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老师的苦涩年华
蔡畅（1900-1990），原名咸熙，湖南湘乡人。曾是周南女校的才女，与向警予、陶毅并称“周南三杰”。1919年与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1923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后在湖北、江西、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和妇女工作，参加过红军长征，被誉为长征途中的“圣徒”。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有“巾帼领袖”之称。
蔡畅，1900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永丰镇。蔡畅的父亲蔡容峰游手好闲，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很快被他折腾干净，家境日渐衰落。后来，他在江南制造局谋差，染上了官场恶习，一味搜刮民财。母亲葛兰英思想开明，心胸豁达，知书明理，既有端庄典雅之风，又有侠肝义胆之气，在对丈夫彻底失望后，她带着儿女离家，靠自己把子女抚养成人。
她知道，孩子将来要有出息，必须上学读书。1913年，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女子教育，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思潮。这时，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兰英听到消息后，决定率领子女去上学。于是她卖掉自己的一部分嫁妆，凑足了学费，带着蔡畅和她大姐蔡庆熙、三哥蔡和森到湘乡县城去读书。
当母亲在报到处写下新改的名字“葛健豪”时，女校的教师感到不可思议，学校不招收“老大妈”，不让她报名。蔡家母子上学心切，孩子们气愤地说：“上县政府告他们去！”于是，蔡和森写了呈文，送到长沙县署。县太爷还很开明，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个字，并责令“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破格录取。这样蔡畅的大姐进了缝纫班，母亲同三哥读高小班，蔡畅进了初小班。这件事成了当时长沙城一大奇闻。
1913年，蔡家母子在学校苦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有限，到年底快花光了，母亲带着他们又回到永丰镇。
葛健豪看到家乡的女子多数都没文化，她便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镇上办一所女子学堂，招收女子入学。她的想法得到子女们的赞同。蔡庆熙说她可以教缝纫课，蔡咸熙说她可以教音乐、体操课。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想办法，葛健豪的信心更足了，马上着手筹办学堂之事。
很快，在永丰镇上的观音阁门口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永丰镇热闹起来，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女孩子、大姑娘纷纷报名入学，永丰镇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3岁的蔡咸熙在学校里，既是学生又是兼课老师。她和同学们一起上语文、算术等文化课，到音乐、体育课时，她变成了“老师”，上音乐课时，个子很矮的蔡咸熙只能站在凳子上才能看见后排的同学。她认真备课，耐心地教大家唱歌，同学们学会了一首又一首，她教大家边歌边舞。同学们感到轻松愉快，大家从心里佩服她多才多艺。
上体育课是蔡咸熙的长项，她教同学列队、跑步、做体操，给学生示范跳绳、跳高、跳远的动作要领。由于蔡咸熙六七岁时没裹两天脚，所以她保住了一双天足，她跑跳自如，示范动作自然优美。而那些裹了脚的女生在体育课上就受罪了，跑不动，跳不起，蹦不远，走起路来都是一瘸一瘸的，她们后悔裹了脚。于是不少学生不裹脚了，永丰镇又出现了一股放脚的新风。
后来，湘乡县立第二女校停办了，蔡咸熙快乐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当蔡咸熙长成一个秀气的大姑娘后，父亲蔡容峰由于经济窘迫，便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有几天，父亲兴冲冲地走进走出，和几个陌生人谈了又谈，陌生人的眼神让蔡咸熙发毛。原来，他是想把蔡咸熙卖给一个财主家当童养媳。蔡咸熙听见父母的争吵声：
“他家给我们500块银圆的聘礼呢！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啊，你好好想想吧！”父亲怕到手的钱飞了，500块银圆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不用想，不能为了钱而卖自己的女儿！”母亲气愤地说，她坚决不同意为钱而卖女儿做童养媳。
蔡咸熙听明白了，她感到很愤怒，为了钱把自己的亲骨肉卖了，她怒气冲冲地对父亲说：“我的事，我自己做主，谁说了也不算，你说的人家，我就是不去！”
父亲大怒，眼看着白花花的500块大洋没有了，失去理智的父亲拿起菜刀就要砍向母女俩。她对父亲太失望了，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说不定哪天父亲会绑起她送到财主家里，为了钱他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1915年初，蔡咸熙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带着简单的行李，瞒着父亲逃出了这个伤心的家，到长沙投奔哥哥蔡和森，她发誓永远不进这个家门了。
二 周南女校的才女
蔡咸熙抗婚逃到长沙不久，赶上周南女校招生，她报考了音乐体育专修科。在报名表格上填写了新名字“蔡畅”。此刻，与封建习俗斗争胜利后她心情舒畅，也渴望今后生活道路通达顺畅，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了。正是这个名字和她以后所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她和向警予、陶毅成为“周南三杰”。她们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妇女领袖。是周南女校璀璨的三颗星。
