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阿波利奈尔和耶科自始至终没对毕加索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当他受到种种责难和谩（màn）骂的时候，他们反而到“洗衣船大楼”来得更勤。
有一天，如鲠（ɡěn）在喉的毕加索忍不住问耶科：“我那幅画你真的不懂吗？”
耶科回答道：“我目前还不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比起第一眼看它时，我喜欢它多了，你在改变人们的习惯，所以你必须等待。现在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一种习惯意义行将消失，另一种新的意义即将到来。”
这一番话说得既真挚（zhì）感人，又富有哲理，毕加索心头长久以来郁积的阴霾立刻被驱散了许多，他兴奋地握住耶科的手：“诗人，你比我懂得多！”
1906年，画坛领袖塞尚逝世，他的作品及其风格得到空前的推崇，甚至他的奇闻逸（yì）事、言语评论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一次，毕加索和勃拉克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塞尚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切自然物都应被还原成圆锥体、圆筒体及圆球体。”
这句话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心房，他们相视而笑，醍醐灌顶（醍醐灌顶（tí hú）：比喻灌输智慧，使人彻底醒悟）的感觉令他们兴奋不已。
勃拉克将塞尚的精神把握得更好，他试图进一步分析自然，用各种几何图形来表现自然物。不久之后，他将自己精心创作的6幅风景画兴致勃勃地送到一个展览会的审查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这6幅画全部落选了。
审查员马蒂斯讥笑说：“这岂不是用小立体画出来的吗？”
这句玩笑话不胫（jìnɡ）而走，“立体主义”因此而得名。
一直以来，传统的绘画艺术追求的是作品与绘画对象的一致性，画得越像，就意味着画得越好。立体主义则摒（bìnɡ）弃了这种精雕细琢的形似而追求大胆的、抽象的神似。它立足于抓住绘画对象最根本的意义和最深层的特质，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而不是盲目变形、不知所云。
1909年冬天，毕加索为画商伏拉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一幅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很多人都只看到画面上纵横交错的不规则多边形，根本无法把它和人物肖像画联系起来。
毕加索一直以来十分欣赏中国的艺术，对于中国古人能随意在墙上画画和写诗更是羡慕不已。不受画布的限制，随意挥毫、尽兴泼墨，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当他住在克洛契特别墅的时候，一天，毕加索突然豪兴大发，面对着光光的白色墙壁，他思如泉涌，很快在上面画了一幅椭圆形的画。
当他离开洛契（xiè）特前往巴黎的时候，实在不忍心舍弃这幅得意之作。重画吧，又没有当时当刻的兴致和状态了，不要它吧，又像丢弃了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难受。最后，他只得采取一个最笨拙（zhuō）、最直接的方法——把墙拆下来，整个地运到巴黎。
这件事由毕加索的朋友肯惠拉主持。由于墙太大，不便存放，肯惠拉请来专门的匠人把它安装在一块木画板上。
毕加索终于走上了富裕之路。他卓越的绘画艺术，开始让他名利双收。
他和费尔南多抱着他们养的暹（xiān）罗猫，搬到皮加尔广场的克利希大街11号画家公寓，洗衣船大楼的画室辟为贮藏室，还用了好几年。
毕加索把自己关在新画室里，每天下午和晚上，任何事都不能将他从画架前移开。如果熟悉的朋友为一点鸡毛蒜皮来打扰，他就会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你想要我的命吗？这时候来！”
毕加索敏锐地体察到，立体主义已经处于关键时刻，他是现代艺术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被人们看成这一运动的晴雨表。
立体主义不可思议地迅速影响、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绘画流派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还在洗衣船大楼的时候，毕加索和费尔南多之间就出现了裂痕（hén）。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年轻画家爱上了费尔南多，他不断地发动进攻，引起了毕加索的警觉。有一天，毕加索在厕所门口好奇地拾到一个揉皱（zhòu）的纸团，打开一看，正是那小子写给费尔南多的情书。
毕加索不动声色地把它交给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顿时花容失色，她太了解毕加索内向而乖戾（乖戾（lì）：（性情、言语、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个性了，所以，为了不让毕加索看见这封信，她特意将它丢进厕所里。怎么还是被他发现了呢？
