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杂志大多不为人所爱看，这是前一段时期与当前文化界的真实状况。看报看题，杂志看皮，是一般读者的处理方法。而那些切切实实想从报刊中寻觅新信息新观点新材料者，便只能从平庸和浮夸中做逻辑或经验的逆反判断，聊以打发自己的生活，或惨淡维持自己的研究。
现在，过去一些响当当的报刊，读者也渐趋稀少。一些报刊只能靠行政机构以行政权威推销助销促销，公费订阅（恐大多订而不阅）外，便是公费赠阅（赠而未必一阅）。几百万几千万的印数，说穿了是自己骗自己，只有经济效益而无文化政治效益，或说重一点，有毁灭文化的负效应。前不久某大报刊登一港客的文章，言他驱出租车跑遍北京城，终未买到他想要的当日的某大报。舆论因此为之大哗，认为此类现象太不应该。老牛却不作如是观，因为此报有一段时间传递伪信息，除了文件讲话外事往来别国笑话之类，于百姓可取之处并不很多。且该报哪家机关工厂不公费订个几份几十份几百份，零售时谁要？无怪乎北京一家最大的报刊零售处也只能每天进此报十份。我想这个数额，是该处几十年或某一时期的经验数据，应付一般零购读者的需求，大概绰绰有余。如依港客之见，依起哄者无事生非者的意思，该店进个百份千份，十数份之外的，便只好送到收购站去。那么此零售处岂不成了废品转运处。所幸该报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来又有起色，相信零售数额一定有所回升。
现在的报刊，倒是一些地方小报或某些权威部门视为可有可无，无比有好的报刊，却充满了活力，吸引了一大批自掏腰包的读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千百万公众的需求便代表着社会正向的需求。尽管一些所谓的理论家未必肯承认这一理论或在此问题上不予承认，也是徒然的。
以愚之见，现在报纸办不好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的阴晴圆缺，便是新闻、文化运行机制的残损畸形。一份报纸或刊物办得好坏，既与编辑的仕途学途脱节，又与其薪俸收入脱钩，甚至报刊受大众欢迎，订数特别是私人订数急剧上升之时，可能便是主编编辑以至校对们倒霉之时罢官之时降薪之时。于是乎，办报刊人只需观“天象”，看“红头”，听命令，别的一概不敢过问不必过问，如此机制，办好报刊岂非天方夜谭！
有句老话，说作者是编者的“衣食父母”，不论其字眼是否精当，但却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两者的依存关系。因为没有作者特别是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报刊便无法办好，订数便上不去，编辑们便难以出名，难有丰厚薪俸。现在则刚好相反，编者成了作者的“衣食父母”，因为你作者不投好稿，编辑可以用普通稿以至上不得台面之稿。反正写文章者总会有，关系稿帮闲稿官样文章不会绝种，凑够版面不成问题。报刊办不好，公费订阅（可以省去“阅”）数不会减少，反正这部分报刊的主要功能不是供阅读而是级别的象征待遇的象征“欣欣向荣”的象征。而编者若拒绝用稿，作者们特别是有血性有才华的作者便可能无施展才能之机甚至会蜕变为猴子。于是乎，作者为了对社会尽职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自娱娱人，便全仰仗编辑的恩赐。作者一切便要听任编者摆布，看编者的眼色行事。对有能耐有威望的编辑恭敬自不在话下，对平庸低能拙劣之编辑，同样得奉上微笑恭敬甚至财物礼品。
对于作者与编者之关系，老牛一贯主张平等，最好无“父母”之称，但编者成为作者的“衣食父母”，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此种情形，不知能否改观。让我们寄希望于政治的宽松与经济的发达吧。
（载《宁夏工作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