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主旋律是当位而行。在孔子心中，士君子为政贵在身体力行。如何行？以德行道，以身行仁，修己以行。但是，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还要看具体的环境。孔子曰：“邦有道，谷。”在政治清明之时，应该“衮冕而执玉”，穿着礼服，手持圭玉，登朝为官。但若是邦无道之时，还是“谷”，就是耻了。无论外在的环境行还是不行，有道还是无道，内在的信念与坚守不能动摇，邦有道不变，无道亦不忘所守。如此，便可行天下。
一名士人，如果贪恋所安之处，就易于“邦无道，谷”，难以做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难以为了追求“道行天下”而“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孔子对于一名士、一名君子的要求，是随遇而安，素其位而行，同时又什么都不贪恋，随时随地可以舍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最终获得人格的完全自由，对客观环境有着完全的超越。
大丈夫要建功立业，行道于天下，就注定不能拘于小节，管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与召忽共事公子纠，公子纠争位失败被杀后，召忽自杀，管仲没有随自己原来的主子而去，转而投向新的主子，成了齐国的执政大夫，成为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首要功臣。孔子称他为仁人，因为孔子心中所奉行的道，是天下国家之王道，是大道。行大道需要大其心，才能入其道，要有洞察本质的智慧与胆识。但是，许多人对管仲都有误会。由此可知，真正的仁需要勇气。
正是因为孔子心中装有大道，所以陈成子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弑杀齐简公，孔子才为正义而奔走相告，最后仍是没有结果。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孔子有着清晰的预期，但他的行动还是奔走相告。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言，自己是鲁国的大夫，要履行职责，另一方面还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总是盼望着事情能有转机，万一太阳真从西边出来呢？即便是有一丝曙光，他也希望争取到整个黎明。如泰戈尔所言“泥土饱受侮辱，却以花朵作为回报”，这就是泥土的一片深情了。
本篇的末章讲一名童子，年幼者，他在履行相当于今日通讯员这样的职责，传达辞令。只见这童子坐在成年人坐的位子上，又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孔子认为这童子不是个追求进步的人，只是个急于求成的人。按照礼，童子当坐在屋子的一角，当先生行走时，随从先生而动。
将本篇的末章与首章对读，当位而行，不仅是指贯穿于治国安邦的大原则，还包括这日常坐卧。我们的先祖倡导向上仰望，向下扎根，在一大一小间交参互动，此思维模式一以贯之。
问题索引——
人为何要知耻？
关于“好胜、自夸、怨恨、贪心”，做到完全摒弃它们，能不能称得上“仁”？
何谓成人？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就算“成人”了？
一名道德君子，是不是应该“不言，不笑，不取”？
孔子谈论卫灵公无道。如是无道，为何没有丧邦呢？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却多管闲事，奔走相告，这是什么情况？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上达”达何方？“下达”通何处？
孔子为何要栖栖惶惶，四处奔波，难道是想表现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是个“佞者”？
老子赞成“报怨以德”，孔子说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于是，有人将此作为儒家与道家、孔子与老子思想不同的铁证。果真如此吗？
孔子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要理解他的什么？
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可是，明知不可为，为何还要为之？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宪：原宪，字子思，孔子弟子。孔子为鲁国大夫时，原宪曾为孔子家宰。
克：好胜。
伐：自夸。
本章以原宪问耻开篇。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中，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有教化的实施，最终有一个落脚点，就是以知耻心为保障。
一个人行动的执行有时需要外在道德的影响力来熏化，有时需要外在的法律条文来约束。但是，还有一种力量远胜道德影响力的熏化，胜过法律的约束，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知耻之心。一个人对于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自然远之，避之。若是没有知耻之心，道德的影响将会无力，法律的作用又何在呢？如老子所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百姓不怕死，以刑法来威胁他们是没有用的。同样的道理，若是没有知耻之心，即便使用了刑罚，亦只是舍本求末，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正因此，社会整体荣辱观的确立和引导尤为重要，引导人以何为荣、以何为耻，才能自动调整、归位。
