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很尊重诗仙李白，他曾经为李白写过好几首诗。其中一首名曰《天末怀李白》。诗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牵挂之情，以及对他悲惨遭遇的愤慨不平。
李白因其天资聪明，写得一手好诗好文章，被贺知章推荐给了唐玄宗。玄宗任其为翰林，“眷遇甚优”。不知是因为政治上不成熟，还是因为性格上过于放浪不羁，李白忤逆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玉环小姐，因此被赶了出来。永王李璘将李白强迫引进了其府做幕僚，李璘起兵叛乱，李白逃回，但仍遭到株连，论罪当诛。因为他以前救过郭子仪，所以郭子仪向朝廷表示愿解官以赎，朝廷从轻发落，“诏长流夜郎”，遇赦放还。在当涂李冰阳处客居混饭，代宗即位后，拟任其为左拾遗，但他此时已走完了人生之路，不能赴任了。
“文章憎命达”，很多人解释说，文才卓越的人命运多舛，容易遭人嫉恨。这样的解释大抵是不错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吧，虽然思想落伍，牢骚满腹，但他是很有文才的，是楚辞的创造者之一，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积极意义，而且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可屈原呢，因为有才，自我感觉太好，认为“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与时代格格不入，最后跳江了。比如唐代许多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等，虽然个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但他们，要么终身布衣，要么只混个小官小吏，要么做了官被左右流放，东西贬谪，一辈子找不到方向。比如历朝历代的许多大文人，柳宗元、苏轼、李贽、顾炎武、王国维、翦伯赞、陈寅恪、马寅初、胡风、田家英、李锐、顾准等等，各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大都站在了各自所在历史时期某个学科的巅峰，但他们的人生命运却十分的不济。他们因文才卓越而踏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又因其文才被绊倒在了行进途中。“文章憎命达”，诚哉斯言。
文章写得太好了，太有影响了，会被人妒忌被人陷害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大文人，都招了这方面的祸，吃了这方面的亏。
对于“文章憎命达”，我还有一种理解，那就是，命运太顺达了，文章是做不好的。我想杜甫在写这首诗时，也许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俗话说，“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古语还说，作诗作文章“穷而后工”。孔子官场不得意，才潜心做了《春秋》；司马迁遭受腐刑，忍受了身体的伤残与精神上的奇耻大辱，才修出了流传千古的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顾准被打压，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不认，才有了更为深刻的民主意识与社会思想。毛泽东许多的优秀文章，也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写就的。相反，帝王将相们，官做得很大很安逸很滋润的人，一般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比如清朝的一些皇帝，一生能写好几万首“御制诗”，但流传开来的，几乎一首没有。有些人写的东西也许能借助权力流行一时，但那是表面的，深入不了民心，更不可能流传于历史。
还有一种现象，即有些人在处于人生低潮时，可以写出好作品，而当其地位升高，尤其步入政坛，开始操持别人的命运时，就霸道了，忘乎所以了，也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比如周扬，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文化大员，除跟着别人整人，没见他有什么像样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似周扬这样因政治上得势而致其“江郎才尽”者，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茅盾、郭沫若、何其芳、丁玲、田间等等。这似乎是政治宿命，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杜甫在天末怀念李白，在下我也在天末怀念千千万万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文人雅士。“文章憎命达”，此话值得今世与后世的文人们深长思之。
200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