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除了生活的过度艰苦以外，似乎没有什么过度的行为来摧残贝多芬的健康。见过贝多芬的人都说“他是力的化身”，当然这是含有肉体与精神双重的意义的。
他的几件无关紧要的性的冒险，既未减损他对于爱情的崇高的理想，也未减损他对于肉欲的控制力。他说：“要是我牺牲了我的生命力，还有什么可以留给高贵与优越？”“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的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这种论调分明已是“超人”的口吻。他的力不但要控制肉欲，控制感情，控制思想，控制作品，而且与命运挑战，与上帝搏斗。
但这样一个控制力极强的人不但没有将他一直渴望的婚姻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也没能让他疼爱的侄子走上他的理想之路。
（2）
1815年，由于弟弟卡尔的去世，两星期后，贝多芬就开始了法律诉讼，目的是要成为卡尔的唯一监护人。官司一直延续了三四年，最终，贝多芬取得了胜利，孩子被迫与母亲约翰娜分开。
孤独了一生的贝多芬把卡尔看做自己的儿子，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父爱。他把卡尔送到一所声誉很好的私立学校，试图使他走上一条正路。然而令贝多芬恼火的是，约翰娜开始偷偷地去学校看望儿子，他坚信约翰娜正在对孩子施加坏的影响，于是贝多芬说服学校，规定约翰娜一个月只能看望儿子一次。他的做法大大伤害了卡尔，他对这个伯父和父亲既愤恨又畏惧，有两次，卡尔跑到了母亲那里不回来，贝多芬不得不动用警察把他领回来。
此时，恰逢贝多芬创作的颓势，外界的社会环境令他苦恼，而家里这个儿子也令他生气。在他气恼之时，他那偏执狂怒的性格令卡尔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他们关系的基调。
从1818年起，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十年当中（1818—1827），他又找回了自己的青春。在耳朵全聋、健康情况恶化和生活贫困、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况下，贝多芬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交响曲》，总结了他光辉的、史诗般的一生，并展现了人类的美好愿望。
1825年夏初，贝多芬跟卡尔的关系急剧恶化。贝多芬父亲般的“关爱”在卡尔看来是令人窒息的占有欲，18岁的卡尔急于摆脱贝多芬的控制，他想参军，这样就能更少地看到“父亲”，还能在探亲时看望母亲。
卡尔的做法令贝多芬失望极了，此时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医生建议他搬到乡下另一个弟弟约翰那里住一段时间，但他的这个弟媳也使他恼火，于是贝多芬决定留在维也纳，这样也可以监督卡尔。然而，疾病和家庭环境终于让贝多芬那颗要强的心疲惫了，他的厌倦情绪日渐浓厚，他每天都盼望卡尔来看他，而卡尔却想尽一切办法躲着他。
无法摆脱父亲情感束缚的卡尔也产生了厌世情绪。他买了手枪，被房东发现后没收。他又典当了手表，买了另一支手枪，毫不客气地朝自己开了两枪，被路人发现后送到了母亲家里。卡尔的行为最终使贝多芬绝望了，他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也没能让“亲爱的儿子”爱他。
纵观贝多芬的一生，他能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却不能使另一个女人或孩子跟他分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