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华女杰(现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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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丁玲 风雪人间铸辉煌

一 名门望族走出的进步女青年

丁玲(1904-1986年),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次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旗下的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后奔赴陕北,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位知名作家。她创作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

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蒋姓名门望族出生了一位名叫蒋冰之的女孩,她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现代女作家——丁玲。

小女孩的降世并没有为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家族带来欢乐和喜庆——出家做和尚的伯父、上山当土匪的叔叔、沉迷于酒色之中的族人,没有一个争气的。而父亲,也只给小丁玲和她的母亲留下了一个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面对破烂飘摇的家庭以及凶恶的债主们,迫使母亲这位柔弱女子坚强地站了起来,为年幼的女儿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天空。

丁玲的母亲名叫余曼贞,幼年读过私塾,会写诗作画。她30岁时,丈夫去世。后来,丁玲在小说《母亲》中这样写道:“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而旧时的大家族也分崩离析。1910年,几个留日学法政的青年回到了湖南常德县城,他们兴学办报,不仅沟通了小县城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还为小县城带来了外面的先进思想和广阔的眼界。母亲从小就羡慕能够上学读书的兄弟,更羡慕女人能做事能考官的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小镇的变革、新鲜事物的出现,深深感染了母亲,也深深刺激了她那颗渴望独立的心。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为了彻底走上独立平等自立的道路,母亲变卖掉了家产,回到娘家寄住。她羡慕唐朝武则天时期,女人能考官,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此外,母亲还与女儿一起进入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在学校里,丁玲与母亲一起学习知识,而且还和向警予结为了至交。后来,丁玲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一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母亲:“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丁母并没有坚持到毕业。1913年春天,母亲就到桃源教书去了。两年后母亲到常德县立育德女校担任管理员。从这时起,母亲开始致力于妇女的解放运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了更好地帮助贫苦的女孩子,母亲不仅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还专门创办了俭德女子小学,开办“工读互助团”。

母亲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挣扎闯出,不仅使丁玲免于遭受封建大家庭的熏染,而且还为女儿树立了一个坚强的榜样。在丁玲眼中,母亲不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作家,她的一言一行都对小丁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一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眼中的母亲:“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它是一个坚强、热情、勤奋、努力、能吃苦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正是由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孜孜不倦的教育,丁玲逐步锻炼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

1918年春天,丁玲弟弟病死,母亲只剩下女儿丁玲。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支持丁玲向上向前,亲自送丁玲赴90里外的桃源县,丁玲考取了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成绩名列前茅。

当她在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班读书时,正好碰上五四运动爆发,丁玲剪掉了发辫,上街游行、演讲。放假回到舅舅家里,遭到舅舅的训斥。丁玲虽然据理以争,但是舅舅家待不下去了,她只能到母亲教书的学校去。她对母亲说:“想要转学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书。”虽然当时经济条件困难,但母亲还是同意了,并亲自送她去长沙。

在母亲的熏陶下,十四五岁的丁玲已经成为活跃分子。丁玲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学习期间,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正在学校里担任国文教员。在他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等一些进步书刊。由于读书多了,丁玲对文学很感兴趣。

1922年春节,母亲的同学王剑虹从上海回到常德,告诉丁玲说******、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子学校,动员她去上海求学。考虑到女儿的前途,母亲支持她去上海。然而却遭到三舅的激烈反对。他认为上海是个学坏的地方,到了那里没人关照怎么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婆已把丁玲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三舅希望丁玲明年毕业就和儿子完婚。这件婚事丁玲母女一直都不认同。三舅借故处处报复她们母女俩。丁玲非常愤怒,她与王剑虹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民国日报》之上,文章揭露了三舅欺压她们母女和佣人的行为。就这样,丁玲解除了长辈所包办的婚约,去上海求学。

第二年,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瞿秋白常到宿舍找王剑虹,这样,丁玲与瞿秋白也认识了。他们常在一起谈话聊天,探讨文学、社会、人生等话题。丁玲对瞿秋白的印象很深。

尽管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频繁的与她们相接触,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是没有影响到丁玲。她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还很迷茫,内心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挚友王剑虹因肺病突然死去,对她的刺痛极大,她感到孤独、寂寞与无助。她渴望着自由,但却不知出路在哪里。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自己:“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

二 痛失爱侣,身陷囹圄

当大革命在南方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丁玲的思想还处于非常混乱的时期。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这样描写着:“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挣扎和痛苦,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第一篇小说是《梦河》,随后又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慧眼识珠,两篇小说都发表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上。

丁玲的性格不断被社会思潮、家人和朋友等外界影响着、左右着,她也在寻找着自我,逐步形成了不满现实、不甘现状、大胆求索、敢于担当的个性,她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也注定了她异常猛烈、泼辣的文笔、文风。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丁玲偶然遇见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运行到相同的轨道,他们的相遇、相知、相爱,使他们在人生路上发生新的转折,开始了新的人生。丁玲在文字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相爱的:“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8年2月,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开始全新的生活,他们的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革命文学”的论争正不断影响着他们。在这期间,丁玲不断地学习着、吸收着、充实着,并写下了《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

