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五首《咏怀古迹》诗，第一首写了他因为战乱，颠沛流离，先是东北方，后又漂泊到了西南地区，滞留三峡一带多年。因为胡虏，他有家不能回。诗的最后两句是：“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说庾信一生最为坎坷凄凉，但晚年的诗赋震撼了江关。
庾信是梁朝大诗文家，后仕北周，作有《哀江南赋》。杜甫在此诗中比况庾信，表现自己悲凉的感受。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诗人千千万万，真正如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更为精美、完善、感动人的，似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文人，其创作的高峰期，其文章的鼎盛期，是青年、中年。那个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绝句的王勃，写出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王勃，一生不过活了二十六年，写《滕王阁序》时，二十来岁。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一诗时，才十六岁。因为这首诗，他一举成名。
封建时代的文人会受到仕途的挤压，受到朝廷的排挤、流放，会受到种种的生活磨难。但幸运的是不论何时，写作的权利还不曾被剥夺。所以青年、中年的才俊还是比较多。像庾信，文章到了老年才更为出彩，属稀缺现象，所以杜甫才在诗中吟咏自况。
宋朝时，“文章老更成”的，陆游应是代表。他活了八十多岁，晚年写的爱国诗词动人“动江关”，《示儿》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感动过无数代的中国人。
除了庾信、杜甫、陆游等人，几千年里，到底有多少人“暮年诗赋动江关”，我心中不太有数。
我心中有数的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了一批如庚信般老而有为的人。比如李锐，比如季羡林、张中行、韦君宜、于光远，比如宁夏我所认识的袁伯诚。
中国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尤其“文革”爆发，大批的文人学者就无所适从，不敢随意为文了。大作家王蒙，二十来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表现出了良好的文学天赋，可是，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只能修地球了。似王蒙这样的人，在中国不知有多少。那时的中国，似乎什么都可以反党，都是反党。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一篇文章一本书，就可能是“毒草”，是罪证。那时的中国，真正是万马齐喑。
“文革”结束，右派平反，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得到改正，文人学者们的精神枷锁得以解除，许多有才华，有潜质，但却被耽误了几十年时间，已进入暮年或将进入暮年的人，开始追赶，开始发力，开始展示其老当益壮的一面。
李锐曾是毛泽东的秘书，但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政治见解，庐山会议后，人生十分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锐写出了《庐山会议纪实》，写出了不少内容新奇，见解独特，为蒙冤者雪耻，为历史存证的文章和书籍。李锐堪称新时期的庾信。
周扬是“左联”的领袖级人物，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了文学界一霸，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奔走呼号。胡风吃过他的亏，丁玲吃过他的亏，许许多多的文人艺人吃过他的亏。“文革”中，周扬却也无可幸免地受到冲击与折磨。周扬的晚年，开始伸张人道主义，开始忏悔，开始为文人们说公道话。虽然他晚年著述不多，窃以为，他应属于“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类的人物。
张中行老先生曾是北大毕业生，可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员，新中国成立后进了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他的青年中年，如果没有曾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前夫这么一条花边新闻，几乎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在被政治重压了大半辈子之后，在文人获得一定的自由思想与言说的权利后，张老先生写出了一批受读者追捧的书，《禅外说禅》《顺生论》《负喧夜话》等等等等。到了，成了一个大器晚成的大作家、大学者。
虽然中国的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穷而后工”，这些话有一定道理，甚至于很有道理。但什么话也不能讲绝对了。如果只讲艰苦就能出人才出大人才出庾信，那就走向了极端。依愚之见，社会自由开放了，为文人们提供的环境宽松和谐了，有利于少年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庾信们的大器晚成。
杜甫以庾信自况，在自我宽慰的同时，心情想必是十分悲苦的。想想中国“文革”之后的一大批无可奈何做了庾信类人物的长辈，我们不但心中悲苦，脊背上还有一股凉意，一股穿透历史、震慑胆魄的凉意。
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