原宪作为一名士，孔子希望他积极有为，告诉他“邦有道，谷”。在政治清明之时，应该“衮冕而执玉”，穿着礼服，手持圭玉，登朝为官。但若是邦无道之时，还是拿着官府的俸禄而高枕无忧，就是耻了。
在孔子心中，士君子为政贵在身体力行。如何行？以德行道，以身行仁，修己以行。但是，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还要看具体的环境。无论外在的环境行还是不行，有道还是无道，内在的信念与坚守不能动摇，邦有道不变，无道亦不忘所守。如此，便可行天下。
原宪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克、伐、怨、欲”不行，能不能称得上“仁”？这里谈到“好胜、自夸、怨恨、贪心”，有人认为这是人的四种“恶德”，要完全摒弃它们很难。正因为难，做到了应该差不多算是仁人了！但是，平心而论，将心比心，若是“好胜、自夸、怨恨、贪心”都是人本性的一部分，真的能够完全摒弃吗？若是不能，若是为难，就需要对其进行慎重的思考。对于人性予以充分的尊重，理性认知。当然，这样做不代表默许、默认，更不代表纵容。关键是克什么，伐什么，怨什么，又欲什么。若是以好胜之心追求技术上的进步，追求学业上的精进，以民之所欲欲之，欲仁而得仁，有何怨，有何不可？反之，一切违背人性的言行，就如孔子所讲，是为难。是不是为仁？不知道。
《孔子家语·致思》篇中记载这样一个小故事：
孔子去楚国，路上遇到一位渔夫，要向夫子献鱼儿。无功不受禄，孔子不受。渔者说：“您看，天这么热，集市又那么远，恐怕到不了集市就要坏掉了，真是没法卖了。与其扔到粪土中去，还不如献给您这样的君子。”
听了渔夫的一番话，孔子再拜接受，安排弟子清扫庭院，准备祭祀。门人不解：“人家又不是专门将鱼敬奉给您，是怕走不到集市坏掉，都要扔弃了，才顺便给您，您还敬重其事，祭后再享用，这是为何呢？”孔子说：“我听说，因为怜惜食物会变质腐烂，而想把他送给别人的人，这是仁人的同类。哪里有受仁人的馈赠，而不祭祀的道理？”
看来，仁人并不是讲一定要将珍爱之物赠于人，那样岂不是要忍痛割爱？同理，受人珍爱之物，岂不是夺人所爱？如果能因心疼坏掉，把用不着的东西赠于人，而不丢弃，就能称得上是仁人了。既不用忍痛割爱，也不要夺人所爱，此可谓之仁人，符合人情、人性的仁人。而这般的“仁举”，你我都能做到，所以，是为仁，不是为难。
这个故事可与本章对读。
14.2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居：所安之处。
士如果怀居，贪恋所安之处，就易于“邦无道，谷”，难以做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难以为了追求“道行天下”而“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
孔子对于一名士、一名君子的要求，是随遇而安，素其位而行，同时又什么都不贪恋，随时随地可以舍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最终获得人格的完全自由，对客观环境有着完全的超越。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直，正直。
孙：通“逊”，谦虚，谨慎。
在心境上有着完全的超脱，面对现实又务实而高效，这样出仕才更安全，从而保有效率和品质。具体的方法就如孔子所言：国家政治清明，要言行正直；国家政治昏暗，行为仍然要正直，但说话要谦虚、谨慎。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德、仁是天理、人心一种全然的涵括，如太和元气，周流四时，洋溢天地。但华美的言辞，勇敢的行为都是偏其一端。所以真正的有德者必将立言传世，但语言表达的华美、周全却未必真正有德。真正的仁者有着全然的勇气，而行为勇敢之人却未必出发点就是一颗仁心。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南容，孔子的弟子。
羿：后羿，夏朝有穷氏的国君。传说他善于射箭，曾夺得夏朝太康的王位，后被其臣寒浞所杀。
奡：传说中寒浞的儿子，据说他孔武有力，善于水战，能够陆地行舟，后来为夏王少康所杀。
禹：夏朝的开国之君，曾经治理大洪水。
稷：周朝的祖先，又被人尊为谷神，曾教民种植庄稼。
羿、奡都是十足的勇者，但是“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无义，勇就像没有方向而奔驰的野马，跑得越快越麻烦。这两位都是“勇者不必有仁”的代表，而有勇无仁、有勇无义者的结局就是“不得其死然”，不能善终。
禹、稷仁德厚重，百姓至今还在称赞，是“有德者必有言”的杰出代表。只有真正尚德，才可流芳百世，万古长青。如孔子所言：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所以，在王道与霸道，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仁政与暴政之间，孔子立场坚定。南容的认知讲到了孔子的心坎里，孔子对他大加赞赏。有趣的是，自己的弟子认知到位，孔子心里美，却并不当面夸他。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是人性的自觉，是全然的美德。君子是具有仁德的人，但是要做到十全十美是难之又难。人心唯危，稍有不慎，就会滑坡。此为“君子而有不仁的情况是有的”，但若是言小人具有仁德，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孔子说的是实情。