周南女校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的。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明，认为女子沉沦于黑暗之中，只有教育才能拨开云雾，见到光明。于是，他冲破清廷禁办女校的限制，毁家兴学，献出泰安里房屋，卖掉宁乡的田产，捐银近12万元，开办了“周氏家塾”。1907年，清廷女校禁令放松，1910年，他创办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设置缝纫、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学堂附设小学和幼稚园，招收学生400余名。校名取《诗经》语“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之义。周南女校“开湖南女界之先河”。朱剑凡自任校长，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在该校任教，徐特立、张唯一、周以栗、陈章甫等都曾是周南的教员。朱剑凡为周南制定的校训是培养学生的“三心”：自治心——学生养成节制自己言行的习惯，干净整洁；公共心——培养学生的博爱仁恕的品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进取心——学生养成勤勉耐劳的品质，对学习、对事业兢兢业业，勤奋刻苦。朱剑凡主张学生自治、自立、自强，倡导学生思想、言论、信仰自由，支持学生参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运动。周南形成了独特的优良校风，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如向警予、蔡畅、丁玲、劳君展、曹孟君等。向警予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丁玲成为著名作家；劳君展成为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曹孟君成为中国妇女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15年2月，蔡畅进入周南女校。她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条件，大量阅览各种书刊，开阔眼界。当校长得知她是逃婚出来求学后，对她刮目相看，决定免收她的学费和伙食费。校长的举动使蔡畅绝处逢生，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她决心更加勤奋刻苦学习，来报答校长的厚爱。
蔡畅在学校结识了向警予、陶毅、劳启荣等进步学生，她们一起谈论时事、探讨人生和理想。她还参加学校召开的“反对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大会，第一次听到爱国主义的演讲，第一次走上街头宣传演讲。通过反帝反袁斗争实践，她对“革命”有了认识，对学校提倡的妇女解放、培养人才以振兴中华的办校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认识到国家民族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她向往着能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此后，她大量阅读进步书刊。不久，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下，她也成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开始关注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同情。她从追求知识转向追求真理，为她后来从事的革命事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蔡畅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她不敢奢望继续深造，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她再读书了。
就在蔡畅走投无路的时候，校长再次向她伸出了救助之手，让她留校任教，担任附小的体育教员，每月8块钱薪金，她喜出望外，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畅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不久，得知毛泽东、蔡和森要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蔡畅无比振奋，为了探求改造社会和解放妇女之路，使“女界同时进化”，她也希望出国留学。她与向警予、陶毅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在朱校长的支持下，学校开设了法文班，为志愿赴法的学生补习法文。为解决女子出国的旅费问题，她们呼吁当局给予支持。经过蔡畅、向警予、陶毅等人的努力，湖南省省长批示湘阴、浏阳、长沙、湘乡的四个知县，给6名女学生发放路费或津贴补助。消息见报，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9年12月25日，蔡畅、向警予、葛健豪等6名湖南女生，同蔡和森等30余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启程，踏上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
1919到1920两年间，湖南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46人。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他希望“多引出女同志出外”，因为“多引一人，即多救人”。
三 铁血丹心女儿情
1920年1月30日，蔡畅和母亲、哥哥等一行人到达法国马赛，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当时发放的生活费很低，蔡畅一家人粗茶淡饭，靠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度日。课余工余时间，留学生们相聚在蒙达尼公园，怀着拯救中国的理想，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蔡畅逐渐懂得很多道理，她也会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
