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21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达鲁街的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了俄国式的婚礼。这种典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式婚礼,让毕加索的贵族梦想成为现实。婚后,他们迁移到巴黎市中心。由于奥尔佳的精心布置,毕加索的生活呈现出舒适和光彩。
但这种亮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阿波利奈尔逝世的消息所打破。阿波利奈尔因头部受伤而损害健康,死于流感,时间是1918年11月9日。
毕加索悲恸(tònɡ)欲绝,他为阿波利奈尔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他是一位坐着的教皇,头戴皇冠、手持权杖、口衔烟斗。这表明在毕加索眼里,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超现实主义的鼻祖。
1924年2月,毕加索和奥尔佳的儿子保罗出生。毕加索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他像所有慈祥的父亲一样,常常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不时地从这个小生命上挖掘出与自己的共同点。作为一个画家父亲,毕加索用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他画了许多保罗的素描,每一张都不一样:熟睡的保罗、微笑的保罗、哭泣的保罗……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儿子的成长过程。
做了母亲的奥尔佳此时也显得格外温柔,她用细腻(nì)无私的母爱哺育着小保罗。在毕加索看来,这时的奥尔佳就像圣母一样纯洁、伟大。毕加索被这种深沉醇(chún)厚的亲情和爱所感动,他以奥尔佳和保罗为题材,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技巧和手法退居其次,立体主义的痕迹很明显地被淡化,毕加索用传统的写实手法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嗷嗷(áo)待哺,年轻的妈妈敞开衣衫,露出丰满的乳房,她的表情幸福而又安详。柔软的手臂将孩子稳稳地托出,好像要给他最安全、最舒适的庇(bì)护。
这些画线条柔和,体现出毕加索当时平和的心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爱,与毕加索早年的作品《科学与仁慈》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由一个血统或一个派别传下来)、遥相呼应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mí)世界。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隐藏着种种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冲动,这种冲动就像动物一样没有理性。
20世纪20年代,毕加索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得到灵感,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特征吻合,性的冲动、爱情、同性恋、梦幻、精神分裂、生与死等等,成为他绘画的一部分主题。
在当时,布尔顿等超现实主义画家认为,创作活动纯粹(cuì)是人的直觉、幻觉的衍生物。画家主观的、一时的冲动就是“灵感”,这种冲动越离奇、越接近梦幻,就越能产生出高水平的作品。但是,在这种想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过于荒诞(荒诞(dàn):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人们根本看不懂。与他们相对的,毕加索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布尔顿等人不得不承认,毕加索是超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人。
这个时候,毕加索和奥尔佳的感情出现了危机。奥尔佳依然热衷(zhōnɡ)于各种社交应酬,宴会、舞会、服装、首饰是她最喜欢的话题。而毕加索却早已厌倦了这种浮华的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对奥尔佳越来越冷淡,倒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意气风发。奥尔佳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把毕加索从他的朋友身边“夺”回来。
有一段时间,毕加索和耶科来往十分密切,自然而然地把奥尔佳冷落在一边。一天晚上,毕加索外出回来,听见奥尔佳在房内哭泣,连忙关切地询问她。奥尔佳扑到他怀里,伤心地倾诉道:“今天耶科来找你,看见你不在,就对我无礼,幸亏我骗他说,你立刻会回来,才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毕加索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心里责骂着耶科对自己的污辱和背叛。
第二天一早,耶科又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来找毕加索,可这时的毕加索被奥尔佳所骗,已经不把他当朋友了,他板着一副脸对耶科不理不睬。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把耶科弄得一头雾水,肚子里一腔的怒气和委屈。
终于,耶科忍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毕加索,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语气真挚诚恳(kěn),希望能澄清误会、挽回友情。毕加索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可是他的性格又固执又倔强,他没有向奥尔佳问清真相。也没有给耶科赔礼道歉。
就这样,他们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奥尔佳的小伎(jì)俩虽然把耶科从毕加索身边“赶”走了,但是仍然没有让毕加索重回她的左右,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件小事都能成为引发争吵的导火索。
1925年3月,毕加索与奥尔佳、保罗来到蒙特卡罗,拜访佳古列夫芭蕾舞剧团的老朋友。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毕加索嘲笑奥尔佳发胖了。奥尔佳则反唇相讥,说毕加索个矮。
个头矮是毕加索最大的遗憾和忌讳(忌讳(jì huì):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奥尔佳竟然如此直接地揭他的短,令毕加索十分恼怒,他扔下饭碗,拂袖而去。
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坐在他的画室里。生活的烦恼使他的思绪纷繁复杂,他一会儿想起奥尔佳嘲弄的表情,一会儿回忆起伊娃临死时的凄婉欲绝,一会儿又好像看见了一身戎(rónɡ)装的阿波利奈尔,最后,占据他的脑海的是芭蕾舞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他进入了梦幻般的“潜意识”状态,似乎看见舞女们在翩翩起舞,她们时而伸开双臂,时而互相拥抱,离奇而怪异的舞姿体现出生与死、爱与恨的复杂矛盾,使人们看到人生的辛酸和快乐、幸福与灾难。
获得启示后,毕加索开始创作一幅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跳舞》。
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上,共有三个舞者,中间的人张开双臂、仰头、挺胸,是芭蕾舞的典型舞姿。右边的舞者是左边的舞者的搭挡,她牵着对方的手。左边的舞者正在向后仰面旋转,毕加索把她的头部画得非常细致,披散的长发垂至膝盖,面部表情复杂深沉。舞者的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节奏,具有强烈的动感,她们身体的极度变形,好像在表现一种绝望,似乎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正向人们倾诉。
《跳舞》这幅作品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它们表达的不仅仅是毕加索与奥尔佳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多的是对动荡的社会的抨(pēnɡ)击,一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眼睛和憔悴(憔悴(qiáo cuì):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的脸庞,种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927年1月的一天,毕加索在拉斐特艺术馆附近遇到一位叫玛丽·泰勒·沃尔特的女孩。这位金发女郎年方18,面容较好,体态丰美,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毕加索被泰勒的美貌和朝气所吸引,他走向前打着招呼:“你好,小姐!我是毕加索,我想为你画一幅肖像,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了!”
