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家没有爱
杨沫（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阴。她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富裕而无家庭温暖的环境中，养成了独立、顽强的性格。1934年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1937年参加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写了一些反映战争生活的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年的艰苦创作，195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
1914年8月25日，杨沫出生在北京，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
杨沫的父亲原来是个清末举人，后来从湖南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后打着办学的幌子，广泛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购买土地，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过着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生活。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也是湖南人，是个文化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达了，看着丈夫整天在外面胡闹，她也变了，整天吵闹或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度过了童年。
由于父母都是“各自为阵”，各玩各的，双方谁也不管孩子。杨沫既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家中佣人虽然称杨沫为大小姐，可杨沫小的时候的生活也是受尽磨难，数九寒天，穿着破鞋，脚生冻疮，流着脓血；满身虱子，刺痒难忍。杨沫清楚地记得，她五六岁时，母亲经常出去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她在家里害怕，拦着妈妈不让出去，妈妈打了她几个耳光，扔下她就走了，她含泪而睡。
在生活上得不到好的照顾，杨沫母亲还把她们当成出气筒，说骂就骂，说打就打。用笤帚疙瘩抽、鸡毛掸子打，或者用手狠狠地拧，甚至牙咬，她觉得用牙咬出气、解恨。
杨沫挨打时一声不吭，强忍着疼痛，但母亲并没有因为她的温顺而减少挨打。一天深夜，杨沫熟睡之际，突然被疼醒。原来母亲正在她的小腿上一边拧，一边大骂：“小兔崽子，谁让你把我的花瓶送人？”
花瓶是她母亲丁凤仪的朋友顺走的，保姆不敢拦。保姆把责任推到杨沫头上，说是大小姐给送人了。
丁凤仪听了火冒三丈，把气撒到杨沫身上，怎么狠狠拧都不解恨。
杨沫哭着争辩：“不是我送的，我没有送！”
母亲见她敢顶嘴，掐得更狠：“好，你还敢抵赖！”
“真的不是我送的啊！”杨沫冤枉，死不承认。
“我让你嘴硬！”愤怒中的丁凤仪火冒三丈，抓起她的胳膊就咬，她撕心裂肺地惨叫。她的腿上、胳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上还留个大牙印。母亲狠毒无情，让杨沫终生难忘。
后来，杨沫被送到舅舅家，表兄弟们觉得她是“外秧”，也欺负她。到了8岁上学的年龄，大哥向父母提出：爹是个大学校长，把孩子扔在农村不管，人家会笑话的，该把她接回家念书了。
粗暴的母亲这才把杨沫接回家，但生活还跟以前一样，她和佣人睡在一起、和穷孩子一起玩，母亲还带她滦平乡下去收租。对这段经历，后来杨沫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作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从这时开始，杨沫对劳动人民产生了同情，对剥削者产生愤恨，也对母亲产生厌恶和敌对情绪。
在杨沫十二三岁时，她父亲的私立大学停办了，家道开始没落，全家搬到北京皇城根居住。
在这个家里，杨沫没有享受到任何家庭的温暖，但她孤寂的童年，却在书籍、牌匾中找到了欢乐。在认得几个字以后，杨沫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等，一切有字的东西，都成了她最初识字的“课本”。八九岁时，母亲躺在沙发上高声读唐诗，她默默地跟着学。不知不觉中，《长恨歌》《琵琶行》等唐诗她都能背诵下来。随着识字越来越多，她开始沉浸在书本里，从中找到自己的欢乐，她读了《红楼梦》《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许多，她为林黛玉而潸然泪下，为那些侠客而感到振奋，幻想着当女侠闯荡江湖……
二 在挣扎中找到了“家”
14岁那年，杨沫还差一年才能高小毕业。为了躲避没有爱的家庭，她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
“五四”以后，在新文化的浪潮中，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反封建小说、欧洲和日本很多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也传到中国，杨沫沐浴在文化的新风中。她大量阅读了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冰心、鲁迅、茅盾、丁玲等人的作品，文学水平大大提高，她爱上了文学、爱上了书。这让她好似找到了“家”，找到久违的温暖。
1931年，杨沫父亲破产，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一天，母亲把杨沫叫回家，哭着告诉她说：“家里日子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你父亲跑了，没给咱们母女留下什么钱。自己又没有什么收入，将来的日子没法过！你也该嫁人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跟妈说说。”
杨沫回答，自己什么也不想，只想读书。
母亲劝她说，嫁个军官，吃穿不愁，要房有房，要钱有钱。家里生活也有个依靠。
杨沫毅然拒绝。母亲见她软硬不吃，勃然大怒：不嫁就永远别进这个家门！后来，母亲果然断绝了她的一切生活供给。
现实生活的冷酷，让杨沫渴望温暖。几个同学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紧逼不放，无可奈何的杨沫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兄嫂也不宽裕，时间一长，不免产生矛盾，对她的态度也变了。
如此这般，杨沫受到更大的刺激。她整日徘徊在海边，对海哭泣，诉说心中的苦闷……终于，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杨沫谋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一个教书的位置。
没过多久，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从河北赶回家，带着两个妹妹在床前守护。不久，母亲去世，由于父亲另有所爱，母亲后事他也不管不问。这个不像家的家彻底解体了。家中没钱办丧事，母亲的棺材就一直放在房间里。为凑钱出殡，第二年年初，舅舅带杨沫到滦平县，变卖了父亲的土地，才将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下葬，姐妹三人还分了一点钱。面对家庭的情况，迫于生计，姐妹三人自谋出路，各奔东西。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杨沫苦闷的人生。除夕之夜，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当时那里聚集着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的一些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独到见解，使正在犹豫彷徨、徘徊歧途的杨沫猛醒过来。她知道了共产党人正在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创建美好社会而浴血奋战！她的心第一次受到强烈震撼。
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向杨沫介绍马列主义书籍，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她渴望自由，渴望在广阔的天空翱翔。她读了《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高尔基的《母亲》等书籍。那些共产主义学说把她吸引住了，她也要找到共产党，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革命者，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
不满20岁的杨沫，开始以笔做投枪，奋起抗战了。1934年3月，在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发表了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是杨沫创作生涯里迈出的第一步。这篇散文条理简洁，描述的是热河南部山区人民的生活，揭露了地主欺压农民的罪行，对苦难中的人民深表同情，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非常明显。
