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以后，穆藕初在兰路的家里，花园的人工湖种有荷花，湖边有专为唱曲而建的亭子，每到荷花开时，他会邀请曲友来度曲。他家专门请了一个笛师金寿生，晨昏月夕为家人唱一曲，他引以为赏心乐事。他的工作场所也成为业余昆曲的基地，1926年中华劝工银行的劝工大楼落成后，昆曲“粟社”和留美同学会便经常在大楼的三楼活动。
穆藕初每次到苏州，总是抽空去看望昆剧传习所学生。当时社会习俗，艺人对有地位的人都称呼“老爷”，他却关照学生不许称他“老爷”，只叫“先生”。称呼看起来是小事，可是让年轻的艺人感到温暖，甚至可以温暖一辈子。经过讨论，他们将学生的艺名以“传”字排行，含有昆曲艺术薪传不息的意思。
1923年起，穆藕初经办的企业出现危机，倪传钺回忆：“穆先生事业受挫，资金困难，仍然负担传习所的费用。我曾听孙咏雩所长讲，约在1925年，传习所没钱了，孙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找穆先生，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叫毕云程开了张支票，交孙带回。这笔钱其实是穆先生自己在交易所的薪水。”类似情况并非一两次。1926年“传”字辈年轻艺人们在传习所学习了5年，照理要毕业了。但经济还不能自立，虽然有实习演出的补贴，不足之处仍须穆藕初负担。有一段时间，他个人无力承担经费，他便关照他的学生杨习贤（交易所经纪人）出资支持。到1927年，他实在无力再维持经费，但也没有撒手不管，他把张传芳等部分学员请到家里，含泪说：“我破产了，没有钱来支持昆曲事业了，好在你们已经长大，以后自谋出路吧。”
1931年，部分“传”字辈演员组织“仙霓社”，派倪传钺到上海向穆藕初求助，他通过社会关系为他们找到“大世界”、“徐园”等演出场所，经常鼓励他们安心演戏，做一名有出息的演员。1932年，他们在上海演出时，他利用昆曲保存社名义，自费印刷大批介绍“仙霓社”昆班的宣传资料。遇到停演时，社里的十几只服装箱子便都寄放在纱布交易所的空屋里。
与他同龄的作家包天笑回忆，1935年穆藕初过60岁生日，本来只想和“同庚会”朋友举办一个“花甲庆祝同乐会”，不发请帖，不请宾朋，不收礼物，不挂寿幛，结果被“仙霓社”同仁知道了，一定要义务贡献一台戏，为他祝寿。他说，“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未可牺牲。”坚持要送他们一百元，并另开一席，请他们吃一顿。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偶然遇见已改名倪宗扬的倪传钺，知道倪传钺在“仙霓社”管过四年多财务，就安排他到农本局做出纳股长。
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北高峰山腰上，修竹万竿，远隔红尘，他专门建了一幢“韬庵”，作为雅集避暑之所，从1921年落成到抗战爆发前，几乎年年夏天都是丝竹管弦、笙歌不绝。“韬庵”是俞粟庐的别号，他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就直接取名“粟社”。
俞粟庐之子俞振飞后来回忆说：“民国九年间，（穆）先生以嗜习昆曲，钦慕先君子粟庐公之名，下征余为其记室。先生初由笛师严连生拍习，殊未能领略曲中三昧，及识先君子后，始憬悟昆曲之有关国粹文化之重要。而先君所传叶堂正宗唱法，夙为曲界所重。余谬为识途之马，于退之暇，悉心研讨，先生益觉兴味隽永，勤习之至，……”穆请俞振飞当他的秘书，实际是为了与这位权威之后一起研习昆曲。俞振飞说，穆虽事务繁忙，“但每日必以曲为课”。中饭罢后小憩，即与振飞度曲一小时。其时，不治事、不款客，数年如一日，从无间断。最初，他研习的是《西楼记》“玩笺”一折，每喜于当筵歌之。由于他习曲时，已届不惑之年，口齿嗓音，难期圆满，尤以嗓嫌紧细，缺乏亮音。他曾请医生诊治，于其引吭高歌之前，以喷雾气射治声带。又自病按板之难于匀准，便找来西洋拍子机，置诸案头，以助按拍。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如此，他终于渐渐地深入了昆曲的堂奥。
俞振飞在怀念穆藕初的文章中曾这样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微，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传字辈的昆曲艺术家们则发出如此感叹：“热心昆曲，使此一线不绝如此缕之雅乐，不致湮没失传者，舍我穆公其谁！”
佛友