这一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也来到了法国。1922年，蔡畅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她白天做工挣钱，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蔡畅法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阅读一些法文书报，而在政治思想上也有飞跃。到法国后，她常听哥哥给他讲政治，讲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她发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差距，开始学习马列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她靠着查词典，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开始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界观。这些理论的积累为她以后开展国内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蔡畅在法国不但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同时，她也收获了爱情。她和爱人李富春就是在法国相遇、相爱而结婚的，这其中有偶然和浪漫的色彩。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勤工俭学，此时，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当局相互勾结，联手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工人，留学变成了自学。起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和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很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一次留学生聚会，李富春与蔡畅邂逅。蔡畅充满朝气与活力，一下子吸引了李富春的目光。事后，他送蔡畅回家，一路上两人谈得很投机。蔡畅的母亲也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小伙子，觉得与自己女儿很般配，她做了辣子拌面招待他。
李富春也是湖南人，与蔡畅同年同月生，只是比蔡畅小几天。认识之初，他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后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称呼蔡畅为“大姐”，“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
蔡畅和李富春共同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中，渐入爱河。蔡畅端庄文雅，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思想、有理想，毅力坚强，吃苦耐劳。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富于斗争精神，待人热情风趣。双方的优点吸引着对方，更确切地说是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与好友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蔡畅因为负责旅欧支部一个党小组的宣传工作，经常在《少年》编辑部与李富春碰面，交往日渐增多，彼此也就更加熟悉了。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也少不了邓小平的“策划”。
李富春和蔡畅的婚礼浪漫而新式。1923年3月的一天中午，在巴黎市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邓小平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仪式非常简单，几杯葡萄酒代替了婚宴，喝完就算正式结为夫妻了。“李蔡联姻”成为留法学生中的佳话。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她害怕他们的事业会给孩子带来不幸，决定做人工流产。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跑了几家医院都不给做。母亲葛健豪反对蔡畅这样做，表示自己放弃做工来帮助他们抚养孩子。在母亲和丈夫的劝阻下，孩子保住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宫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的名字很有意思，蔡畅二字的法文拼法都是以字母T开头，葛健豪提议孩子名字就叫“特特”。孩子的出生给夫妻二人带来了无穷欢乐，但为了革命事业，蔡畅做了绝育手术。1924年底，按照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只得忍痛把襁褓中的女儿留在法国。次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四 长征途中的“圣徒”
“圣徒”从字面看，是圣人的门徒或圣人思想的追随者的意思。从宗教方面讲，具有高尚美德或者修行水平很高的教徒才称得上圣徒。所以，圣徒是追随某一流派或宗教而受到该教派推崇的人，其中含有受到推崇、尊敬、有高尚的德行等意思。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章的末尾曾有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这个“她”指的是蔡畅。
1925年蔡畅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12月到1932年先后在中共湖北区委、江西区委、上海总工会、江苏省委等处任职，主要从事党的工作和妇女工作，她亲身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在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蔡畅是其中一位，她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格最老，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在长征这场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战略转移中，蔡畅这位“红色圣徒”，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路留下很多故事。