恰是源于此，我们在思想行进的旅程中，对于漫无目的、没有价值的想法，对于他人他物恶的情感理应保持觉知，予以抑制。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爱就是付出，真正的爱，就会明白付出是爱人的本分；爱就是操劳，真正的爱，就会清楚操劳是爱人的职责。而真正的忠心，必然会直言相谏，提醒一个人保持觉知。因为即便是一名君子，不仁的情况也是有的呀！
爱之深，所以知劳，劳而无怨；忠之切，所以知诲，诲而无悔。关键在于接受方还要懂得珍惜。
14.8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外交辞令。
裨谌、世叔、子羽、子产：均为郑国的大夫。
行人：掌管朝觐聘问事务的官员，近于现在的外交官。
东里：地名，子产所居之乡里。
从事实上看，本章记载的是郑国的国家政令形成的过程。但孔子为何要表述这样一件事情呢？孔子每讲任何一件事，本质都是在反映一种价值倾向。一项政令由起草，到讨论，到文辞上的修饰，再到最终的润色审定，足见其慎之又慎，见其诚敬之心，也见任人唯贤，各司其职，政通人和。同时，本章也印证了上章“爱之，能勿劳乎”的观点。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伯氏骈邑：伯氏的采邑。伯氏，齐国的大夫。
没齿：死去。
政通人和，百姓将自然得到慈惠，国家安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子产就是这样一位贤达的国相。当有人问及子西这个人的情况时，孔子的回答：“那个人啊！那个人啊！”怎么说呢？好像是无法说，无话言。这弦外之音，大约是不满意。对于善者，总是广为传播，对于恶者，隐而不宣。关于管仲，孔子认为可以称得上是“仁”。他剥夺了伯氏在骈地三百家的采邑，而伯氏虽终生吃粗茶淡饭，至死对他也没有怨言。这说明管仲的所作所为合情合理，是让人心服口服的。
这里说到的子西到底是什么人？据说春秋时期有三个子西，其中一个是郑国子产的宗亲，曾与子产共同听政，因为杀害同僚子孔，且把人家的家产给瓜分了，导致声名狼藉。其他两个均为楚人，一个曾在鲁僖公、文公时期作乱被杀；另外一个是公子申，即令尹子西，他与孔子大约同时。据说，这位令尹子西也算得上贤大夫，但是曾阻止昭王任用孔子，后来又不慎导致了白公之乱，铸成大错。我们以为这里的子西，应该指的是楚国的令尹子西。关系有点微妙，孔子对子西的态度是既有些惋惜，又不愿多谈。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此乃人之常情。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鲁国大夫。
赵、魏：晋国卿大夫之家。
老：家臣。
优：宽绰，有余力。
根据本章孔子所言，孟公绰适合做家臣，为晋国的赵氏、魏氏当管家，绰绰有余。但是不能胜任滕国、薛国大夫。适合管家者不一定适合管国，孟公绰即是如此。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子曰“为政在人”。为政在得人，得人需要知人。上章言“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是知人之常情。本章言孟公绰的具体情况，还要知人之个性。知常情，知个性，如此知人，才可以做到善任。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何谓成人？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就算“成人”了？在孔子看来当然不是。那么，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是就算“成人”了？孔子同样认为不是！
在孔子看来，人刚刚出生就像一张白纸，所以人们称赞一个人的纯粹与真诚时，往往说他有“赤子之心”。然而，这样一个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人。而人生活在社会中，除了有自己的“自然性”，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使人们认识、理解社会，从而主动适应甚至引领社会，这样有社会性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成人”。
显然，人仅仅有一定的年龄，而不具有做“人”的内涵，未必可以称为“成人”。孔子与弟子子游一起谈论礼的问题时，在孔子看来：
人的自然性就是“人情”。所谓“人情”，就是人们不学就会的东西，一般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人的社会性就是“人义”。所谓“人义”，就是人的内涵，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孝敬、兄长温良、弟弟尊敬、丈夫仁义、妻子听从、年长者仁惠、年少者顺从、君主宽仁、臣下忠诚”这十种伦理道德。
孔子继续讲：
人在社会上会有种种的喜好。比如食、色，是人们最基本的欲望；死亡和贫苦，是人们最憎恶的事情。竭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极力避免自己所厌恶的，是人的本性。人人藏有一颗心，别人无法揣度。善恶都藏在心中，外表不显现出来，要想用一种方法来彻底寻求，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
这个礼，其实就是“人义”。所以，人应当陶冶人情，培养人义，讲求诚信，追求和睦，崇尚谦让，消除争夺。
“成人”又是一个年龄概念。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也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人是一个自然的人，但不能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人。所以“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就是人所具有的社会性，也就是“礼”，就是人之“义”。
