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大文人、大学者、大思想家，中国的各类著作浩如烟海。中国人将图书做了经、史、子、集的归纳。所谓经，是关于思想、哲学、伦理政治、经邦济世、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学问的积累。中国历史上，有“四书五经”之说，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种经书。中国历史上，还有十三经，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种儒家经典。有一部比较有名的书，叫《十三经注疏》，那是一部治史的人必读的书。
儒家的经典，为中华民族界定了伦理标准，道德标准，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是炎黄子孙挥之不断的灵魂与血脉。
儒家经典，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提供了思想依据与理论依据，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多个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支持。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帝王及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儒家经典被抬得很高，吹得很玄，比如说赵普（或说赵普辅佐的君主）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或曰辅佐帝王治天下。季羡林老先生说得更绝对，以为用不着半部，只要将孔子要紧的话记住那么几条，就可以治天下。而自隋唐发端的科举制，考试的内容，大多是儒家经典，而且考试文章的题目，也是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而出。
明代的哲学家朱熹，搞了《四书集注》，更是将儒家思想教条化，把尊孔、崇儒、读经推向了极至。明以后，科举考试，以及学者治学，大多是“五经注我，我注五经”，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马列注我，我注马列”一样的刻板、教条、僵化、死硬。
儒家文化的浸润性、渗透性、包容性、融合力很强。它不但是中原汉族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周边少数民族的指导思想。
党项族在拓跋思恭时，即开始受到大唐文化的浸润。汉唐文化的影响，使西夏历代帝王把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作为精神支柱与统治方略。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借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是元昊建国的制度基础。西夏建立“蕃学”后，用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了儒家经典《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作为教材，教育子弟。
夏毅宗谅祚执政后，继续推行乃父元昊以儒治国的方针。1062年，西夏向宋献马五十匹，求宋太宗的御制诗草隶诸本，并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及宋朝的历书等。所谓《九经》，指《周易》《诗经》《礼记》《尚书》《左传》《仪礼》《论语》《孟子》《周礼》等九部儒家经典。
在汉地，《九经》不像五经、十三经那样是专有名词，《九经》只是西夏人从众多经典中的挑选。
中原人说起自己的历史，论及被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欺凌，显得很痛苦，论及被蒙古人、满人所征服所统治，更是痛心疾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让汉族人格外的振奋，但论及汉文化儒家文化，则十二分的骄傲与得意。以为儒家文化不但为中原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保障，不但渗透到了如西夏国这样的周边，而且还征服了蒙古人、满人这样的征服者。这是事实。但窃以为，不要将汉、胡分得那么清，汉族其实是由无数的民族融合起来的。没有周边无数的少数民族，包括消亡了的西夏民族，就没有今日的汉族。
宋朝赐予西夏以《九经》，等于输出了思想与制度，也等于从一个方面帮助了中华民族的分支党项族。党项族引入《九经》，大约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指导思想啊！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西夏人呢，也正确。
200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