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说，一位音乐家必须创作乐曲，一位画家必须作画，一位诗人必须写作，不然他就安静不下来。人必须尽其所能，必须自我实现。马斯洛这种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几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都已经得到了证明——
巴勃罗·毕加索曾大声疾呼：“我不把全部时间献给艺术创作，我就不能活。”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我有时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些既不写、又不画、也不作曲的人能够设法逃脱人类境遇中先天固有的疯狂、忧郁症和无谓的恐惧。”
格林甚至相信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治病的方式”，这与凡·高的看法不谋而合。凡·高在精神病院时就曾这样对医生说：“我的工作是我恢复健康所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要我像那帮疯子一样空坐着，什么也不干，我就会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自我实现”是一个人把自我中潜在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一种倾向。作家、艺术家通过创作，使自己隐藏或压制在内心甚至潜意识里的爱、恨、喜悦、欢乐、痛苦、悲伤、愤怒、厌恶、恐惧等情感和人性要求得到发泄，以达到心理平衡。
（2）
卡夫卡也像毕加索、格林、凡·高一样，认为只有“写作维持着我”，若不写作，他的生活将会更糟，“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他相信：“作家的生存真的是依赖于写字台的，只要他想摆脱疯狂，他就绝不能离开写字台，他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住。”卡夫卡对创作甚至怀着一种圣徒式的执著，有时竟到了病态的地步，以至于不同于多数在爱情中获得无穷欢乐的作家，他坚持把爱情排除在文学之外。
卡夫卡坚信，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不受任何外来事务的干扰，是作为一位作家的基本状态。不论哪一位作家，写作时，总是越孤单越好，越寂静越好，写作的夜晚更具备夜晚的本色才好。在卡夫卡看来，婚姻构成了写作的最大障碍。可以想象，在某些夜晚，作家伏案奋笔疾书，这时妻子走过来，铺开被褥，宽衣解带，把灯光调至柔和，然后说，亲爱的，该睡觉了，这时的卡夫卡该抚慰妻子还是继续写作？这是卡夫卡最感痛苦的事情，也是他屡次放弃婚姻的原因之一。他觉得，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寒夜》正好表达了作家的这种窘况：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他曾把这首诗的大意写下赠送给菲莉斯，暗示菲莉斯他对夫妻生活的担忧，他甚至还向菲莉斯描述他作为作家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1913年7月21日，也就是说还在卡夫卡与菲莉斯爱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卡夫卡在日记中总结了有利于和不利于结婚的七个因素，而这七个因素都与写作有关：
1.没有能力单独承担生活的担子……没有能力单独承担一切：我自己生活的风暴，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一阵阵的写作冲动，失眠，面临发疯的边缘……与F的联系会赋予我的生存以更大的抵抗力。
2.一切都会使我深思……昨天我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指我们的亲戚）都很快乐，我理解不了这一点。这句话也使我深思，我又惶恐起来。
3.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获得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绩。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厌恶与人交谈，厌恶串门拜访……
5.怕联系，怕屈从于对方。那样我就永远不能再单独生活了。
6.我在我的妹妹面前经常表现为与在其他人面前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令人吃惊、爱动感情。如果通过找妻子的中介作用我在所有人面前都能成为这么一个人就好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独一人我也许总有一天会真的放弃我的职业、工作。如果结了婚，这就永远不可能了。
（3）
卡夫卡视写作为生命，可是菲莉斯对这一点不能理解。卡夫卡写的作品如《判决》、《变形记》等都曾寄给她看，朗读给她听，可她毫无兴趣，有时会明说看不懂也听不懂。
卡夫卡曾写道：我的书你不喜欢，就像你当初不喜欢我的照片一样……这是我使你感到陌生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又不说，不用简单的两句话挑明你不喜欢。
卡夫卡的母亲对卡夫卡的写作也不理解，认为纯粹是浪费时间。一次她从卡夫卡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菲莉斯的信，得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写了一封信给菲莉斯，要她帮忙劝卡夫卡改变生活习惯，她认为卡夫卡用写作来消磨时间，每天写得很晚是不利于健康的。
菲莉斯果然给卡夫卡写了一封信，要他改变作息时间。
卡夫卡得知此事后，同母亲吵了一架。他在给菲莉斯的回信中写道：你关于饮食起居的建议并不使我特别吃惊。我必须这么生活。我已在信中告诉过你，我对找到目前这种生活方式是多么高兴。
（4）与菲莉斯的恋爱无疑要直接影响到卡夫卡的创作了。1912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当然是情人之间相会的美好日子，但是，“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既然他是一个作家，他就无谓于有这个节日了。
卡夫卡在11月21日就给菲莉斯写信，明确告诉女友：“我在你关于圣诞节休假的话中看到了无穷的希望，我今天早晨在办公室的污浊空气中写那封信的时候就没敢触动这神圣的希望。”
他要求菲莉斯有思想准备，圣诞节期间他不能去柏林看她，因为即使是一次短期的旅行，也意味着对文学的干扰。
在1913年1月14日的信中，卡夫卡又再次告诉菲莉斯说，每当深夜两点钟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位中国诗人的诗来。并说，有一次菲莉斯在信中对他说，希望在卡夫卡写作的时候，她能坐在卡夫卡的身边，卡夫卡告诉她，这是不行的，因为“写作意味着直至超越限度地敞开自己”，要是她坐在自己身边，“这样我就写不了东西了，平时我也写不了许多，但这样我会一点也写不了的……”这种执著的心理甚至使卡夫卡坚持“要与所有的人隔绝，直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以致他在给菲莉斯的父亲写信时，不顾一切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职业使我不堪忍受，因为它与我唯一的奢望与唯一的事业，即文学不能相容。除了文学之外，我无别的嗜好，也不会并且不愿意有别的嗜好，我的心贴在了文学上。所以，现在的职业自始至终也不能引起我丝毫的兴趣。相反，它一定会彻底地毁掉我……而现在，您拿我与您的女儿，那位健康活泼、落落大方和富有朝气的姑娘比一比，……不论是我在大约五百封信中有多少次反复谈到她，不论她有多少次以一个当然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字使我心安理得——然而这的确是真的，就我所能预见的来看，她跟我必定不会幸福。……凡是与文学无干的一切都使我厌烦，感到俗不可耐，让人产生憎恶之感，因为它干扰了我，妨碍了我……婚姻不会改变我，就像我的职业不能改变我一样。
在很多的场合，卡夫卡都声明他绝不会为婚姻而放弃写作。担心婚姻会影响写作成了他解除婚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绝不是唯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