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在周代，人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及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等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样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一个人就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
孔子收徒授学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年龄要达到十五岁。也就是举行过“束脩”礼的孩子来求学，他一般不会拒绝。因为这样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已经能够慢慢理解社会与人生。到二十岁行冠礼之后，他们便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开始对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其“成年”的认可，是其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人而成人，就应当对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有较为准确的认同。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证明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行过冠礼，就应该切切实实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尽好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而不应让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那样什么都不管不顾。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应认同这些人伦，形成基本的是非观念，从而取得实践“人义”的基本前提。
本章，子路向孔子请教成人的标准与要求。孔子认为“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像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猛，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然后按照礼乐的要求去行动，也应该是‘成人’了吧”。但这个要求实在是高，退而求其次，他说：一个人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而不忘平生诺言，就可以称为“成人”了。
总之，成人有着很高的要求。世上难有完美无缺的人，却存在完美无缺的人格。人可以通过学习、努力向完美无缺的人格靠近，无限量地靠近，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就富有意义和价值。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孙拔，谥号“文”。
公明贾：卫国人。
提到成人，提到完善的人格，道德君子，仿佛应该舍己为人，不苟言笑，如同蜡像一般。果真如此吗？若是果真如此，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实生命吗？孔子听说公叔文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言、不笑、不取，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于是孔子向公明贾请教。公明贾回答得很清楚，他认为说这样话的人讲得有些过了。一名真正的君子、成人，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开心的时候才笑，符合道义时才取。如此，人将不厌其言、不厌其笑、不厌其取。如此才是和顺积中、平和中正的真君子，真正完美的人格。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的封邑。
要：要挟。
臧武仲凭借他的封地防邑请求鲁君为臧氏世代授封，虽有人说这不是要挟国君，但是我却不相信。
虽然孔子十分赞赏臧武仲的聪明睿智，但认为他并没有达到古代的“成人”的标准。臧武仲处于逆境时，忘记了他作为大夫所应有的准则。换言之，就是在臧武仲得罪鲁国执政者之后，没有做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关于臧武仲得罪鲁国执政者之事，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谲：诈，欺诈，玩弄手段。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是典型的实力派，但孔子对他们评价不一。其中齐桓公站在正方，而对于晋文公，孔子对他是不满的。孔子不会妄加品评人，他的评论都是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
