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当亡国奴
秦怡，1922年1月31日出身于上海南市一个封建大家庭，原名秦德和。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参与抗日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1938年离家奔赴抗日前线。20世纪40年代是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饰演《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摩雅傣》《雷雨》《千里寻梦》等电影。她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关心慈善事业和电影事业。她是一位坚强、伟大的母亲，数十年悉心照料病患儿子。从艺70多年，曾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奖、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第10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终身成就奖（金凤凰奖）、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
1922年1月31日，秦怡出生，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四，是传统新春佳节中接财神的日子。父亲秦粟臣按照辈分，给她取名秦德和，意为和气生财、和和美美。果然，秦怡成名后，承担起养活全家11口人的重任，她成了全家的“财神”。
秦怡四五岁开始进入大伯在家里办的私塾，6岁进洋学堂读书，7岁时就在报上发表了一副绘画作品，还得了一块钱稿费。她从小喜欢看戏、看电影，用今天的话说，她是阮玲玉的“粉丝”。在大姐的支持下，她参加了南市少年宣讲团的活动，宣讲团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和报告会。她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小学毕业后，她进中华职业中学读商科。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秦怡参加了校红十字会。她参与为前线将士做背包、棉鞋等活动，学习战地急救技能，慰问十九路军时她参与救护包扎和抬担架；参与声援“七君子”的请愿，被高压水龙冲得全身湿透。“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参与学校组织的示威游行，参与抗日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秦怡在校的活跃表现，引起训育主任的不满，要求她退学，秦怡不得已转到仿德女子中学。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秦怡一家搬到公共租界一间小房子里。仿德女子中学在炮火中毁了，秦怡转到华东女子中学。这时，学校无法读书了，隔三岔五就有学生离校出走，奔赴抗日前线。16岁的秦怡不想做亡国奴，她想上前线做战地护士。1938年8月的一天，秦怡和几位交大的学生，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后辗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秦怡找到8年没见面的哥哥，可哥哥自顾不暇，无力帮助她。身无分文的秦怡在武汉熬过了几天挨饿的日子。报上一则广告给她带来了希望，驻守武汉战区的第22集团军招聘三名30岁以下的女文书，条件是高中文化程度，立志抗日者。秦怡按照地址去应聘，报名者有300人，其中还有大学生。应聘者要参加统一考试，考题是写一篇自传，秦怡的读书功底派上了用场，她洋洋洒洒地写了厚厚的一叠纸。但由于一位军官总在她身边转悠，搅得她心烦意乱，写得怎样她心里也没数，估计自己可能考不上。三天后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让她喜出望外。另外两位被录用的女文书，一位叫骆亚琳，沪江大学毕业；一位叫钟湘，上海音专毕业。作为军部文书，每月120块钱，可以衣食无忧了。
第二天，22集团军开赴襄阳。路上走走停停，不知哪一天才能开到前线。三位女文书只是开会做个记录，或抄个通知，别无他事。部队快到襄阳时，驻扎在一座古庙里，士兵无所事事，秦怡就教士兵们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以鼓舞士气。和士兵熟了，她们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个杂牌军，军饷常被克扣，连肚子都填不饱，军官却花天酒地、大吃大喝，根本算不上是抗日的队伍。三位女文书商量着如何逃跑，经过秘密策划，一天深夜，秦怡和骆亚琳借机偷渡到樊城，又转火车到了武汉。但刚进客栈就被两个宪兵抓住了，因为火车再快也没有电话快。她们被带到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审问她们时，隔壁电话响了，一个军官接完电话就挥手把她们俩放走了。原来，10月21日广州失守，日军转攻武汉，各路国民党军队忙于撤退，没有心思再审逃兵了，两人躲过一劫。随后，她们偷渡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
二 偶遇名导演
秦怡和骆亚琳登上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来到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城市。在船上，她俩已商量好了，到重庆就住基督教会办的女青年会宿舍，那里收费低廉，骆亚琳又认识里面的工作人员。所以，她俩很快住进了女青年会宿舍，食宿每月16块钱。接下来，秦怡要尽快找到工作，解决生存问题。