穆藕初比弘一大师长4岁。他俩自幼受儒家教育，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化功底。弘一堪称一代儒僧，穆藕初堪称一代儒商。两位同处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又都怀有一颗雪耻兴邦的炽热爱国心，20多岁时就相识，后来虽然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是没有影响到他们友谊的发展。前后20余年的交往中不论是出家前博学多才的李叔同还是出家后虔治律藏的弘一大师都对穆藕初的思想有过许多影响
1901年，李叔同进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求学。当时穆藕初已结束花行学徒和小职员生涯凭借自学的英文基础考进江海关任职。穆藕初的哥哥也在公特班求学，他也常去看望哥哥，由此认识了李叔同在内的其他同学。
后来穆藕初发现李叔同也居住在许氏的城南草堂，而穆氏已“世居”大南门外几代了。两人同住一隅，可称“邻居”，又有穆藕初哥哥南洋公学同学这层关系，他们后来在沪学会里共事才加深了两人的交往与友谊
沪学会是清末上海重要的教育团体之一，1902年时由叶永夔、叶永锡所发起，1904年定名沪学会。会所初设于城内俞家弄，后迁至小南门外曹家湾董家渡天主教堂西。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策外，还设有义务小学、体育会、音乐会，以及开演文明新戏等。穆藕初与李叔同都是沪学会的重要骨干。穆藕初曾对沪学会有满怀激情的追忆：他“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为自强之起点”。体育会成立后，“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虽经历种种困难，终于靠众人“竭诚尽智”，“迎刃而解”。“自是以后，南北商团接踵而起，市民起任保卫地方之风气由此而大开”。报道没写李叔同名字，但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专门有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文字，其中就提到李在沪学会抵制美货时的情况“有某君（指李叔同）者，二十年前创办沪学会之老友也，性聪颖而耿介，书、画、琴、歌、地理、金石靡不精通，……律己谨严，待人谦和。当抵制美货时，慷慨激吊，于激发国民爱国天良，非常殷切。”穆藕初当时在江海关组织华籍职员集会，声援抵制美货运动，当然也会参加沪学会的活动，因而对李叔同慷慨激昂的演说留有极深的印象。穆藕初演说才能很好，尚且如此称赞，足见李叔同演说之成功。
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学成归国时穆藕初已在美国学习。1914年穆藕初回国创业时，李叔同正在浙江一师任教职，因李家在沪，所以两人偶然有机会见面。不久穆藕初听说他要出家，颇不以为然。他写道：“（李）回国后任教多年，余虽不常见，然私心甚钦崇之。越若干年，忽闻某君将出家，来申与诸故旧话别。余时方兴高采烈，从事于实业。闻君发出世想，心窃非之。而君竟毅然决然脱俗出家，作苦行僧。”这是他刚听到李叔同要出家时的心情。当然后来他理解了大师的这一抉择。
1918年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拜了悟上人为师，取法名演音号弘一。行前以平生艺术作品、书物等分赠诸友，内有赠穆藕初的一幅条幅“视大千界知一诃子戊午仲夏演音将入山书奉藕初先生”，三年后穆藕初一场病，似乎让他领悟了大师的教诲。
穆藕初与弘一大师的友谊，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早期各自以爱国强种、开启民智为原动力，走到了一起。后期穆藕初经历了事业跌宕起伏的大挫折后，痛定思痛，向高僧太虚法师、印顺法师等求教，咨询佛法，经开示，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穆藕初信仰佛教，家中设有佛堂。他说：“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但余喜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他对佛教有独到见解，出世又人世。这是与弘一大师有所不同的。
穆藕初平时事务繁忙，公余时间提倡正当的娱乐，及身心上的修养。1936年左右，他开始饲养一种叫黄头的鸟。曾说每“玩”一样东西，都要“玩”出名堂，养鸟﹑斗鸟也一样。
