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读起古人归隐的故事、归隐的诗文来，总觉得是那么潇洒、个性、无羁与惬意，无论去游“桃花源”，去“采菊东篱下”，去“明朝散发弄扁舟”，去“松下问童子”，似乎都是神仙过的日子。
其实，归隐者有归隐者的痛苦。有为躲避战乱，躲避政治迫害而藏入深山古刹的；有看不惯当朝政治，不欲与统治者合作，甘愿栖身于草莽的；有不被朝廷重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扔下小乌纱而去过田园生活的；有难入仕途，屡屡碰壁，挤不进上流社会，因此只能低调生存的。
归隐山林，做隐士，是有条件的。你得有学问有一定社会名望，你是官员或者当过官；你得有比较殷实的家境，能在归隐后养活自己与家人。历代的隐者，要么是官宦人家富裕人家的子弟，要么自己已挣下了相当的家业。比如姜子牙，拿着直钩在江边作钓鱼秀，他们家有饭有肉供他吃，否则，即便想借此进身，也难做得那么从容。比如陶渊明，如果他们家没米，他就不可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话；如果他们家没有土地，他也不可能“采菊东篱下”了。如果作为佃户作为长工去劳作，他也不可能有“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恬淡、陶醉幸福的心情。诸葛亮也当过一段时间的隐士，虽然当时的他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他有可以栖身与读书的“草庐”，有可以“躬耕于南阳”的土地。如果他住山洞吃野菜，他就不太可能是“卧龙”，而是卧虫什么的了吧。有没有人去“顾”他，就很难说了。
归隐山林的，大都是有些来头有些势力的。农夫野叟如果称自己身在草莽是隐居，那就是超级幽默超级笑话了。
对于文人雅士，对于中小官吏，在不为社会所容的情况下，最悲惨的情况不是归隐，而是虽然想归隐，但因为没有经济条件而难以实现愿望。这情形，才真正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呢。
诗人孟浩然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一诗中说“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言在长安为官并非他的心愿，东林寺里有他仰慕的引为师友的高僧。他常向往去山林隐居高卧，但苦于没有资金维持隐居生活。
孟浩然是襄阳人，曾在张九龄荆州任上为其幕僚。他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过隐居生活，这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害怕“纪检委”而刻意装穷。后来虽然归隐于鹿门山了，但为此事他伤透了脑筋，奋斗了许久，付出了很多，那是很自然的事，毋庸置疑。
与封建社会的文人和官员比，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想归隐该归隐的人们，却归隐不起（当然，那些捞足了钱，富可敌乡敌县的人，是不会去归隐的，他们正在大捞特捞呢）。现在的人们，基本靠工资收入维持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日常生活需要一大笔开销，子女的教育需要一大笔，而买一套住宅，需要大半生的收入。许多的人，背着贷款，是房奴车奴或别的什么奴。积极入世，干好自己的工作，争取仕途学途的递进，争取有更高的职位及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才是最为重要的。退隐归隐之类，纯粹是胡扯淡。归隐了，贷款谁还？子女谁供养？父母谁养老？自己在“山林”的生活费又从哪里来？
面对孟浩然的“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的诗句发感慨，并非说今不如昔，只能说今天的社会进步了，平民子弟大批地成为学人与官员了。他们没有丰富的土地、山林、金条等等的遗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人世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严峻的生活。
当然，现在是治世是太平盛世，真正想归隐的人也少之又少。这是我们时代的幸福，应当珍惜。毕竟，归隐者是有万般无奈与苦衷的，归隐的生活也相对是寂寞、清贫、艰难的。归隐虽有寄情山水，寄情自然，寄情诗文，寄情宗教之怡之乐，但归隐者内心更多的，恐怕还是未能在社会上展示才华，未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遗憾甚至遗恨。隐士的生活，是不值得今天的人们向往的。
2008.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