1935年5月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红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等17名勇士，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由安顺场乘船，顶着敌军密集的火力，终于穿过澎湃的激流，冲上对岸，控制住对岸渡口。17名勇士的壮举，激励着广大指战员。
当队伍在河岸集结等候着过河之时，身着戎装麻鞋，腰佩手枪的蔡畅，站立于队伍中。战士们突然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
为鼓舞士气，保证后续部队强渡大渡河，蔡畅愉快地答应了，她用法语唱起《马赛曲》：
前进，祖国的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前进！前进！用敌人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战士们不懂法文，但她慷慨激昂的歌声，却极大地鼓励了士气，激发了斗志，一身的疲劳也溜走了。
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蔡畅也为战士们鼓舞士气。泸定桥横跨大渡河上。桥长100多米，宽近3米，由13根铁链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两边各有两根，敌人拆除了桥上的木板。夺桥战斗打响后，红四团二连的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军火力，攀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地向对岸爬去。最后，终于抢占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
蔡畅被勇士们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打动。李富春要蔡畅向后续部队宣传22名勇士的事迹，以鼓舞士气。蔡畅激动地说：“我要为勇士们歌唱！”她站在泸定桥头，对着过桥的红军队伍，声情并茂地唱着《马赛曲》，随后又唱起了嘹亮的《国际歌》，很多战士随着那熟悉的旋律也跟着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那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的旋律，在泸定桥上空回荡……
长征路上，为活跃情绪、鼓动士气，蔡畅等人边走边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唱着歌，康克清曾把这些都称为战士的“精神食粮”。
长征时，按照级别和蔡畅的身体状况，上级特意给她配备了一头骡子和饲养员，有一名勤务员来照料她。但她很少骑骡子，总是让病号骑，或用它来驮载行李和粮食。对此，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多次向她提意见，但她总是为别人着想。
过草地时，蔡畅和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同甘共苦，互相照顾，夜晚时，三人总是躲在一块雨布底下，背靠背坐在一条毛毯上。路上，他们随手捡点干草、树枝或牛粪放在骡子背上，宿营时燃起一堆篝火，为大家热饭、烧开水。勤务员小曹因饥饿和疲劳，行军中总是打瞌睡，几次险些陷入泥潭。蔡畅反而随时照顾小曹，提醒他不要睡觉，当心摔跤和陷进沼泽里，她给小曹讲笑话、唱歌，小曹走不动时，还把他扶到骡子背上。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小曹生病了，浑身无力，走不动路，渐渐地掉队了。蔡畅让饲养员牵着骡子掉头接应小曹，小曹骑了两天骡子，才赶上队伍。在部队休整时，小曹帮喂骡子时，给骡子敬个军礼，感谢沾了骡子的光！老肖嘲笑说：“你磕头找不着寺庙，烧香也认不准菩萨。你的这条小命，是蔡大姐一路拾回来的，你应当好好感谢蔡大姐！”
蔡畅是带着胃病参加长征的，长征前夕，她就患有胃病，时常吐酸水，胃痛难忍。一路上她尽量少吃，防止过饱。她的干粮袋子里面，时常备有干馍片，胃痛时嚼上几口。过草地时，每个人的口粮分配有限量。蔡畅的干馍片早光了，粮袋里只有点青稞麦粒和炒面。她把节余的口粮送给其他同志。一次，她看见危秀英粮袋子鼓鼓囊囊的，顺手捏了一下，知道里面全是野菜，她便匀出一袋青稞麦粒，帮危秀英渡过了难关。
五 妇女解放的先驱
蔡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旗手，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把劳动妇女运动，看作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她反对片面的妇女解放，倡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蔡畅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时，看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后方的农业生产等主要依靠妇女来承担，但当地有一种迷信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妇女不敢下地劳动。蔡畅为教育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召开各县妇女干部大会，讲解雷电现象是怎样发生的，鼓励妇女破除迷信。为了让妇女们口服心服，她脱掉鞋袜，卷起裤子，向老农请教犁田耙地，很快学会了犁田。蔡畅召集妇女，当场示范。她还办起妇女训练班，讲解妇女掌握生产技术的必要性、重要性，说明妇女参加生产，为前线提供给养，就是支援前线打胜仗。妇女们懂得了道理和科学，开始学习犁耙技术，江西苏区农村掀起了妇女学犁田耙田的热潮。因适时播种插秧，当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后来，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蔡畅都率先示范，积极发动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建设。
