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食其力改变命运
袁雪芬（1922-2011），浙江绍兴人。11岁入嵊县四季春越剧科班学戏，1942年起致力于女子越剧改革，曾参与整理并主演了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木兰从军》《红粉金戈》等，她是越剧袁派创始人，她演唱的《香妃·哭头》《梁祝·英台哭灵》《一缕麻·哭夫》成为著名的“尺调三哭”，一时广为传唱。1946年，演出了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成为越剧改革的顶峰之作。1953年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电影，曾获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她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被誉为“中国越剧的一面旗帜”。
1922年3月26日袁雪芬出生在浙江嵊县（今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父亲是一位乡村私塾教书先生。她小时候读书不多，但从小父亲就教导她：“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你要不靠爹、不靠娘、不靠丈夫，要做到人穷志不穷……”
“长大后一定要自立。”父亲的教导，让她从小有自立意识。由于家里只靠父亲教书糊口，生活贫困，她曾亲眼看着妈妈把一个妹妹送去育婴堂，也看见过把一个出生40多天的妹妹送人。生活的残酷迫使她下决心，自己要谋一条生路，不让妹妹们遭灾，爸妈受苦。11岁那年，袁雪芬不顾家人的劝阻，离家出走开始了越剧生涯。
袁雪芬首先进入了四春科班学戏，开始学的是男班丝弦正调腔。学戏是个苦差事，富人家的孩子很少有唱戏的，唱戏是被人看不起的。袁雪芬学戏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经常受到师傅用藤条或竹片抽打，学得不好，演得不到位，都免不了挨打。在八年科班生活中，绍兴、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都留下戏班的足迹。袁雪芬痛感社会现实，以及“戏子”的社会地位的低下。
袁雪芬13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她住在外婆家。突然，地主裘芹冠带着几个狗腿子闯了进来，说她爷爷没有缴裘家的田租，要让她顶替缴租，不容分说，强行把袁雪芬拉到裘家。
另一位地主裘孝楼也来趁火打劫，纠缠着袁雪芬，要她做自己的小老婆，许愿说只要跟了他，以后会给房子给她钱。袁雪芬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大叫说：“我不做小老婆！”裘芹冠好像和裘孝楼串通好了一样，骂袁雪芬不识抬举，一辈子当戏子的命。袁雪芬不理他，愤怒地冲出来，跑回了外婆家。
这段风波，对袁雪芬刺激很大，她的性格也发生了改变，原本活泼开朗，好说好笑的她，变得心事重重，缄默不言了。她开始懂得要保护自己，懂得要保持清白。
二 自掏腰包改革越剧
八年科班及演出生活，给袁雪芬留下的是痛苦和憎恨，她对科班里的阴暗和丑陋深感厌恶。为此，她决定离开科班另起炉灶，她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甚至要改变越剧的剧种。
袁雪芬觉得，越剧总是老套子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就会被淘汰！于是她一直苦心琢磨，先后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曲。在一次看话剧表演时，她认为话剧与看戏曲大不一样，尤其是台上与台下的共鸣让袁雪芬耳目一新，给她一种全新的感受！那时，袁雪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话剧的编剧、导演、舞美设计、演员等一整套东西来改造越剧。
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改革阻力重重。没有一个戏院敢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无奈袁雪芬最后提出，用自己的薪水聘请编剧、导演和舞美等人员来参与越剧改革，所有的风险她一人承担，剧场老板坐地收钱。同时，她也对剧场老板约法三章：不拜客、不唱堂会；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不许干涉上演剧目。并要求剧场去掉陋习，为演出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环境，为观众营造一个欣赏品味的氛围。
经过袁雪芬的多方努力，1942年10月28日，20岁的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登台，正式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
