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赫伯特·斯宾塞在拜访玛丽安的时候常常让乔治·亨利·刘易斯陪着自己。刘易斯尽管一直没有离婚，却早已和妻子阿格尼丝很疏远了。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阿格尼丝与别人有了私情，并为那个男人生了孩子。刘易斯对这个孩子视同己出，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在法庭上也曾经宽恕了妻子的不忠，所以，他越来越难与妻子离婚。
1853年的一天晚上，在又一次拜访玛丽安的时候，斯宾塞先走了一步，刘易斯留了下来。正像许多婚外情的开端一样，刘易斯在闲谈中向玛丽安讲述了自己婚姻的不幸，激起了玛丽安的无限怜惜之情，同时她发现这个男人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同时也发现他正需要自己。在1853年4月16日的一封信中，她对卡拉·布雷写道：“人们对我很好，刘易斯尤其可亲，我很尊敬他。世界上很少有他这种人，实际上比看上去要好——他看似尖刻无礼，实则有一副好心肠。”
玛丽安发现，刘易斯激起了她全部的爱情。他已婚的这件事不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她实现自己爱情理想的绝好机会：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超越一切世俗偏见的。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发现了在罗切斯特的阁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后，毅然决然离开了罗切斯特；而玛丽安发现了刘易斯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妻子后，反而更坚决地站到了刘易斯身边。这正是年近中年的玛丽安与年轻的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的区别。
（2）
玛丽安的嘲弄世俗之举也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她必须避居于传统社会之外。而这种相对的避居生活既让她觉得津津有味，也是她成为乔治·艾略特的必然条件。1854年7月，他们秘而不宣地一起去了魏玛，但很快他们的举动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甚至在多年之后，他们的邻居还一直把这件事当做一件不得了的丑闻。
因为挑战了世俗观念，玛丽安和一直对她行使家长权力的哥哥埃塞克的关系搞僵了。起初，她对家人隐瞒了与刘易斯的“叛逆感情”，但这种谎言让她不安，后来她逐渐认识到这没什么好隐瞒的。1857年，玛丽安告诉了家人与刘易斯关系的真相。当埃塞克得知妹妹“不道德”的行为后，宣布与她断绝关系，还逼迫玛丽安的姐姐给她写了绝交信。玛丽安被自己的家庭驱逐了。甚至她的那些亲密的朋友一时间也难以接受她的行为，人生中最尴尬的四面楚歌局面出现了，可玛丽安毕竟是玛丽安，四面楚歌比起人生的恣意自由太不值一提了。
而实际上，从玛丽安自己的行为标准来看，她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是道德的。她和刘易斯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是任何正式的婚姻一样，她认为自己是他的妻子，也坚持让别人称呼自己刘易斯夫人。她和刘易斯都认为后者应该继续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行使义务，这正是他们终生努力工作挣钱的最主要的原因。即便在刘易斯死后，她仍继续接济刘易斯的妻子。简而言之，她有很强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完全是自发的，而非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
在1854年10月15日写给约翰·查普曼的一封短信中，她尽管声称并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但还是为自己，也为刘易斯作了辩护：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但如果有人这样说刘易斯的话，你一定不要相信——他们会说“刘易斯从他家里，从他妻子那里逃走了”。事实绝非如此，他一直和妻子保持着联系，尽他最大的努力接济他们的生活，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关心妻儿的未来。他一直都关注着他妻子和孩子。
我没有什么要否认和隐瞒的。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有权利指手画脚。我有我的自由到国外旅行，也有自由和刘易斯在一起，我知道世俗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有勇气来承受这些，这不算什么。我选择了刘易斯，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他值得我为他去做一切，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他不该被人误解。
她不在意自己的名誉，却很在意刘易斯被人误解，自卑感与优越感如此焦灼地集结在她的身上。她自己的名誉无足轻重，这既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如刘易斯重要，也是因为她在不要求舆论的公正论断这方面超越了刘易斯。其实，她在心底里仍然渴望舆论会认为她是一位有极高道德修养的女人。
她在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她不想被人认为是个诱惑男人，让这个男人为她抛弃妻子的女人：
我并不在乎他们说什么，除非他们的话给我的朋友造成了伤害。如果你听说了我和刘易斯之间有什么除了“我和他在一起”这件事之外的任何传闻的话，请相信我，那一定不是真的……我想让他对他的妻儿所做的事，只是更好地照顾他们而已，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玛丽安对其行为动机的辩护总是要招来那些恶意的曲解，她和刘易斯的爱情在别人那里是最能引起兴奋的话题。大家把她说成了一个偷了另一个女人丈夫的女人，而尽管事实上是，这个丈夫是被他的妻子抛弃的，他也依旧履行着对妻子的责任。
和刘易斯在一起的日子里，玛丽安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相当多的自由时间去完成她的工作：因为他们被大家鄙视，他们便共同分担着这份重压，他们不必对朋友装出一副笑脸，也不必参加晚上的派对，更不必应付那些周末的客人，甚至不必一起出席公众活动。人们当他们是一对有罪的恋人，而他们也满足于彼此的相爱。
他们没有孩子，家庭生活的开支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在1860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玛丽安谈到了他们曾接触到一名外国律师，咨询依照国外的法律，刘易斯有没有离婚的可能，律师给了否定的回答。对这一结果，玛丽安这样说道：
我并不觉得难过。我想孩子们（刘易斯的孩子）不会过得不好的，至于我自己，也甘愿被教会驱逐。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在乎的只是能否从世俗的丑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享乐——中解脱出来，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我更加纯洁。
她知道，她的工作和刘易斯的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些只有在一种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才能获得。
在玛丽安写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似乎能看出她刻意地想要失去那些对她侧目的同性朋友：
我不知道卡拉和萨拉对事情了解多少以及她们是如何看待我的，我是准备好了承受一切的。我知道，事情最坏的结局就是失去我的朋友们。
在她和刘易斯去德国之前，她只把消息告诉了几个男性朋友。考虑到她从前和卡拉、萨拉都是那么亲近，她的这个做法就很让人觉得吃惊了。或许是她对男人的信赖要更甚于女人吧。
（3）
在所有这些叛逆行为的背后，玛丽安的内心依然长久地渴望着真正合法的婚姻，她渴望社会承认她是一位有极高道德修养的女人，因为一个受鄙视的女人是很难获得社会认同的。她曾写道：一个女人，不论她自己多么好，还是只得跟着丈夫过日子。
在1857年9月24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玛丽安写道：“请你不要再称呼我为伊文斯小姐了，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名字，不想再听到有人这样叫我。这是刘易斯的希望，他觉得朋友们如果还关心我的话，就称我为刘易斯夫人好了。我父亲的委托人在给我的收据上也用了‘刘易斯夫人’这一称呼，你瞧，我的称谓变更已经在正式文件中发生效力了。”
玛丽安把他们的关系称做婚姻。这一做法透露了玛丽安在下意识里依然认为，和所爱的人同居而不结婚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