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05年，萨特出生在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在他一岁零三个月时，父亲去世。60岁的萨特回忆这件事时却说，父亲之死给母亲套上了枷锁，却给了他自由。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父亲扮演的不仅是衣食供给者，他往往还代表着传统的力量，对新生者进行训诫，把反叛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把传统的火把世代传递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年丧父促成了传统在萨特这里的断种，让反叛的种子茁壮成长起来。对萨特来说，再没有一个类似父亲的权威来管束他。与此相反，卡夫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挣扎一生也未能走出这个牢笼。
母亲带着萨特回到娘家，小萨特立刻就成为外祖父的宠物，他给予萨特无尽的关怀和爱抚，从不对萨特命令和训斥。于是，萨特就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家庭环境中，这对萨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命令和服从其实是一回事。甚至最专横的人也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即以一个生身的无能之人——他的父亲——的名义发号施令，把他自己遭受过的无形暴力传给后人。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发号施令，一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让别人觉得好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力的污染，从没有人叫我服从。”
正因为这一点，萨特在对待婚姻爱情时，也是这种立场。他一生中结交的女子无数，发生过爱情的女子也是无数，萨特从不向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下过命令，要求她们服从他、忠实于他或者嫁给他，这其中也包括波伏瓦。他用“偶然爱情”的理论维护了自己的爱情自由，同时也赋予那些女人们以自由。
这种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的另一个后果是，萨特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一生都不愿意做一个成年人。20岁时他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我不想认真，我不想长大；我今年才14岁，我想永远不要到18岁。”他厌恶成年人，也厌恶自己将要走向成年。由于不适应成人社会的要求，以及对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一社会而产生的焦虑，在30岁时萨特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婚姻与家庭是成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正是对于成人社会的恐惧，萨特坚决拒绝结婚。
（2）
萨特坚决不结婚的另一个因素与母亲的影响密不可分。萨特和母亲相依为命，他们形影不离。萨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八，而且左眼斜视，而他的母亲是个高个子的漂亮美人。萨特和母亲在公园散步时，人们往往对这一对母子侧目而视，童年的萨特从母亲那里就感受到别的男性的欲望的气息，渐渐地，萨特养成了对男人害怕和憎恶的秉性，并且一生都同男性关系冷淡。
波伏瓦曾问他为何这样厌恶男性时，萨特说：“因为它以一种令人厌恶和滑稽可笑的方式来区别性。男性就是一个在其大腿之间吊着一个小肉棍棍的人——我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萨特的母亲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从这场婚姻中，母亲玛丽—安娜并未体验到任何乐趣。改嫁后，母亲依然体味不到婚姻的乐趣，仅仅出于对儿子的考虑：一方面，随着萨特的成长，安娜觉得应该有个父亲来管束他；另一方面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萨特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后来在与儿子倾心交谈时，安娜在无意间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困惑和不满。这一事实也向萨特昭示：婚姻是无意义的，是不必要或可有可无的。同时，在恋母情结的作用下，萨特将这视为一种背叛。他从这一事件获得的教训就是：一个女人是不可依靠和不可指望的；要避免这种背叛和失望，就必须同时有几个女人。当然，当时他并非对这一切意识得那么清楚，而是潜在地形成了他成年后的性爱特点。萨特一辈子未婚，而且对婚姻持厌恶和否定态度，跟母亲的婚姻经历不无关系。
萨特所生活的家庭环境还影响到了他的性的多伴侣倾向。这种多伴侣倾向首先是受书本的影响，书本上描述的作家生活总是充满一连串的艳遇，一个作家会有许多仰慕他的女友，这激励了从小就爱好写作的萨特。而众多年轻女性的爱抚，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倾向，使他很小就习惯于同时被几个女人所喜爱，他也可以同时喜爱几个女人。除了母亲的爱抚，萨特还经常陶醉在母亲的朋友、外公的那些年轻的情人的爱抚中。
（3）
外祖父不但培养了他无拘无束的生活作风，还是他在性的多伴侣追求方面的模范。
外祖父施韦泽与妻子在结婚后不久就分房而居了，原因是妻子厌恶性生活，她甚至为此设法开了一张一生不适合与丈夫同房的证明。于是施韦泽只好从别的女人那里获得性的满足，而这种做法还得到了妻子的肯定和鼓励。外公一表人才，对异性颇有吸引力，身边总有许多表示爱慕的女性。童年的萨特甚至在家里就经常见到那些打扮入时、年轻娇艳的女郎。
外公的行为还告诉萨特，人应该面对自己真实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不是逃避或自我欺骗。