1943年11月，袁雪芬表演《香妃·哭头》中“听说夫君一命亡”唱段，在演到看见被杀害的丈夫小和卓木的头颅时，哀从心起，悲痛欲绝，她没有按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来演，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哭出一个长腔，满腔悲情自然喷涌而出。琴师周宝财受她感染，随机应变，即兴地改变定弦和伴奏与之适应，用京剧中的“亮音”予以衬托，用碎弓配合袁雪芬后面的哭腔唱段，使整个唱腔充满委婉深沉、凄切悲恸的情绪……由于袁雪芬唱出了不同于四工腔的新曲调，唱出了越剧新一代的唱腔“尺调腔”。后被其他越剧演员吸收与不断丰富“尺调腔”唱法，使之发展成越剧的主腔，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尺调腔”旋律淳朴，节奏富于变化，感情真挚细腻而深沉，韵味醇厚，缠绵委婉，声情并茂，被称为“袁派”。音乐家刘如曾说：“现在常有‘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而从越剧‘尺调’来讲，可说是一个‘调’发展了一个剧种。”越剧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
“袁派”在40年代的唱腔音调一般低沉哀怨，突出叙述性和倾诉性，袁雪芬注意转换唱腔层次，唱腔与剧中人物感情融为一体，唱腔音调平中出奇，刚柔并济。袁雪芬演唱的《香妃·哭头》《梁祝·英台哭灵》《一缕麻·哭夫》成为这时期著名的“尺调三哭”，曾广泛传唱。
1946年初的一天，编剧南薇拿出一本分析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形象文章的杂志给袁雪芬看。袁雪芬被《祝福》里面的内容打动，立即说：“你赶快把它改编出来，我一定演好它。”
改编鲁迅的作品应征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同意。袁雪芬和南薇找到许广平，谈了她们要把《祝福》搬上越剧舞台的想法，许先生听后说：“绍兴越剧演的都是公子小姐，《祝福》没有爱情，又没有好看的打扮，观众要看吗？再说，现在看鲁迅的书都要被戴‘红帽子’，你们演鲁迅的作品，当局会同意吗？”面对许先生的顾虑，袁雪芬解释说：“只要有意义的戏就演。改编《祝福》，我们就是希望祥林嫂的命运在现实社会中绝迹。”许先生被袁雪芬的真诚与勇气所打动，欣然同意将《祝福》改编成越剧。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祥林嫂》上演了。许先生邀请了胡风、田汉、于伶、欧阳予倩等文艺界人士观看，他们对这出戏高度赞赏。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发了演出消息。《祥林嫂》却惹恼了国民党反动派，认为袁雪芬是地下党员、赤色分子。特务开始到袁雪芬家门口盯梢，这年8月27日，发生了轰动上海的“粪包事件”。60年后袁雪芬回忆起当年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当年我乘着黄包车从家里出来，去苏联电台做播音，粪包从头上兜下来后，我马上叫抓人，应该有警察在场，但他们无动于衷，证明是买通了的。结果只有我和拉黄包车的工人一起去追。等我回到家，好友对我说，这粪包哪里来的非常清楚，应该就是前几天强迫你参加越剧职工会的人干的。”除此之外，甚至有人拿枪威胁她。
无奈之下，袁雪芬的剧团宣布解散，袁雪芬也暂停演出。许广平知道后，非常气愤，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慰袁雪芬》一文，她写道：“暂时休息一下也好，中国需要您这样一位有灵魂的好女儿，人民需要您这样一位热诚为公服务的艺术家。等着吧，不久大家就会起来敦劝您重返舞台的。”
《祥林嫂》成为越剧改革的顶峰之作。
在停演的日子里，她想了很多，要提高自己的演艺水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应该让所有越剧成员参与到改革中来。另外，剧团要有自己的剧场，要培养一批越剧的接班人，培养出一批越剧优秀演员。于是，袁雪芬四处游说，动员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越剧名伶，共同参与为建造剧场的集资活动。她的提议得到大家赞同。1947年7月29日，这10位越剧名伶在上海签订联合义演“合约”，她们后来被称为“越剧十姐妹”。但集资活动却百般受阻，因为上海的越剧演员受到老板的严格控制与盘剥，她们是老板挣钱的机器，她们想有自己的剧场，实际是分流了老板的财路，自然会受到老板的百般阻挠。同年8月19日，越剧十姐妹在上海黄金大剧院联合义演《山河恋》，8月28日晚，警察局送来“勒令停演”的禁令，袁雪芬、尹桂芳、吴小楼等人，到社会局与局长展开说理斗争，对方被问得理屈词穷，最后只得同意恢复演出。这样《山河恋》获准继续演出，到9月12日义演结束。随后，义演的收入又被冻结，最后的收入只够办个越剧学习班。“越剧十姐妹”的理想最终落空。
三 博采众长不断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袁雪芬的艺术创作达到新的高峰。1950年4月起，她先后担任华东越剧实验团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越剧院院长等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袁派努力塑造新的人物音乐形象，在创腔时注意体现人物的感情内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化吸收，敢于突破，创造新腔。1950年演出《相思树》时，她取男班艺人支金相的唱腔之长，创造出一种表达复杂感情的“男调”。
