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一诗中的末尾四句，言苏州文史发达，汇聚了众多的才子。这个地方的发达，原因看来并非仅仅是财税富足。其发达的根本，在于教育与文化。
韦应物是京兆长安人，典型的老陕，北方人。他出身关西望族，十五岁即以门荫入宫为三卫郎，后来又入太学，折节读书。对于教育对于文史，他都是钟情的。这些，也为他的宦途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并为他在文学史上挣得了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发轫、发达于北方的。相当长的时间，南方相对于北氐西戎，被称为南蛮。直到三国时期，许多地方依然蛮荒，诸葛亮所言“八月渡泸，深入不毛”，写的就很生动。唐朝时，长江以南虽仍被习惯性地呼作“大藩地”，但经济社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而推动其发展的，最根本的是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进步。
粗略统计了一下，清代蘅塘退士所编之《唐诗三百首》主要的作者有七十人左右，除了一些籍贯不详的，南方人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尤以湖北、浙江、江苏籍的居多。
韦应物对于地域文化、教育发展的差异是敏感的，虽然他出生于唐朝的首都，但他游历极广，尤其熟悉南方，熟悉苏州，对于苏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持充分肯定之态度，并且悟透了文化与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教育、文化的重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春秋时期的孔丘孔老夫子，对于教育、文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一部《论语》，字虽不是很多，但此方面的思想却备极丰富。唐以前乃至唐代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与文化也是极其推崇的。但把教育、文化与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韦应物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
古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文化的推动，近代、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其如此。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发展，得益于民主、科学，而民主科学的根基却是教育、文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很快翻身崛起，并且成为经济大国强国，仅仅位居美国之后，依靠的，也是全民至为艰苦的教育振兴。日本人在教育上进行了大投入，教育、文化也为日本的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发挥了巨大而神奇的作用。
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上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从制度、方式到内容都跟不上时代了，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封闭保守萎缩了。虽然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但那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膨胀与自我麻痹。当西方人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学科时，我们还在醉心于诗词歌赋、祖宗宝典，当西方人发明了电灯电话火车飞机时，我们还视其为“奇技淫巧”，以为会“坏我民心”。对于西方教育促进下产生的成果，极端如义和团，态度是“烧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我们的文化是“法先王”，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比较早的“两个凡是”）。因此之故，我们社会共和的步履，民主的步履都比较缓慢。如果没有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只靠故纸堆里的文化与思想，中国的社会发展还会被迟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究其根源，除了制度原因，主要的还是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虽然百废待举，但教育与文化还是受到了一定重视，得到较快发展的。“文革”中，经济社会全面混乱倒退了，走到崩溃的边缘了，除了政治秩序等方面的原因，十年不正规培养大学生，不培养人才，是一大原因。十年摧残文化人，毁灭文化，也是一大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美日德之后，位居第四。中国已跨入了收入中等偏低国家行列。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中国这三十年的巨大发展巨大变化，得益于大学的重新招生，得益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得益于政治的民主，文化的开放、繁荣与发展。财税是重要，但社会发展，仅有财税，没有教育与文化的支撑，显然是不行的。教育、文化上不去，财税也高不到哪里；上去了，也难以持久。知识经济时代尤其如此。
韦应物说得好，“方知大藩地，岂日财赋强”，中国人尤其中国的领导人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当前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两年多投入四万亿元人民币拉动内需。内需的方面很多，交通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那么教育与文化呢，我想也应该是需要的吧。不知需要多少，怎么分配，那就由“肉食者谋之”了，我们只能静待结果。
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