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一发而不可收。她用“小慧”的笔名，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报刊投稿，文体包括散文、纪事、报道、短篇小说等，1937年，杨沫发表的《某家庭》《死与逃》《浮尸》和《怒涛》4篇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对这四篇作品，杨沫情有独钟，她在《红红的山丹花》后记中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诃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
三 在战火创作中用笔抒发感情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共产党员马建民。在此之前，她就知道马建民是个革命青年。杨沫在教书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马建民鼓励她参加革命，介绍当时的抗战形势。一心向往革命的杨沫，一下子拨开了云雾，从他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按党的指示努力工作。这一年，经马建民介绍，杨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杨沫和马建民结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沫与爱人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开始了戎马倥惚的生活。她在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时，带领干部到农村宣传抗日，日寇向华北平原大扫荡时，她丢下出生刚满月的儿子，跟随贺龙的一二〇师和日寇周旋……
在抗日烽火漫天的年代，杨沫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她利用战斗空隙，写了一些反映战争生活的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但保存下来的很少，多数作品在战乱中遗失了，在她创作年谱上留下了空白。但她对这段时期却留下深刻的印记。后来，她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杨沫担任《晋察冀日报》编辑，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编辑过《时代妇女》，1947年还担任过《人民日报》编辑。这期间，她写了《罪恶的见证》《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政德富家两口子》《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等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斗争生活。保留下来的作品收在《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四 呕心沥血创作《青春之歌》
1949年3月，杨沫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这里发生的一切让她难以忘怀。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战争年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脑海，一个个英雄人物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他们的壮举至今令她悲痛不已。她要把英雄的事迹告诉后人，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杨铁，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胡春航，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谭杰，靠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仓夷，《晋察冀日报》的同事，几次为杨沫拍照，最后英勇牺牲……她要实现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
1951年9月，杨沫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保尔·柯察金的病比自己重多了，他能克服别人不可想象的困难坚持写作，自己还犹豫什么？她要把那部酝酿已久的书稿写出来。她草拟了写作大纲，书名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动笔开始，杨沫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小说里。对自身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没那么痛苦难受了。为防治腿病，她在家里盘了个土炕，睡觉前把炕烧热，睡在上面觉得舒服多了。她用十几天的时间修改完了大纲。
杨沫每天坚持四五个钟头，写出两三千字。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难受，写写停停，断断续续，该去看病时，她也懒得去，因为看病得半天时间，回来很累，什么也干不了。她把精力都投入创作中，沉浸在与战友和英雄的心灵对话中，她的内心深处的悲痛、内疚、兴奋、愉悦起伏变化着，她的心和书中的人物紧密联系着。
从1951年动笔开始创作到1952年底，杨沫写出20万字的初稿。由于受病痛的折磨，她常躺在床上写作，满意的留下，不满意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用6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37万字的《青春之歌》，初版35万册。在青年读者中引起轰动，争相购买阅读。第二年，杨沫又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然而谦虚、热情、质朴的她又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对小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40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如何进行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反映了从苦闷彷徨到觉醒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苦与乐、爱与恨、情与仇、悲与观跃然纸上；与之相对照的个别摇摆不定、沉沦堕落、叛变投敌的社会渣滓也刻画得惟妙惟肖。从卢嘉川、林红、江华、白莉苹等各具特色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和社会风貌。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影子，有她的生活阅历、人生思考。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引人思考，扣人心弦。这部小说在当时，如一缕清风，吹进读者的心田。林道静、卢嘉川等文学形象感染激励着一代青年，而这种影响还会持久下去。
五《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遭到批判，她成了“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他们强迫她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和“修正主义罪行”。她彻底“靠边站”了，在学习班里没完没了地“学习”。但她不怕，战争年代都闯过来，这点折磨算什么？她坚强地挺过来了。
最让杨沫苦恼的是不能写作，整天的批判、检讨、揭发、学习让她烦透了，简直是浪费生命。于是，她请假回家“养病”，跑到香山，租了民房，抓紧写作。这段艰难，她在日记中写到：“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1976年8月，《东方欲晓》70万字的初稿写成。她又反复修改加工，对所有不满意的地方推倒重来，多余的字句段落毫不客气地删掉，经过3年的反复打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198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方欲晓》以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为背景，描写在党的领导下，敌占区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反映一批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断成长进步的艰难历程，展现出一幅幅民族解放战争的宏伟壮阔的画卷。
《东方欲晓》与《青春之歌》比较，显得场面更宏大，更有气势，事件人物更广泛、各类人物更细腻。
粉碎“四人帮”之后，杨沫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而创作激情不减当年。杨沫挤出时间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1995年12月11日杨沫因病在北京逝世。斯人已去，但《青春之歌》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