这是天意。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毕加索果然对费尔南多冷淡了不少。除了画画，毕加索一般不呆在家里，他们只是尽量维持着互相尊重。贫穷和患难时绾（wǎn）结在一块的爱情到底拗不过富裕与猜忌的冲击。
1911年夏，朋友马诺洛告诉毕加索，他在比利牛斯山脚发现了一个极有魅（mèi）力的小镇，叫塞列。他的朋友福兰克·哈维兰在那里买下了一座废弃的修道院，是18世纪的房屋，树木荫翳（yì），溪流潺潺（chán），乃不可多得的度夏胜地。
马诺洛的广告做得好，毕加索也正想去个地方换口气。他欣然应诺，不仅带了费尔南多，还招朋引伴，耶科、勃拉克都去了；后来，皮乔特、格里斯、赫（hè）赛，还有马蒂斯，纷纷投奔这里。
毕加索不久就把费尔南多送回巴黎了。塞列反而成了毕加索的“家”，他在这里轻松，愉悦，活泼，一度滞涩（sè）的画笔又变得灵气起来。最主要的是，超脱了一位佳人与二三知己的小圈子，他很快就在小镇上如鱼得水（如鱼得水：比喻得到跟自己很投合的人或很适合的环境）。他和脸上布满岩石般皱纹的老人闲谈，和健康结实的姑娘嬉戏，和画家诗人们一起野营拉练。
他深受村民们的欢迎，因为他能用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条画出动物、小鸟和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1911年，巴黎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陈列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失窃！
警察和政府的不知所措，使热爱艺术的广大人民极为不满。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冒险家格里一皮埃列让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陷入了此生中最尴尬的境地。
阿波利奈尔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欲望，他懵懵（měnɡ）懂懂地去做格里的秘书。格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可他的嘴巴比脚还有本事，常常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把诗人逗弄得五体投地，小说《伪救世主安佛恩·德鲁姆赞的冒险故事》就脱胎于格里的那些没书对的故事。1907年，格里从卢浮宫偷出了两尊西班牙和罗马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劝毕加索买下来。毕加索正是通过这两尊雕像，挖掘了古代艺术的许多秘密。1911年，格里又偷了卢浮宫的另一尊雕像，因为他要证明国家的艺术珍品看管得多么漫不经心，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阿波利奈尔知道偷窃文物的严重性，他要格里自首，把雕像退回去。格里不干。没过几天，即8月21日，《蒙娜丽莎》就从卢浮宫不翼而飞。第一嫌疑就是格里这个惯偷。
格里慌了，他病急乱投医，跑到《巴黎日报》社，把他了解的底细作为新闻线索卖给了他们，雕像就留在了编辑部，他准备逃出法国。在穿过法国国境时，他自以为法国法律对他无可奈何了，优越意识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他每天从新的地址向警察局写信，声称是他接受了订购而不得不盗走《蒙娜丽莎》。
阿波利奈尔看了《巴黎日报》上的报道，大吃一惊，他急忙来找毕加索。毕加索从塞列回来，行装甫卸。他也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坏了，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诺曼底旧食橱的底部寻到了以前的那两尊雕像。费尔南多建议：“把它们丢进塞纳河，销毁证据。”
午夜，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塞纳河边徘徊不定，阿波利奈尔背上的那个包袱并不大，但他的背却弯得厉害，神色仓皇，要是在白天，肯定会惹来警察的目光。尽管夜深了，塞纳河岸却依然人来人往，而且都像是警察的样子。无处下手，他们只好回家另作打算。
第二天清早，阿波利奈尔效仿格里，来到了《巴黎日报》社，交出赃物，说出了真相，并请求报社不暴露他的姓名。但报社没有信守诺言。9月7日，警察搜查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格里写给他的信就放在抽屈里，警察如获至宝，逮捕了诗人。
两天后的早晨7点钟，毕加索的住所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多赶忙出来开门，恰如所料，是一个便衣警察。他亮出了证件，口气生硬地要毕加索9点钟面见审理案件的地方行政官。
毕加索穿好衣服，战战兢兢（战战兢兢（jīnɡ）：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地来到公庭。他忐忑不安（忐忑不安（tǎn tè）：心神不定）地等了许久，才看见阿波利奈尔被带了进来。毕加索眼看着朋友面部苍白，头发蓬乱，衣领被撕破了，衬衣没系扣子，他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他对自己说，我们没有错，没有理由关押我们。