在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自欺的意思并不是人有意作假，相反，自欺指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骗；或者说，自欺是人的一种本体状态，人不可能脱净自欺的成分，他顶多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在自欺。
在《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中，有不少关于自欺的生动事例的描述：在咖啡馆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侍者，他在招待客人时殷勤得有点过分，动作也灵活得有些过分，过分准确、过分敏捷，举起托盘的动作有点像杂技演员表演，在不断地破坏平衡中保持平衡；而实际上他是在表演，在表演一个侍者，而且他完全沉迷在这个角色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表演，以为这就是他自己，以至于失去了那个不仅仅是侍者的他本人。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认识，萨特在生活中本真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欲望。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都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那么为什么要由婚姻来使人们固定在一个人身上呢？爱情就像天气变化，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婚姻是在自欺，欺骗自己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这也许就是萨特对波伏瓦谈到的“偶然爱情”的理论来源，也是他们爱情协议的根基。
（4）
母亲的再婚与继父的管束激起了自由成性的萨特产生了逆反心理。继父芒西是个工程师，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的代表。对于他的中产阶级式的管教，萨特产生了极强的逆反心理。因为怀有对继父的“夺母之恨”，所以无论继父对他关怀得多么耐心细致，萨特都不能释怀。同时，他与继父在文化修养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芒西看来，文学这玩意儿根本就没什么价值，而萨特却视文学和写作为生命，赋予它们一种绝对价值。继父对于萨特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强了萨特原来就有的对于成年男性的冷淡和厌恶。与此相联系的，还加深了他对于婚姻的厌恶。
芒西不主张萨特同女孩子多接触，在他看来，萨特应该跟同龄的男孩子在一起。而萨特反而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最能诱惑女人的人。
后来，芒西看到萨特跟女孩子们黏黏糊糊，就又对他作出另一个评价：你真是个女人堆里的男人。这话中含有批评的意思，但萨特在逆反心理的驱动下，反而更加起劲地向女人们大献殷勤。
许多年后，萨特回忆继父这番话的影响时说：继父说这话就像一个吸烟者走进森林，随便扔了一根还在燃烧的火柴，结果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烧毁了整个森林。
35岁时，萨特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他认为：写作活动和诱惑女人是一回事，写作是抓住事物的意义，然后将它揭示给读者看，让读者被作家的这种揭示所吸引，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诱惑，诱惑读者能同自己一起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对于女性的诱惑，就是向她呈现这个世界，代替她来思考和感觉，为她着想，为她创作快乐和幸福，让她进入自己所描绘的幸福境界，就像作品的世界一样。
（5）
最初的性经历，对于萨特一生对性的态度也产生了影响。在亨利四世学校上学时，学校校医的妻子，一个30岁的女人，有一天找到萨特问他愿不愿意同她幽会，萨特答应了。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这个女人幽会的地方，竟然是她家。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她带他上了床。她是主动的，他是被动的。在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从那时开始，萨特同年轻女性的性接触就开始了。他利用休息时间外出，结识那些社会地位较低人家的女儿，而她们非常乐于跟他交往，从心理上说，同萨特这样高阶层的年轻男子交往，满足了她们的虚荣心；从生理上说，这样的性经历也给她们带来快感。
萨特跟这些女人之间还说不上是恋爱，因为她们最多不过是给他带来性的愉悦。直到大学时代，萨特才有了真正的恋爱。
大学二年级时，在图卢兹的一个葬礼上，萨特结识了卡米耶。卡米耶在男女关系上十分开放，她很小就失去了童贞，由于美貌和聪慧，她受到许多青年男子的追求，而卡米耶对待她的情人的举动也可谓惊世骇俗：据说她在房间等待情人时，披着长发，全身一丝不挂，站在火炉旁读尼采和米什莱的作品。
萨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他看来，卡米耶曾有过许多情人，这是正常的事情，正像他自己也有过不少性伙伴一样，而且他认为男女双方在性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应该有单方面的要求和承诺。
这次初恋，萨特非常投入，在给卡米耶的信中，他甚至用“未婚妻”来称呼她，而且他这段时间确实只爱卡米耶一个人。但卡米耶却只把他看做她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对待萨特的爱情也只是敷衍了事，满脑子装的都是舞会、剧院之类的事情。
后来卡米耶成了图卢兹一个有钱人的情妇，跟这个情人来到巴黎，又看上了当时的著名演员和导演夏尔·迪兰，并很快成了他的情人。她由于忙于跟这些情人们周旋，渐渐地冷淡了萨特，这无疑消解了萨特的狂热。过了一两年，当卡米耶觉得日子过得无聊，忽然想起萨特，又同他见面时，萨特眼中的卡米耶已经不再是那个令他发疯的情人了，因为这时他又碰到了另一个最后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