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读起古人归隐的故事、归隐的诗文来,总觉得是那么潇洒、个性、无羁与惬意,无论去游“桃花源”,去“采菊东篱下”,去“明朝散发弄扁舟”,去“松下问童子”,似乎都是神仙过的日子。
其实,归隐者有归隐者的痛苦。有为躲避战乱,躲避政治迫害而藏入深山古刹的;有看不惯当朝政治,不欲与统治者合作,甘愿栖身于草莽的;有不被朝廷重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扔下小乌纱而去过田园生活的;有难入仕途,屡屡碰壁,挤不进上流社会,因此只能低调生存的。
归隐山林,做隐士,是有条件的。你得有学问有一定社会名望,你是官员或者当过官;你得有比较殷实的家境,能在归隐后养活自己与家人。历代的隐者,要么是官宦人家富裕人家的子弟,要么自己已挣下了相当的家业。比如姜子牙,拿着直钩在江边作钓鱼秀,他们家有饭有肉供他吃,否则,即便想借此进身,也难做得那么从容。比如陶渊明,如果他们家没米,他就不可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话;如果他们家没有土地,他也不可能“采菊东篱下”了。如果作为佃户作为长工去劳作,他也不可能有“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恬淡、陶醉幸福的心情。诸葛亮也当过一段时间的隐士,虽然当时的他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他有可以栖身与读书的“草庐”,有可以“躬耕于南阳”的土地。如果他住山洞吃野菜,他就不太可能是“卧龙”,而是卧虫什么的了吧。有没有人去“顾”他,就很难说了。
归隐山林的,大都是有些来头有些势力的。农夫野叟如果称自己身在草莽是隐居,那就是超级幽默超级笑话了。
对于文人雅士,对于中小官吏,在不为社会所容的情况下,最悲惨的情况不是归隐,而是虽然想归隐,但因为没有经济条件而难以实现愿望。这情形,才真正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呢。
诗人孟浩然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一诗中说“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言在长安为官并非他的心愿,东林寺里有他仰慕的引为师友的高僧。他常向往去山林隐居高卧,但苦于没有资金维持隐居生活。
孟浩然是襄阳人,曾在张九龄荆州任上为其幕僚。他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过隐居生活,这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害怕“纪检委”而刻意装穷。后来虽然归隐于鹿门山了,但为此事他伤透了脑筋,奋斗了许久,付出了很多,那是很自然的事,毋庸置疑。
与封建社会的文人和官员比,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想归隐该归隐的人们,却归隐不起(当然,那些捞足了钱,富可敌乡敌县的人,是不会去归隐的,他们正在大捞特捞呢)。现在的人们,基本靠工资收入维持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日常生活需要一大笔开销,子女的教育需要一大笔,而买一套住宅,需要大半生的收入。许多的人,背着贷款,是房奴车奴或别的什么奴。积极入世,干好自己的工作,争取仕途学途的递进,争取有更高的职位及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才是最为重要的。退隐归隐之类,纯粹是胡扯淡。归隐了,贷款谁还?子女谁供养?父母谁养老?自己在“山林”的生活费又从哪里来?
面对孟浩然的“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的诗句发感慨,并非说今不如昔,只能说今天的社会进步了,平民子弟大批地成为学人与官员了。他们没有丰富的土地、山林、金条等等的遗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人世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严峻的生活。
当然,现在是治世是太平盛世,真正想归隐的人也少之又少。这是我们时代的幸福,应当珍惜。毕竟,归隐者是有万般无奈与苦衷的,归隐的生活也相对是寂寞、清贫、艰难的。归隐虽有寄情山水,寄情自然,寄情诗文,寄情宗教之怡之乐,但归隐者内心更多的,恐怕还是未能在社会上展示才华,未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遗憾甚至遗恨。隐士的生活,是不值得今天的人们向往的。
2008.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