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人活着到底仅仅是为了吃喝享乐，还是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慷慨赴死，在什么情况下又必须苟且偷生？对于这些问题，司马迁用自己的抉择给我们后世留下了最好的答案。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司马谈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和史学家，而且对儒、墨、道、法等家的学说也都深有研究。当司马谈做了负责修史的太史令时，深感史学的衰微。为了振兴史学，他决心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并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这也可以说为司马迁的《史记》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从小也熟读经史，并拜了董仲舒等学术大家为师，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学术功底。而且他还亲自种田，积极地参加劳动实践，体验社会生活。读书，固然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理性知识；但对于一个立志要融汇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历史学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跋山涉水，行万里路，去领略人生的浩渺烟云，去砥砺自己的胆识气魄，去开阔自己的胸怀视野。于是，司马迁在十九岁时开始了自己的壮游征程。
在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内，司马迁从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东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南下江陵，溯沅水至湘西，又折向东南，上长沙，越洞庭，出长江……足迹可以说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当经过发生过历史大事的地方司马迁总要停下自己的脚步，探究一下古人留下的足迹：在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司马迁参观孔子讲学的旧址；在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一带），司马迁向当地的老人询问魏国壮士侯嬴、朱亥的故事；在会稽郡（今浙江、福建一带），司马迁凭吊夏朝（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的开创者大禹的坟墓……这次壮游归来不久，司马迁就当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身边的一个随从，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又多次陪同汉武帝到处巡游，进一步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正是这些游历，使司马迁得到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知识，掌握了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考察了更为广阔的风俗人情，也加深了他对历史变迁、社会变革的认识。这些经历对他后来著述《史记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位史学巨星在经历千锤百炼后正冉冉升起。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率领文武百官一路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举行封禅大典。在这次被认为是千载难逢的盛典中，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也因制定封禅礼仪有功而随侍在侧。可刚出长安，司马谈就一病不起，抱疴滞留于洛阳。痛惜与封禅大典失之交臂的他气急交加，生命危在旦夕。此时恰逢出使西南归来赶往汉武帝行在的司马迁途经洛阳，弥留之际的司马谈激动不已，拉着儿子的手，泣下数行，谆谆教诲道：“人活一世，总要留下些什么东西才好。为父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一部纵观古今的史书写出来。你一定要继承为父的遗志，不管多么艰难，也要完成这部史书，也算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大地，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了！”司马迁痛哭流涕的聆听父亲的临终教诲，低头呜咽道：“放心吧父亲，儿子虽然生性愚鲁，但是一定会恪守父业，潜心修史，不敢稍有懈怠！”司马谈死后，继任太史令的司马迁投入极大热忱来对待父亲的遗命，他谢绝宾客，不事产业，日夜思竭地诵读皇家藏书，整理历史资料，进行《史记》的创作，日子进行得平淡而又充实。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修史事业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不期而至。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大举反击。在汉朝取得了三次大战的胜利后，双方一度罢兵言和。可是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战火重启，汉武帝让自己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为统帅，率领三万人从正面进攻。而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为偏师进行策应，吸引匈奴单于的主力。路博德再率一万骑兵作李陵后援。本来这是非常完备的计划，但是路博德心高气傲，以老将自居，不屑于给小将李陵当后应。于是汉武帝只好临时把路博德调到别处，结果李陵一下子成了孤军，陷入匈奴单于十万精锐部队的层层包围之中。虽然李陵及其手下将士浴血奋战，可毕竟双手难敌四拳，经过几十天的鏖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匈奴。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龙颜大怒，在朝会上，汉武帝大发雷霆：“李陵这小子，朕待他不薄，他居然投降了匈奴！这不仅丢的是他自己的脸，还丢的是咱们大汉朝的脸！朕一定要对李陵全家严加查办！”朝臣们虽然知道李陵投降有无可奈何之处，可是都知道汉武帝的厉害，都不敢上前给李陵说句公道话；更有甚者，为了迎合汉武帝的意思，表示李陵罪该万死。
看着这荒唐的一幕，司马迁坐不住了。想当初，当李陵刚出兵成功拖住了单于主力的消息传到朝廷时，举朝上下一片欢腾，无不举杯庆贺；如今李陵一朝失败，便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朝臣们要么胆小怕事，要么落井下石。司马迁不禁问自己：“世人的公道、良心、正义都到哪去了？”他既对朝臣的丑恶嘴脸充满鄙夷，也对李陵的不幸遭遇饱含同情。司马迁秉着本性的正直善良和对武帝的拳拳忠心，站了出来。“禀陛下臣有话要说。”“讲！”“臣觉得，李陵投降情有可原，不应问罪。”
这话一出，众臣一片哗然，每个人都在想：“太史公是不是不想活了？”司马迁接着说：“第一，李陵这次之所以陷入重围导致兵败投降，是因为军事部署不当，也不能全怪他自己第二，即便如此，李陵五千步兵杀了匈奴一万骑兵，也已经算是功过相抵了；第三，李陵这个人，居家能恪守孝道，与朋友交能讲求信誉，而且一直有报国之心，臣相信他早晚有一天一定会想办法逃回来为我大汉效力。望陛下明察。”
司马迁的话虽然客观公正，可是事实上触碰到了汉武帝的敏感神经，尤其是那一句“是因为军事部署不当，也不能全怪他自己”，让他觉得司马迁是在拐着弯批评自己。于是他脸色一沉，指着司马迁说：“你这家伙，是不是李陵走之前给了你什么好处？为什么替他这么一个叛徒说话？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押入死牢！”司马迁还没反应过来，就一下变成了死囚。
