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树旗称帝后，与宋朝激烈冲突了好几年，因为战争给双方均带来了巨大危害，人员死伤，经济受损，财力耗尽。撑持战争局面，成为双方沉重的负担，因此之故，双方均寻求和解。元昊以称臣，换得了宋朝每年二十五万缗钱物的岁给。除此之外，西夏还要求进行青白盐贸易，要求每年出口宋朝青白盐数万石。宋朝一些大臣以为，不能允许，否则给西夏的利益过多，与给辽国的数额接近，辽国人又会生贪婪心，要求加码。《宋史·孙甫传》记载，宋朝臣子向皇帝进言，“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元昊缴获的战利品，未用之于民事与军事，而被元昊随手赏赐给其部众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慰劳将士，收买人心，并调动部众的积极性，可带来的问题是财政愈发的困难。因此，宋朝臣子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加重西夏的困难，不要轻易与西夏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做打算。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宋朝有两种意见，哪种意见更有道理，千年之后的我们似无评论与评价的必要。我只是对李元昊处置战利品的态度与方法感兴趣。
李元昊“钞掠所得，旋给其众”的做法，其实是将好处给予了出生入死，浴血拼杀，为李元昊效命的将士，而将困难将艰辛留给了国家，留给了皇帝李元昊自己。
接下来，按照我们惯常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按照老三篇的写作风格，我们就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了。是的，李元昊所持的是一种什么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是的。但他即使不利己，也要利他亲手创立的政权，利西夏这个国家呀。西夏建国之初，因宋朝断了岁赐，断了贸易，加之国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其经济的一大支柱，应该就是战争的掠夺。令人颇为意外的是，李元昊随手就将战争所获给予了参加战争的人，这里没有集中，没有“一切缴获要归公”，没有统筹安排。有的，只是权宜之计。
元昊为什么不定下“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矩，将战利品统一调拨，统一使用，或者干脆据为己有？原因可能很多，西夏的酋豪、士兵等等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得不到战利品，他们没有积极性，更有可能，没有战利品，他们难以支撑战争。所以，元昊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至于如何长期支撑战争，以什么为经济基础立国，只能放到后面去考虑了。与宋朝议和，获得岁赐，恢复贸易，便是他的良策。此策果真奏了效。
“钞掠所得，旋给其众”的做法，至少证明李元昊是帝王之材，不是草莽，不是土财主。他是大气的，不为一些钱财器物所诱，而做出损害部下积极性的事。在他手下效命，还真有些“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感觉，有些“大块吃肉，大秤分银”的快乐。古来成大器成大事者，将钱财等等的身外之物是看得很开的。当然，这并非全是由其思想觉悟决定的，也是由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对李元昊之类的人来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诗意的抒情，不是平民的远大理想，不是穷汉的自我安慰，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李元昊所要的，是社稷，是帝位，是做天子的快乐，是将帝位传之万代的期盼。只要登上了王位，金钱美女自然要多少有多少，想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了。
当然，并非所有想成为帝王与已成为帝王的人都是慷慨的。像项羽般只会施妇人之仁，连手中的官帽都舍不得发的人也大有人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元昊也有许多为后人敬慕与感佩的地方。
钱财是身外之物，应当看轻看开一些。斤斤计较的人，不一定能成富翁，八成仍是穷汉，而如李元昊般大方大气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上的。
2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