姑娘吓了一跳,“毕加索是谁?我可不认识。”
“你很快就会认识我了,来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毕加索诚恳地说。
就这样,泰勒成了毕加索画室的常客,也成了他的情人。泰勒的单纯和热情让毕加索似乎年轻了几岁,他沉浸在这种不知世事艰辛的情爱中。另一方面,为了和泰勒幽会,他不得不编了种种谎言来欺骗奥尔佳,偷情的甜蜜和尴尬让毕加索的画风又出现了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变形极为明显,他将人类的情欲、原始的情感与强烈的意欲,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他的夸张手法令人瞠目结舌(瞠目结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他把人体拉长、压扁、扭曲、吹胖、调位,充分反映出自己复杂窘迫的精神世界。这些作品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1919年创作的《坐着的浴女》便是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幅作品上,画着一位坐在海边的裸体女人,她双手抱膝,显得悠闲自在。她的身体由一块一块的形状搭架而成,好像一个危如累卵的空架子。她的头部如同一个骷髅(骷髅(kū lóu):干枯、无肉的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根本看不见眉眼和表情;两个乳房像吹变形的气球,右腿屈膝跪在沙滩上,左腿却像鱼尾巴一样弯到前面……
1928年,毕加索照例想去迪南消夏。这一回他不比以前喊走就走了,他的脑袋里搁着许多小秘密。直到一切都周密安排好了,他才吁了一口气。玛丽·泰勒先走一步,她住在一个儿童夏令营里;毕加索携(xié)奥尔佳、保罗及英国保姆就在附近选了一个地方。毕加索告诉奥尔佳,是因为那个儿童夏令营才使他下决心住在这里。
毕加索超现实主义地将泰勒在儿童夏令营的居室称作“画室”。这一点他当然也要向奥尔佳汇报。他的画室平时不准别人进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这间“画室”就变得无比安全,他可以从早到晚和他的小情人随心所欲地“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卖给画商,但他们乐此不疲。
偷情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那么美妙的享受却不能名正言顺;家庭已和旅馆无异,形同陌(mò)路。毕加索这种尴尬的心境纤毫毕露地表现在画布上了,他更加凶狠地扭曲女人的身躯,粗大的线条看上去毫无根由。《椅中妇女》乍看就是一条章鱼的变形,但确实是一个披着长袍的女人,好像刚出浴,斜坐在椅子上,袍子的一角搭在椅背上,慵懒自得的神态里透着孤寂无聊。从《女人头与自画像》可见,毕加索并不是在画自己的头像,而是在描绘自己的心情,这种窘迫复杂的心情他用了一种晦(huì)涩的形式表现出来。
回到巴黎,毕加索打开衣橱一瞧,发现那里早已经是蛀(zhù)虫的天下了。他一套最好的衣服只留下了接缝和硬麻布衬里组成的轮廓。这个轮廓的透明度很高,毕加索无需翻口袋,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的烟斗、火柴盒、钥匙等。毕加索端详了良久,而且长时间不让别人破坏现场。因为还在立体主义早期,透明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课题。他希望画出物体的可见表面,那揭示物体的本质问题就迎刃(rèn)而解。这个自然现象给了他有益的启示。
9月,瑞士苏黎世艺术馆举办了一次毕加索大型回顾展,3天展期,参观者达28000人。其中有一个叫卡尔·荣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画都看得很仔细,手里还拿着一支笔,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
11月13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卡尔·荣格的署名文章,他说毕加索作品的主题就是“坠入地狱,坠入无意识,与表面的世界永别”,而这正是精神分裂症(zhènɡ)患者生活中常见的主题。荣格于是宣布,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个荣格可不简单,他是弗洛伊德的衣钵(bō)传人,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发展下,体系更加完整。他也是听说了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名头,才赶到展览会的。他正是要在这位风靡全球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里,找到精神分析学说的依据,这和当初弗洛伊德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恋母情结”一样。荣格的评论显然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份。
毕加索想到了离婚。律师说,离婚将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这和判处他的死刑差不多。奥尔佳却没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刚从外面进来,立足未稳的毕加索推倒在沙发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拳头雨点般地向毕加索砸去。毕加索回过神来,打了奥尔佳一巴掌。奥尔佳抱起吓呆了的保罗如一阵飓(jù)风席卷了出去。
他们分居了。
毕加索毫无顾忌地与泰勒住在一起了,这使他如释重负。泰勒美丽的头像不断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来,泰勒自己都惊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时看到自己的正面和侧面,这好像比镜子还管用。
泰勒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效外的阿尔福特旅馆。她怀孕(yùn)6个月了,但她却没有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毕加索带来他们离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亲保证,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经验丰富的母亲无奈的叹气,她知道这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