女青年会宿舍住着各种各类的人，上至社会名流，下至逃难和无家可归者，可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女青年会成了秦怡了解社会新闻的窗口、交友的平台，在这里锻炼了她人际交往的能力。她和一位从香港来的女记者相处很好，秦怡经常和她聊天，女记者对时事、政治、人生哲学、抗战等见解，对秦怡有很大启发，她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在女青年会里，秦怡还结识了一位朋友朱嘉蒂，她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经常拿来一些话剧票，叫秦怡去看演出。当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电影界宣传抗日，抗日题材的电影很难拍摄。因此，中国电影制片厂一些爱国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为唤醒全民抗战，不得不变换手法，他们以中国万岁剧团、中国万岁合唱团的名义，编排了一些抨击时弊、宣传抗日的话剧。秦怡借朋友朱嘉蒂的光，看了不少话剧。
一天晚上，中国万岁剧团彩排新戏《八百壮士》，朱嘉蒂带着秦怡去观看。看完彩排，朱嘉蒂上了卫生间，秦怡在门厅等候。这时，场内走出两个中年男子，从秦怡面前走过，没走多远，两人转身走到她面前。其中一位问道：“小姑娘，你在等人吧？在哪里工作？”另一位上下打量着秦怡。
秦怡见两位儒雅有礼，不像坏人，如实回答说：“我刚到重庆，还没有工作。”
两位男子知道她还没有工作，便主动邀请她到他们那里去。秦怡正为工作的事发愁，心里有点激动。但得知他们是演戏的，她去了是做话剧演员，不免失望。因为她没想过要当演员，她不住地摇头。两人鼓励说，不会可以学嘛。他们感到秦怡有艺术天赋，是一块当演员的好料。秦怡依然推辞，两人惋惜地走了。但就是这一次偶遇，却改变了秦怡的人生。
朱嘉蒂从卫生间出来，惊奇地看见秦怡在和那两个人说话，她认识那两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她迫不及待地问：“你认识他们？”
秦怡摇摇头，说是他们主动搭话，还要请去参加他们的演出，她没同意。
朱嘉蒂激动地说，这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导演，一个叫应云卫，一个叫史东山，和她说话的就是应云卫！被他看中，机会就像从天而降！
秦怡兴奋不已，大导演就在自己面前，而且和自己说话，她觉得太幸运了，以前虽没见过他们，但他们的大名她是知道的。
为了生存，秦怡必须找一份工作。朱嘉蒂热心帮忙，她把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许珂介绍给秦怡认识，请求许珂帮忙介绍工作。许珂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认为秦怡形象很好，可以培养成为一名好演员。
秦怡对当演员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没有演戏才能，国语也说得不好，不会国语怎么演戏？
许珂鼓励她说：国语不好可以练，可以做见习演员，跑跑龙套，演演群众角色。特别是听了朱嘉蒂的介绍，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已相中了秦怡，更有信心了，极力劝她先进入合唱团，唱唱歌总可以吧！
盛情难却，秦怡不好再推辞了。她觉得在合唱团唱唱歌，自己还是能够胜任的。毕竟有一份工作，也解决了吃饭问题。
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武汉迁到重庆不久，正在招收演员。许珂找到厂长郑用之，积极推荐秦怡，说她形象秀丽动人，是块当演员的材料。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也说秦怡气质不错，他们也想吸收她进来。郑用之认为，这几个人都觉得这人不错，便同意收下秦怡。
几天后，许珂兴冲冲地告诉秦怡，中国电影制片厂同意录用她了，说应云卫和史东山两位大导演非常欢迎她加盟。要她填一张表，并说填表是个形式，是履行必要的手续。交了表，秦怡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了。许珂告诉她说，实习期3个月，月津贴30元；期满转正，每月工资近百元。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秦怡为今后的生存而奔波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馅饼！1938年11月底，秦怡有了正式工作。这时她从武汉到重庆还不到两个月，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她有了立身之地，有了自己的饭碗！
秦怡原名叫秦德和，正式成为演员后，许珂认为秦德和拗口，提出最好改名。秦怡就请许珂帮她改一个名字。许珂绞尽脑汁，才想出了“秦怡”这个名字。此后不久，在重庆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中，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秦怡；在日后的中国影坛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秦怡！
三 艺坛铸辉煌
秦怡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演的第一个话剧是《中国万岁》，这是一部鼓动群众参军的抗日戏。秦怡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她在剧中只有一个动作、一句台词：背对着观众，举起拳头，站起来说：“我也要去！”就这一句台词，她拼命地练，反复地念，别人说这孩子练得发疯了。她没有学过演戏，不懂什么是创造人物，常去向有经验的演员请教。后来她觉得自己不是演戏的料，1940年她就离开了电影制片厂。
1941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排演曹禺改编的一出独幕剧《正在想》，他们又让19岁的秦怡演一个40多岁的老嬷嬷，这确实有点难度。但她穿上嬷嬷的服装，再一化妆，就找到了一点嬷嬷的感觉了。因为她那时已病了很久，人长得又瘦，打着一把洋伞，肩挂黄布袋，在镜子前晃来晃去，越看越像个嬷嬷。她忽然有了一种创作欲望，觉得自己还能演戏。这个独幕剧很成功，受到观众好评，很多人都说秦怡会演戏，这使秦怡重新燃起对艺术的热爱，唤起她喜欢电影、喜欢文艺的感觉。
1941年中共南方局成立了中华剧艺社，秦怡加入了剧艺社。第一部话剧是《大地回春》，她演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女子。剧中可怜女子在亲情、爱情方面都有很多痛苦，秦怡觉得自己和戏中的角色有相似之处，能够体会那种痛苦的辛酸，她把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演出一炮打响，秦怡开始走红。