时间进入到1930年,上海迎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在这股热潮中,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不久胡也频就加入共产党,他的政治活动参与热情很高,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他们的家也成了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一些党组会就在家里开,胡也频也结交了许多从事革命活动的工人朋友。曾有一个工人在他们家教丁玲唱《国际歌》。丁玲在这种新鲜生活中感受到了新的激情。沉醉于新生活中的丁玲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在等着她。

1931年1月17日,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左联开执委会。丁玲为胡也频整理好衣服,叮嘱他要早些回来。可是,中午过去了,天黑下来了,大风刮起来了,胡也频却一直都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却一直都不见胡也频回家的身影。

丁玲心里十分不安,她清楚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她撕心裂肺地难受,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找朋友和组织打听消息,知道胡也频等人已被国民党关进了龙华监狱,组织和同志们设法营救,但毫无结果。

2月7日白天,胡也频在狱中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牢里的情况,说在狱中要坚持写作,不能白白浪费时光。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要她坚持创作,与左联保持联系,鼓起勇气,担当暂时的困难。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夜里,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23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巨大的痛苦击倒了丁玲,她的生活全部都被黑暗所笼罩,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找不到生活的光明……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渐渐地,丁玲意识到不能再痛苦下去,要挺起腰杆坚强地生活下去。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道:“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孩子送回湖南,交予母亲抚养后,又勇敢地投入新的斗争。

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左联书店也被封闭,于是丁玲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继续开展了斗争。她写文章,办刊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接触。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眼界也越来越开阔,丁玲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他们的苦闷和追求,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她笔下的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中篇小说《水》正是丁玲这段时间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

当丁玲的创作又跃上一个新高度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天,在上海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丁玲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得到瞿秋白的赞颂,称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正当丁玲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和创作的时候,反动派不能容忍丁玲的存在了,他们再次向她下手。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丁玲,押往南京受审,并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国民党的暴行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愤慨。左联在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丁玲被拘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敌人企图禁锢丁玲的心,扼杀她的创作。但是,面对这重重困难,丁玲没有灰心,没有停止热血奋斗的心,更没有停下手中勇于攻击的笔,尽管这些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丁玲被拘禁期间,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许愿欺骗,妄图利用她为国民党做事,遭到丁玲的严词拒绝。丁玲被解禁后,她多方寻找地下党组织。1936年9月,在党的帮助下,丁玲逃脱特务的跟踪监视,辗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三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经过种种努力,丁玲奔向革命根据地——延安,这是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奠定她今后人生追求的基础。从此,她在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上扎根并茁壮成长。

丁玲从上海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她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丁玲回忆这段时光时感慨万千:“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创作的这首《临江仙》,热情洋溢,高度赞颂了丁玲。

在革命根据地,丁玲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困苦坎坷生活的磨炼,培育了她坚强勇敢的生活观。战斗的生活给丁玲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和动力,根据地的军民给她以感动和震撼。在1944年后,丁玲在边区文协从事报道写作的工作,通过生活和工作的见闻,她写下了《三日杂记》。不久,通过大量的采访,她完成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过文章后,极为欣赏,他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这对丁玲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她以更高的热情,继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她不仅采访了刘伯承、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部队领导,还对普通士兵和老百姓进行了采访和采风。这些动人的材料极大地刺激着丁玲的创作,她坐在昏暗的窑洞里,兴奋地写下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在此期间,丁玲还创作出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等一系列反应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章。

终于,抗战胜利了,丁玲也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凭借过硬的文笔、优秀的文风,驰骋在中国文坛。她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丁玲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自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写下了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其中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在这些文章里,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有与作家的书信,有缅怀革命烈士的纪念文章……多样题材和内容的文章极大地抒发了丁玲心中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

四 历经磨难,再铸辉煌

正当丁玲充满热情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位命运多舛的女性身上。

1957年后,丁玲和她丈夫陈明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生活了12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

即便是这样,丁玲不但没有停留脚步,而且越挫越勇。当1966年“文革”席卷了全国的时候,丁玲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卷进历史的旋涡,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那时的所有磨难她几乎全经受了……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着。在这一场场无情的灾难中,丁玲和陈明一直互相依靠、互相支撑,共渡生活的磨难,携手走过艰难的路程。即使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候,丁玲也能收到陈明用各种方式偷渡过来的“情书”,有时是一团皱巴巴的纸团,有时是一个破火柴盒,更有时是一张干枯的玉米叶子,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这些只有丁玲才能认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是她在那段艰难时光里的生之火把、命之甘泉。

乌云终会散去、阳光重现大地,当灾难终于过去,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令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和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此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丁玲,深知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她要只争朝夕,争分夺秒,于是便日夜不停地写作。刚刚做完癌症手术的丁玲常常在夜里两三点钟起床,用肿胀的手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钟。此时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便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在丁玲生命最后一个创作高峰里,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文章。这些文字不仅有丁玲对自己革命时光的回忆,还有对过去人和事的怀念和追忆。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终于不堪重负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留下了许多遗憾,离开了我们。50年坎坷的创作生涯,不仅磨炼了丁玲的意志,更将她与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更紧。在悼念丁玲的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放满了从四面八方送来的挽联、花圈,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都专门赶过来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极为关注,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更是写道:“她永远在那里!”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斯人已去,文章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