按照汉律的规定，犯死刑者可以交纳一定金额的钱赎买死罪，也可以腐刑代死。一般情况下，官员们都能花钱赎罪，比如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司马迁家里原本就不富裕，而他为了写《史记》也没精力去捞钱，所以他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而他的朋友们，一看他成了死囚，纷纷对他避而远之，哪个肯借钱给他？于是留给司马迁的选择就只剩下两条：要么慷慨赴死，要么接受腐刑——阉割生殖器，屈辱地活下去。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啊！司马迁不惧怕死亡，然而他转念想想，《史记》还没有写完，他一死，这部凝聚着他们父子两代人心血的巨著就要付诸东流了，自己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没脸见自己的父亲。可是如果选择接受腐刑的话，自己不仅要背负贪生怕死的骂名，而且因为被阉割了生殖器，自己的后半生只能像宦官那样生活下去，受到世人的嘲笑，也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先。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夜晚对司马迁来说是个不眠之夜，他在思考自己前途命运的时候，自己酝酿构思的史书中的人物与故事，也纷纷在他的脑海中显现出来：周文王在囚牢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困厄中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后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在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编出了《吕氏春秋》……这些先哲们的坎坷遭遇，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司马迁的心灵。他想起了父亲临终的遗训，想起了自己肩负的家族使命，想起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怎么能就这样默默地死掉？怎么能这么屈辱地死掉？他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死，有些人的死比泰山还重，而有些人的死却比鸿毛还轻。如果自己现在就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那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死就真的比鸿毛还轻。所以司马迁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完成这部巨著，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拥有真正的意义。于是他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接受腐刑，苟且偷生。
作出决定的时刻还不是最艰难的，当接受了腐刑的司马迁走出监狱的时候，才发现苦难只是刚刚开始。汉武帝罢黜了他太史令的职务，让他担任中书令，侍奉在自己身边。这个职务虽然由于接近皇帝而权重，可是由于是由宦官来担任，所以一直为士人所不齿。每天与一群宦官共事的司马迁，感觉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被深深刺痛了。每当他想到自己的耻辱就羞愧得浑身冒汗，以至于把衣服都汗湿了。
但也正是这份屈辱，鞭策着司马迁继续自己的事业，并把自己的苦闷与忧伤寄托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在写作《项羽本纪》的时候，他通过描写项羽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感人场景，通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呐喊，展现了一副英雄落寞的悲剧；在写作《伯夷列传》的时候，他通过列举史实，告诉大家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有时候也会有好结果的故事，展示现实的残酷与不公；在写作《屈原列传》的时候，他将自己与忠于楚王却被流放、最终殉国的屈原类比，借此批判了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与专横跋扈，并抒发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与孤傲；在写作《刺客列传》的时候，他将荆轲面对强秦时大无畏的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将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悲壮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每每写到情深之处，司马迁都会激动地泪流满面。
可以说，历史给司马迁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如果没有这次屈辱，司马迁未必能够对世间百态有这么深刻的洞察，其对历史的见识也许会大打折扣。这次屈辱对司马迁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而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来说，却是一大幸事。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谬，先人经历的苦难，对于后人而言，却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经过许多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所构成。全书血脉贯通，体大思精，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我国从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脉络，是我国上古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上承《春秋》，下启二十四史，是司马迁为我国民族文化和历史学做出的卓越贡献。总之，《史记》是一部集思想性、文学性、史学性于一身的巨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写诗称赞司马迁：“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虹霓。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然而，对于后世一切的崇高评价，刚刚完成《史记》的司马迁却根本不可能听到。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有一种解脱。是啊，自从接受腐刑之后，原来的司马迁已经死了，现在的司马迁，完全是靠写作《史记》作为自己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而今《史记》已成，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能感受到的，除了屈辱，还是屈辱。临死前，司马迁将《史记》的书稿交给自己的外孙杨恽，对他说：“外公这一辈子的心血，就在于这部著作。可是现在世人都认为我是贪生怕死之徒，如果现在这部书流传出去，大家肯定不屑于去看，还会对我横加非议。这部书稿，你把它藏在名山里面，不要公之于世。是金子总要发光，如果这是一部好书，早晚还是会被世人承认的。我受了腐刑，没脸见祖先，别把我葬在司马家的祖坟里，把我葬在别处，能看见祖坟和大河（即黄河）就行。至于我的是非得失就交给后人来评说吧！”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这么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死亡是每个人早晚要面对的，所以人不应该畏惧死亡。可是当生存下来可以具备比死更重大的意义的时候，也应该选择克服一切困难活下去。生命应该是充实的，即便我们不会像司马迁那样经历如此非人的苦难，也应该学会热爱生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