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有皇帝就认为中国人口多。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为自己住在中心地位，周边是蛮荒之地、蛮夷之地。我们的祖先很牛，有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与自豪感。
一个国家，人口多好，还是少好？这要看从什么样的背景与角度去看。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他们奖励生育，并不断接受外国移民。时至今日，俄罗斯、中亚诸国仍有英雄母亲一说。20世纪末我去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那里仍鼓励生育。吉尔吉斯一个东干人（中国回族的后裔）议员竞选宣传中，有十一个孩子是他的优越条件之一。人口多，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有利于国家的开发，有利于市场的形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人力大于科技的情况下，人口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强弱兴衰。
我们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贯以人口多为好。我们笃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可后来人口敲响了警钟，中国人太多，负担太重，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上的事，真该用两分法去看，人口问题也是如此。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1072年，宋神宗与他的臣子们讨论对于投降宋朝的西夏人的安置问题。神宗以为，内附的西夏人，有的可能是被胁迫的，并非诚心归宋，想让愿归者留下，不愿者来去自便。这样做，可以省粮食，免检察，“且足以示广大推恩”，向西夏诸国展示宋朝的胸怀与恩德。神宗将他的“思想”下发到基层，要各路详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发出了诏书，诏“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诸路界首交割。”神宗同意交还愿归西夏的党项人，并命令通知西夏，于确定的地点交割。
对于放还党项人，有人持不同意见。原州的首长种古说，招降蕃部（党项人），可用为向导，不应该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去。让党项人归夏，原因在于大多数汉族官吏厌恶党项人。假如强令他们归夏，反而会损坏大宋的恩信、威望和形象。在此问题上，神宗又有所犹豫和动摇。王安石对神宗说，“臣固当论留得此辈无所利，但恐为患”。他说，古渭一带属户多饿死者，现在边疆极其虚弱，跟大宋很长时间的熟户我们都无力救恤，如果再进一步招西夏国的老弱收养，“岂为得计”，难以长久。此处，宋神宗说了句与本文题目相关的话，他说“中国人固多，诚不赖西夏人”，但有人说收纳夏国人，使“彼人少，即于彼有害”。他们的思维是，让西夏人少了，便是对它的削弱。耕田者，打仗者就会减少。王安石说，“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现在熟户饿死，将帅不能救恤，陛下还不知道，这样如何能困夏国。王安石说，他以为，当下的急务，在于了解和掌握将、相的情况，“以道御之”，使之不敢偷惰欺谩。如此，边防可治，边疆可固。
宋朝君臣关于人多人少，关于是否放归内附的党项人的讨论，很有意思。招引西夏人内附，以削弱夏国的主意有一定道理，但那是小道理。内附大宋的，多是老弱疾残的党项人，宋朝把这些人纳入势力范围，等于是替西夏办了敬老院、救济院、福利院，等于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此言不差。但人有数量与质量两个概念，如果两者统一，再好不过。如果数量多而质量愈差，还不如少一些。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部下打长春，就比宋神宗高明。当时国民党守军十多万，而老百姓有好几十万。解放军围城后不是将百姓引出城，而是不许出城，将沉重的包袱紧紧捆在“国军”身上，让他们解决几十万人在被围城中的生计，让他们承受军事的、经济的、人伦的、道德的、国际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压力。假如将老百姓接出城，国民党军队没有了包袱，没有了城中可能因饥饿而骚乱暴动的后顾之忧，他们守城的意志会更坚定，条件会更优越。那长春之敌投诚的可能性会更小，解放军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宋神宗的意思是，中国（宋朝）人虽多，但不怕多；西夏人少，让他更少，就是胜利。实际上，中国（宋朝）人多的结果是已有很多边民饿死。人口太多，是社会的负担，国家和民族的负担。这个道理，历朝历代都有人明白，但真正大彻大悟，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此时的中国人，真正体验到了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太大的危害，开始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开始科学地对待人口的生育与增长问题。
中国人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为何，不很清楚。但在潜在的意义上，宋神宗的教训，宋夏人口问题的启示，王安石的感悟，也应是依据之一吧。
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