推动妇女解放事业，蔡畅大胆培养和提拔女干部。大革命时期，蔡畅分别在广东、江西、武汉工作，她对身边工作的女同志注重培养，从思想上、文化上、工作能力上帮助她们，使她们增长才干。1932年到1933年，蔡畅在博生县开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培训附近各县的乡村女干部，共招收200人，通过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知识，很多妇女走上县、乡领导岗位。
抗日战争时期，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尤为重要。有了大量优秀干部，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实现全民抗战。郭明秋、吕瑛、罗琼等人，都是曾和蔡畅一起工作的战友，也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优秀女干部。蔡畅的言传身教，对她们的人生和革命事业有很大影响。
1947年至1949年，蔡畅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她发现东北妇女中蕴藏着一种潜力，发挥出来便会成为改造农村、振兴祖国的巨大力量。女作家草明刚到哈尔滨时，一时没有固定的任务，蔡畅请她到东北局妇委去帮忙，两人一起下乡，一起研究工作，让草明学写通知、文件。草明曾说：“蔡大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像古代的伯乐识骏马一样，能够敏锐地识别贤能的妇女。”
1949年8月，全国妇联成立“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共招收了300多名学员。在蔡畅等领导关怀下，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妇女干部，为推动全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开创初期，蔡畅主动把一批优秀妇女干部输送出去，担任一些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帅孟奇、张琴秋、区梦觉、刘亚雄等，先后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纺织部、交通部、中南局等单位，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人们评价说：蔡畅爱才不贪才。
六 金子般的慈母心
蔡畅有一颗金子般的慈母心，她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慈爱感情。她用那博大的母爱关心、爱护着孩子，爱护着祖国的未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争取孩子们的生存，使孩子健康发展，蔡畅付出了很多辛劳。她珍视孩子的可塑性，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启发引导孩子成才。孩子们亲切地喊她“蔡妈妈”。她在中央苏区工作时，为了调动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她借鉴苏联的经验，发动群众组织“带孩子组”“托儿组”，解决了孩子的拖累问题，很多妇女得以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工作，孩子得以健康成长。长征时，蔡畅尽力照顾路上生了孩子的女同志，把自己仅有的奶粉、青稞送给产妇和孩子。
延安时期，蔡畅主持创办了第一所保育院，招收抗战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抚养。每到周末，蔡畅把一些孩子接到家中，给孩子们准备好糖果，把夫妻俩的小灶饭菜让给孩子们吃。孩子们感到了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感到了伟大的母爱。她和孩子散步、谈心，给他们讲故事，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问题。这些孩子之中有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有著名的武夷山“游击队之子”黄义先、项英的女儿项淑云和儿子阿毛……蔡畅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照顾他们，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938年，中央决定派蔡畅去苏联，到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同时治病。当时，一些烈士和干部子女也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儿童保幼院学习，其中包括蔡畅15岁的女儿特特在内。蔡畅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周日都要赶到国际儿童保幼院，看望那里的中国孩子，给他们带去糖果。她对那些烈士子女更是关心和爱护，讲他们父母对敌斗争的事迹，希望孩子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孩子们盼望着周日，盼望“蔡妈妈”的到来。
蔡畅在东北工作期间，赶上哈尔滨封闭妓院。一些烟花女经过教育回家了。但剩下10多个朝鲜女孩无家可归，她们在很小的时候被拐卖到妓院里。这些女孩大多数只有十二三岁，不知家在哪儿，不知谁是自己的父母。她们在妓院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挨打受骂，个个骨瘦如柴，遍体鳞伤。如何安置她们成了难题。这些女孩的命运牵动了蔡畅的慈母之心，她召集东北局女干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蔡畅在会上深情地说：
“鲁迅先生早在1918年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我们革命女战士更应该肩负这个使命。今天哈尔滨市有一批朝鲜孤儿，我们怎样救济她们？孩子无论是哪一国、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他们都是社会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们都有责任把她们抚养成革命后代，让我们以母亲的心田收养她们吧！”
蔡畅提出领养这些女孩子，自己也领养一个。结果，东北局的女干部分头把这些女孩子领走了，一个也没有给蔡畅留下。这些孩子有了自己的家。
蔡畅慈母般的关爱像一盏明灯，照亮孩子们的心灵，照亮孩子们的人生道路……
她成为几代孩子心中永远的“蔡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