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但不论轻还是重，人死后其尸体总是要处理的。
人死后尸体如何处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其方法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有较大的不同。
在中国，葬式大约有天葬，即让秃鹫吃掉；有水葬，投入水中；有土葬，埋入地下；有车葬，将尸体用牛车拉着走，尸体颠下车后被野狼吃掉；有悬棺葬，将尸体盛于棺木，放之于山崖岩洞；有火葬，将尸体焚烧掉，留骨灰或不留。
葬俗严格地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只与一个民族的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汉族人自以为是，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土葬是最先进最科学最道德最具人文关怀的。汉人为了买坟地买棺材买寿衣买随葬品，为了修造坟墓，为了土葬的停丧、发丧仪式，可以将家资耗尽，甚至落得“卖身葬父母”的下场。
汉人搞土葬，名义上是为死者，实际上更多的是为生者，为生者的面子，为生者能有一处“风水”奇好的祖茔，以庇佑子孙升官发财，家道兴旺，家族强大。汉族的皇帝大兴土木，修极其豪华宏大的陵墓自不在话下，汉族的有钱人为祖宗为自己修的坟，也极为奢侈排场。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批先富者，这些人先富之后，除了盖房买车吃喝嫖赌，还大修其坟，风景好、“风水好”的地方，修了不少“椅子坟”，这些坟，每座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不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汉人，在世界面前出尽了洋相。
中国为什么倡导逐步禁止土葬，而改为火葬，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十好几亿，而土地太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可以耕作可以搞建设的面积有限。这些土地，活人用都不够了，再不能让死人占用。用火葬，卫生、节俭，好处极多。但中国由土葬改火葬的进展十分缓慢，虽然中央领导人在倡导，并带头在文件上签字，但效果仍然有限。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想方设法要用土葬。我住在一座中小城市里，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不算低，但夜里常常能听到汉民为亡灵超度的唢呐声、诵经声。这座城市有条长五十华里、八车道的主干道，隔三差五，就有送葬队伍于人们办公时，吹吹打打，呜哩哇啦，拉着棺材、花圈，纸扎的小汽车、小洋楼、小姐之类，撒着纸钱，招摇过市，去往贺兰山下的墓地。这里面，八成以上是自视文明人的城里人。
中国人尤其汉人重视土葬，现在是极力避免火葬，再往前推，宋朝时，还十分鄙视火葬。
《安阳集·家传》记载：“河东俗杂羌夷，死者燔而后。贫者寄骨佛寺中，岁久盈积，不可胜数。公（韩琦）下令开喻，自今不得燔。……自是风俗遂变。”宋朝陕西的副长官，以为党项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将人火化后只留骨灰的做法愚昧野蛮，下了禁止火化的命令，并且改变了党项等民族的风俗葬俗。
《琬琰集·韩忠献公琦形状》记载：“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公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韩琦厉害啊，他不但下令停止火葬，而且为土葬全面提供了方便条件。在他的努力下，党项等族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竟然从世世代代的风俗习惯中彻底跳了出来，“以焚尸为耻”。权力可以改变风俗，刀枪可以改变风俗，由此可见一斑。汉人太自以为是，就像以为右衽比左衽先进，小脚比大脚漂亮，男人留辫子比光头光荣一样，用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要求别人放弃自己哪怕是先进的东西，来适应自己。
韩琦为什么要强迫党项等民族改火葬为土葬？史书没有记载。除了以霸道的思维模式导引，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以夏（华夏）变夷，是否还有军事、政治斗争需要的原因？党项人是游牧民族，由于生存条件的艰难，重小不重老，对老人不很孝敬，而是将有限的食物衣物用来养育有生产能力的人与小孩，进行生产力的再生产。党项人也不重视死后的埋葬，他们既不厚养，也不厚葬，一烧了之。韩琦们引导以致强迫他们厚葬、厚养，让他们安定下来，守家园、守祖坟、养老弱，这样便给他们加上了较为沉重的精神与经济负担；减少他们的游动性，轻率性，增加对抗以至反叛朝廷的成本。这样也更有利于宋朝对党项人的管理。当然，这只是推论，也许韩琦们没想这么复杂，只将其作为一件风俗风化的事去对待。
韩琦们对党项人葬俗的改造是“成功”的，但从贺兰山东麓占地五十平方里，规模宏大的西夏王陵看，西夏人土葬的排场不比汉人差多少。韩琦们是“有功”的。
人类历史上做过许多蠢事，废火葬而改土葬，便是其中之一。
200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