在很小的时候被拐卖到妓院里。这些女孩大多数只有十二三岁,不知家在哪儿,不知谁是自己的父母。她们在妓院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挨打受骂,个个骨瘦如柴,遍体鳞伤。如何安置她们成了难题。这些女孩的命运牵动了蔡畅的慈母之心,她召集东北局女干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蔡畅在会上深情地说:

“鲁迅先生早在1918年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我们革命女战士更应该肩负这个使命。今天哈尔滨市有一批朝鲜孤儿,我们怎样救济她们?孩子无论是哪一国、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他们都是社会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们都有责任把她们抚养成革命后代,让我们以母亲的心田收养她们吧!”

蔡畅提出领养这些女孩子,自己也领养一个。结果,东北局的女干部分头把这些女孩子领走了,一个也没有给蔡畅留下。这些孩子有了自己的家。

蔡畅慈母般的关爱像一盏明灯,照亮孩子们的心灵,照亮孩子们的人生道路……

她成为几代孩子心中永远的“蔡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