毕加索被当庭释放，但如果需要他作证，必须随传随到。阿波利奈尔则注定要过一段监狱生活。
疯狂的格里偶然在报上看到了阿波利奈尔被捕的消息，才生出了内疚（jiù）之心。这一点还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而只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他给警察局寄去了一份详细而真诚的坦白书，使阿波利奈尔一周后获释。
1909年的一天，盖图德去毕加索的画室找他，毕加索不在。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因为毕加索的日常生活与他的绘画截然相反，循规蹈矩。盖图德留下字条，约了下次来的时间。过了几天，她再次来到画室，还是没有见到毕加索。看到画室的中央放着一幅新画。她出于职业本能，走了过去，发现画的上方是一首爱情流行歌曲的乐谱，标题叫《我的丽人儿》。
根据最近毕加索的表现，盖图德以女人的敏感判断他的“丽人儿”已经不是费尔南多了。毕加索显然神思恍惚，他陷入了新的渴望和追求。
盖图德猜对了。迷住毕加索的女人盖图德也不陌生，玛塞·哈恩伯，又名果埃。
果埃小毕加索4岁，父母都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她并不比费尔南多漂亮，但有一种深沉和忧郁的气质，在生活、艺术上都比较适合毕加索风格。毕加索爱称她“伊娃”。
毕加索的情变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也产生很大反响。享受过费尔南多烹调技术的画家们大都不赞同毕加索这样做，皮乔特还率领一家人把毕加索痛骂一顿。支持毕加索与伊娃的只有一位女士，那就是盖图德。她说：“毕加索这次是找到真正的爱情了，你们拦不住他的。”
1914年，毕加索和伊娃又去了阿威农，陪同的还有勃拉克、德兰。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和拼贴。这时，毕加索的父亲刚去世，伊娃的身体状况欠佳，使他的情绪非常烦躁。他小心地看护着伊娃，把内心积郁的苦恼全部泼泻在画布上。
8月2日，法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地上卷起滚滚浓烟。法国的名画家都必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西班牙籍的毕加索得以留驻巴黎。在车站的月台上，毕加索与勃拉克、德兰拥抱相别，他们期待着战争尽快结束，画室才是值得他们终生拼搏的“战场”。
伊娃真的给吓怕了，她不要毕加索出去，好像一出家门就是前线。伊娃几次告诉毕加索，她听到了炮声。
毕加索对此十分担忧。尽管他们离炮火还很远，但战争却时刻折磨着伊娃羸（léi）弱的躯体。
一阵秋风吹来，伊娃咳嗽了，她竭（jié）力瞒着毕加索。
病情愈益严重。伊娃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她患的不是短暂的支气管炎，而是和战争一样可怕的肺结核。她用厚厚的纸包住血迹斑斑的手帕，塞进垃圾桶的底层；她不断地往脸上涂抹脂粉，掩饰两颊的苍白。
伊娃的病情难以控制，她住进了医院。毕加索搁下手里的画笔，每天都去医院陪她，他尽可能答应伊娃的要求。然而伊娃已别无所求了，只要毕加索在她的身边。
1915年12月14日，伊娃拉着毕加索的手，微笑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1916年5月，毕加索在芭（bā）蕾舞导演考克托的邀请下，随著名的迪亚基列夫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巡回演出，毕加索负责舞台设计装饰布景工作。显然，毕加索毫不犹豫地就把他的立体主义风格带到了舞台上，并糅（róu）进了古典主义风格。
事实上，毕加索影响了芭蕾舞，芭蕾舞也影响了毕加索。它不仅仅向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的作画机会，看到他设计的服装和布景变成实物，在空间和亮光中运动，而且还使他与人的形体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毕加索的春天的真正到来是由于在迪亚基列夫剧团碰到了俄罗斯的舞蹈家奥尔佳·科克洛娃。毕加索的一生接触过各种女人，但是那些女人往往是平民出身，而毕加索本人也仅仅是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毕加索的骨子里对于贵族血统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迷恋。
而奥尔佳像所有从前的女人一样，被毕加索的翩翩风度和超群的才华所迷住，这个类似才子佳人的结合迅速变得如胶似漆。毕加索在这段时间的创作，也集中在奥尔佳的肖像创作上。爱情激发灵感，毕加索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奥尔佳坚持毕加索只能用自然主义风格为她画像。“我要认得出我的面孔。”奥尔佳坚持说。《披黑纱的奥尔佳》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画中奥尔佳披着黑丝披肩，表情优雅高贵，但是在画像的表面之下还蕴藏着黑暗的困惑和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