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民族情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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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负责”的游戏

有朋友曾揶揄我太爱抠词义,但这是老毛病,实在也是难以轻易改变的。比如最近我又对“负责”这一司空见惯的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有读者挖苦我,说牛撇捺的文章动不动就有“翻开《辞海》一查”如何如何的老套。所以这次是断不敢再查《辞海》之类了。对“负责”这个神秘莫测的字眼只能按自己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白话一通。

所谓“负责”,依老牛之见,应有三种含义。其一为领导之义,比如“某某部门由某某负责”,领导人是也;其二为承担任务之义,如“某某事由某某人负责”,担当是也;其三为承担责任和罪责之义,如“某某错误由某某人负责”,担责任是也。我这样说,不知学术界权威会怎么想,《辞海》编纂者会怎么看,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对于“负责”的上述三种含义,前两种国人可能不会有什么不明白或明白不透彻之处。至于第三种含义,不知别人以为如何,我心里并不那么踏实。我觉得在此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负责”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也十分地上口。在上上下下的会议上,在形形色色的报刊上,在不同级别的文件和决议中,大大小小的官员要员们在不断地重复“向人民负责”,“向党负责”,“向群众负责”。什么意思,窃以为就是要做好党和人民交给的工作,如果做不好或搞得一塌糊涂,应该受到追究受到惩处甚至受到唾弃。说“向某某负责”,分量应该是很重的,应有点立军令状的严肃感和悲壮感。可现在随便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人,都可以轻飘飘地迸出一两句“向什么什么负责”的“豪言壮语”来,那滋味,让人总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消受。那么严肃的事情被那么轻率鄙薄地对待,对全体国民来说似乎并不是十分美妙的事情。

现在有那么一些官员要员,决策前不做深入调查全面论证,轻率拍板定案。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彼便威武慷慨地大拍胸脯:“一切由我负责”。倘若事情因偶然的原因办成了,其洋洋自得自不在话下,也有了吹嘘标榜炫耀的资本。可如果事情真的办错了办砸了,此公便将头一缩,将口紧闭,并不会站出来承担责任,甚至会将一切过错推给客观原因,推给别人,推给部下,推给百姓,又有谁能去追究他的“千金承诺”呢?惩处机制疲软,这是时代的病症,也是尽人皆知的,恐怕一下子也疗救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即上司对其宠爱的部属的包庇袒护。倘若下级办错了事,有些领导者不但不依政纪法纪予以严肃查处,而是由自己站出来大谈什么“此事主要由我负责,我负领导责任”,如此云云,便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他们所谓的“负责”,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废话欺世盗名之话立“牌坊”之话。

“负责”,“负责”,负责来负责去,成了官场的一种游戏。这种局面,实在有必要予以改变了。

(载《共产党人》1991年第12期)

“白虎汤”与太医处方

古来有言,“医不自医”,意即医生诊治不了自身及血亲的疾病。有一则小故事,说有一闻名遐迩的老中医,其爱子患了重病,他亲自把脉处方。几十服药服下去,其子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日见加重。他急得在室内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若非亲生子,必用白虎汤。”此话让伙计听在耳、记在心。当老中医开处方让他去抓药时,他并未按方索药,而是吩咐药房:“抓一服白虎汤。”没成想,这服药吃下去,老中医之子病好了大半。当伙计告诉喜形于色的郎中,其子服的是“白虎汤”时,此老倌几乎瘫倒在地。何也?因为“白虎汤”毒性太大,太危险,万不得已时,用在别人身上可也,在血亲身上冒险,实属不敢。现代的医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倘自己或亲属患重病,断不敢自己诊治,而要“另请高明”。试想,如果自己打开妻子儿女的胸腔腹腔,施之刀锯凿子,再高明的外科专家也可能出错。

一般情况下,由他人诊治,情况会好得多,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是很有些悲剧性,很发人深思的。比如太医之施医于皇室。太医是皇室的保健医生,他们的医术应当说是上乘的。但对皇室来说,他们又几乎顶不了用。翻开历史,稽考医案,每每发现很多皇帝病不重,却因此夭折。原因何在?史家早已揭破其中奥秘:太医不敢用药!倘若用错药而致使皇帝或皇亲国戚死亡或伤残,或者使他们感到不适,就可能丢掉饭碗,甚而丢掉脑袋以至招来灭族之灾。所以太医断不敢用诸如“白虎汤”之类的毒性较大危险性较大的药,而用温和之药,药量也尽可能减少。这样的药,出不了人命,当然也治不了大病。于是乎,皇帝皇亲们便由小病拖成大病,以致拖死。

医学界的现象对社会生活颇有启迪。“医不自医”,明乎此,就应当“另请高明”,起码在“自医”时,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人有了毛病、犯了错误,自己改、自己处理是一个方面,但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匡正,只靠自己,很可能心疼手软,下不了狠心,割不了毒瘤。另一方面,既要延医治病,就要诚恳宽容,且要予人以“人身安全”保证。这样别人才敢查病根,找原因,对症下药,必要时下猛药。否则,这些人也只能学“太医”,来点不温不热、不急不猛的“中庸”之药以至于用蜜糖冒充良药,应付差使。

我们的社会需要对症祛病的良药、猛药。但愿我们的社会批评家、理论家不要学太医,而是直面现实,直言病况,大胆处方,放手下药。当然,前提是要创造他们不致因此获罪罹难的社会环境。

(载1992年1月3日《宁夏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