晋文公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召周天子参加会盟。此事记载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中，孔子避讳为“天王狩于河阳”，其实就是周天子被晋文公要挟，孔子还要为其名曰“去狩猎”。《左传》解曰：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晋文公的行为十分不满。齐桓公虽然也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对周天子还是比较谦恭的，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纠：齐桓公的兄弟。与桓公争位，失败被杀。
召忽：与管仲同为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争位失败被杀后，召忽自杀，而桓公听从鲍叔牙的建议，对管仲以礼相待，终于使管仲归服桓公。鲍叔牙又让位于管仲，于是管仲成了齐国的执政大夫，并成为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首要功臣。
九合诸侯：指齐桓公多次主持会盟，维护了诸侯之间的秩序与和平。九，虚指，多次。
本章谈论管仲，子路认为管仲“未仁”。理由是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管仲却没有自杀殉主。孔子认为管仲“仁”，理由是“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停止了武力争战，是依靠管仲的力量”。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微：假如没有。
被发左衽：当时少数民族的风俗。被，同“披”，被发，披散头发。衽，衣襟；左衽，衣襟向左边开。
为谅：遵守信用。谅，信用。
自经于沟渎：自杀于沟渠之中。
子贡与子路有相近的观点，认为管仲“非仁”，理由与子路同出一辙。这次孔子讲得更详细些。一是讲管仲的功劳。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秩序，老百姓至今还分享着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成为夷狄之人了。再就是，大丈夫要建功立业，行道于天下，又何必拘于小节？没有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而死，是因为死了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所以管仲思虑大义，并不被死的条框、世俗见解所束缚，因此而建功立业，这是无可厚非的。召忽虽一死了之，但为了成一己之仁，又有什么好被赞许的呢！
孔子心中所奉行的道，是天下国家之王道，是大道。行大道需要大其心，才能入其道，自然要有洞察本质的智慧与胆识。
本章和上章可以放在一起读，就知道许多人对管仲都有误会，即便是子路、子贡这样的较为明达者都并不能真正理解，由此可知，真正的仁需要勇气。难怪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无勇者根本就成就不了“仁”。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臣大夫僎：臣大夫，大夫的下属。僎，人名。春秋时期，有些行政长官或者卿的属官也可以被称为大夫，例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子路曾为卫国的蒲邑大夫等。
据《逸周书·谥法解》，有六种情况可以谥为“文”：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悯民惠礼、赐民爵位。读本章知公叔文子能够提拔自己的家臣为国家效力，与自己共进为公朝之臣，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用洪氏曰，说明公叔文子具有三种品质：“知人”“忘己”“事君”。结合本篇第十三章孔子与公明贾谈起公叔文子的美德，他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开心的时候才笑，符合道义时才取。如此，人不厌其言、不厌其笑、不厌其取，完全可以配得上“文”的谥号。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在更多的时候，人更近于魔鬼与天使的复合体。但魔鬼与天使的秉性彰表在不同方面。本章，孔子与季康子之间论政，或者孔子论卫灵公无道的表现，希望激起康子的有道。但季康子是典型的结果导向主义者，既然卫灵公如孔子讲的那般无道，为什么卫国还没有灭亡呢？接着，孔子谈起卫灵公具有天使秉性的方面，他善于用人。仲叔圉处理外交事务、接待宾客，祝管理宗庙和祭祀，王孙贾掌管军事。这些大臣们各就其位，各负其责，卫国怎么会败亡呢？
卫灵公在用人方面的确是有一套，在《孔子家语·贤君》篇中，孔子亦讲述了卫灵公任贤的许多事：
灵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可以用来治理一个诸侯大国，他的诚信可以用来守住该国，灵公喜欢他并任用了他。又有个叫林国的士人，发现有才能的人必定要推荐他做官，而那人辞官后，林国又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与他分享，因而灵公那里没有没被人用的士人，灵公认为他是贤士并且非常尊敬他。又有一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发生大事，就必定被起用来处理事务，国家平安无事时他就隐退，以让其他贤能的人被容纳于朝廷，灵公喜欢他并尊重他。还有一个叫史的大夫，因不能实践自己的主张而离开卫国，灵公就在城郊住了三天，不近声乐，一定要等到史回国之后才敢回宫。
可与本章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