秦怡演的第二部剧《天国春秋》，她在剧中只有一场戏，演一名青楼女子。导演应云卫要培养锻炼她，告诉她说重要角色或次要角色都要演好。这名青楼女子还是爱国爱民的，她不愿意屈服于敌人。秦怡把青楼女子演得很成功，人物刻画得恰到好处。后来，演了很多戏，扮演了一个又一个人物，也演了很多革命的戏。她成了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秦怡的创作进入黄金时期，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银幕形象，在《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摩雅傣》《雷雨》《千里寻梦》等电影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上影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农家乐》，她主演新中国的一位叫拉英的农村妇女。为了演好这一角色，她与张伐、仲星火、卫禹平等演员到胶东莱阳体验生活。到了莱阳，住的是堆着牛粪的草屋，满屋都是牛粪味。她看到那里的孩子都骨瘦如柴，她没想到那里如此贫困。但村民热情好客，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秦怡根据角色，住进了一个青妇队干部家里，两人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她们一个推车一个拉车，把一车车石头运上山，她们一块儿唱山东小调。秦怡还学会了烧灶锅、收割高粱等农活。一个月下来，秦怡仿佛变了个人。当她穿上土布袄衫，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姑娘。秦怡的最大收获是从青妇队干部身上见到了拉英的影子，体验到拉英应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乐观的品质，她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有了更深的理解。最终，银幕上的拉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当代农村新女性形象。1950年秋这部影片在全国公映，秦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新中国的影坛。
1959年5月，秦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她参与《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在拍摄临刑就义的一组镜头时，林红大义凛然，昂首挺胸，从容不迫，视死如归，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未来。影片公映后，林红成为当时青少年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四 人美心更美
秦怡的明星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家庭生活却不免悲凉。1947年12月15日，秦怡和“电影皇帝”金焰结婚，郭沫若是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五六十位知名人士参加婚礼。
金焰本是韩国人，后来加入中国国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热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也是上海演员剧团的团长。1958年，率团出访德国，在德国给团里买了几台录音机，自己也买了一台。但团里有人对使馆人员说：金焰向外国人索要了一台录音机，这是有损国格的事。使馆人员信以为真，并没有调查核实，便书面向文化部报告此事。更为戏剧的是，临回国前，使馆人员把一份密封材料交给金焰，让他交给文化部领导。金焰对此毫不知情，到北京就把文件袋交给了文化部的领导。当他回到上海时，这份材料已到上海电影厂领导手里。领导也没调查，此后不再派他出国。这件事成了金焰终生的痛苦，他从此借酒消愁，后来因饮酒过度，造成胃出血。手术后虽保住了性命，却只能长期卧床休息，这位“电影皇帝”从此与孤灯、病榻相伴。在“文革”中，金焰遭受许多莫须有罪名的折磨。1983年，久病的金焰去世。
丈夫不顺，儿子也不省心。
1948年7月，秦怡的儿子金捷出生，昵称小弟。秦怡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1965年儿子金捷突然发病，患了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其后由抑郁症转为狂躁症。家庭气氛由沉闷一下子转为躁动。从那一年起，秦怡把大部分情感倾注在金捷身上。儿子长期来患着精神分裂症，情绪不稳定，生活不会自理，活在痛苦之中。儿子的痛苦比自己的痛苦还难受，秦怡悉心照料儿子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白天忙着拍电影，回家忙着给儿子吃饭穿衣，喝水服药，无微不至地照料儿子。她常说：“儿子得了这种病，最痛苦的是他自己，最操心的是母亲，我必须加倍给他真挚的爱。”她做到了，处处表现出一位母亲伟大的母爱！她做得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她是一位坚强、伟大的母亲！2007年3月7日，59岁的金捷病逝，秦怡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秦怡从悲痛中走出后，耄耋之年的她，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把爱倾注在慈善事业和电影事业，把爱奉献给更多的人。“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秦怡捐出21万元，这是她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
秦怡不但是周恩来总理赞誉的最美的中国女性，她的心灵也是纯洁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