195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为了庆祝《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招待朝鲜金日成首相，下达给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一个任务，排演越剧《西厢记》。剧团抓紧赶排，11月23日晚，该剧在怀仁堂演出，招待金日成，周恩来陪同观看。剧中袁雪芬饰崔莺莺，她运用娴熟的音乐语言，吟诗作画般的唱腔，快慢结合的字位节奏，把崔莺莺的气质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举行，指定袁雪芬、范瑞娟进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上级通知说：毛泽东指示，马上要开拍彩色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已久，在越剧舞台上它起初叫《梁祝哀史》，1940年，袁雪芬等人改编成《新梁祝哀史》，剔除了原来大量糟粕内容，天真忠贞的祝英台，与呆板可爱的梁山伯演绎了一段纯洁美丽的爱情悲剧。新梁祝在当时影响很大，每次演出，台下都哭声一片。所以，袁雪芬对梁祝烂熟于心，电影版的梁祝基本成型，加之袁雪芬和范瑞娟多年在梁祝中的出色演技，为电影版梁祝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年底，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电影梁祝。在当时，拍摄彩色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金、技术、人员、设备等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困难。一部彩色电影要40多万元，今天，说出这一数字根本不算什么，而在当年，却是个非常大的开支。技术、设备上也不过关。当时从苏联进口了两盏阿克炭精灯，亮得让演员睁不开眼，而且一闪一闪的，甚至有的演员眼睛被照得红肿。所以，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厂长屡次建议改拍黑白片。而苏联专家的话更刺激人：“你们要拍彩色电影，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就是说，15年后中国才有能力拍彩色电影！
无奈，只能改拍黑白片。原先准备的彩色布景和服装都要重新设计调整，在拆除布景时，电工偶然发现：掉头安装的阿克炭精灯不闪了，能正常拍摄了，原因就是灯头装倒了。袁雪芬非常兴奋，她把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请到摄影棚，看到镜头里的彩色画面非常清晰明丽，大家都很高兴，最后决定还是拍摄彩色影片。
经过11个月的艰苦努力，《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成功，中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电影诞生！影片中袁雪芬根据祝英台的性格特点，演唱既热情奔放，又含蓄内敛。通过一系列演唱技法的转换变化，表达出祝英台内心情感的起伏。影片放映后，风靡全国。
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把这部影片带到日内瓦放映，200多名外国记者看后极为震撼，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袁雪芬在几十年舞台生涯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她从少年唱到老年，从乡村唱进都市，从中国唱到世界。她的越剧唱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她是中国越剧史上的一个传奇，无法比拟，无可替代，是百年越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袁雪芬的功绩，很多业内人士和专家都给予很高评价。导演刘厚生曾说：“袁雪芬的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艺术，努力使越剧走上高品位的发展道路。”
音乐家刘如曾说：“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著名戏剧评论家沈祖安把袁雪芬比喻成“中国越剧的一面旗帜”，认为“京剧的梅兰芳、昆曲的俞振飞、黄梅戏的严凤英、豫剧的常香玉、越剧的袁雪芬，都是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袁雪芬在越剧前辈中辈分并非最大，但贡献无可比拟”。
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真实的袁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