黄头，又叫黄脰，属鸟类鸣禽科，形似麻雀，羽毛色泽黄润，嘴小而尖，趾爪锐利，刚毅坚强，力猛善斗，因此常被人们当作博弈的工具。穆藕初喜欢上黄头，是冲它的“尚武精神”而来。辛亥革命前，他参加沪学会，任体操队队长，积极提倡“武学”，开展体育活动和军事体操，目的是健身强体，磨炼意志，报效祖国。为了增强鸟的足力，穆藕初请大隆机器厂经理设计一种特殊的鸟笼，装上一个小马达，开动马达，架子会左右摇摆，鸟笼也随之徐徐而动。黄头在颤动中要保持平衡，爪子由此得到锻炼，足力渐渐增强。
斗鸟要有伴。穆藕初结识了不少斗鸟的朋友，一起切磋，一起交流。1937年春天某日，他们结伴到无锡一家花园集体斗鸟，上海《晶报》发了新闻。穆藕初兴致更高了，他联合蒋福田﹑王大镕等爱鸟的朋友，发起组织“适存社”，自任社长，蒋﹑王二位任副社长。“适存社”社名取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思。大家商议后决定举办一场“斗花会”，即斗黄头鸟比赛。接着，社友们分头到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各乡镇茶馆酒肆，散发“适存社”缘起和一份《黄头竞赛小启》。为了扩大影响，穆藕初亲自写了一份信给《晶报》编辑包天笑：“上次到锡斗鸟，承《晶报》采登新闻，深感兴趣。斗鸟虽小事，然以区区黄头而富有斗争精神，较之其他无聊之娱乐，实不相同也。”包天笑是民国年间著名报人﹑小说家。他与穆藕初同岁，都生于1876年（丙子），1925年时他们发起成立“丙子同庚会”，先后有20多位丙子年出生的上海友人参加，每年聚会一两次。1935年4月，丙子同庚会举行过一次规模不小的“花甲庆祝同乐会”，集体祝寿，到会同庚会会员25人，连家属共有200余人参加。聚餐后还请来仙霓社演出昆剧，十分热闹。
1937年3月19日，包天笑以微妙笔名在《晶报》上发表《穆藕初斗鸟寄深意》一文：“此次藕翁约集饲养黄头之同志数人，组织一斗鸟之会，名曰适存社，定于国历四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南市半淞园，举行公开友谊竞赛，胜者赠花，不含金钱赌博性质。”“其所以曰适存社者，亦取赫胥黎《天演论》中之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意欤！”同时刊发了穆给他的信，以及《黄头竞赛小启》全文。《小启》云：“慨自蝮蛇肆虐，既尽东封；胡马成群，还窥北塞。已迫鲸吞之境，忍为鱼烂之民。苟惕厉而有资，何妨法下；果观摩以化俗，愿与同群。是故志沼吴宫，式道旁之蛙怒；心存晋室，舞前半之鸡声。从来激越之情，多半感兴于物。粤有黄头小鸟者，紧毛突眼，顾盼生姿，啸侣呼群，樊篱共固。虽仅一拳之大，而具万夫之雄。倘来异族侵凌，不惜空群抵拒。当其振族高翔，众非鸟合，乘风竞越，气壮鹏搏。恃爪喙为戈矛，被羽衣为甲胄。纵使断胸绝脰，不胜无归；几曾铩羽垂头，曳兵而走。同人等痛鹑首之归秦，同仇共赋；盼龟阴之返鲁，我武维扬。趁兹婪尾春浓，恰喜苍头力健，定期竞赛；看谁家壮翮凌空，触目兴怀。冀或有懦夫克立，嗟！嗟！恨海难填，大风已起。点龙睛于画壁，终见升天；市骏骨于金石，卒收失地。会心别有，丧志何曾；傥表同情，惟希赴约。”联系此文刊登时间，可以说早已超出养宠物或游戏娱乐的范畴，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鼓舞人们斗志的抗日檄文。
1931年夏，穆藕初辞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常务次长之职，回到上海，除继续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外，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自“一？二八”以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挽救国难之我见》﹑《最后之胜利属谁》﹑《如何使暴日屈服》﹑《和与战》﹑《中日经济提携之商榷》，等等，还翻译出版了《军火商人》一书。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军事侵略的罪行，始终是穆藕初这些著译的主题。即使一些纵论中国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经济论文，也离不开二次大战前夜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现状，切中时弊，令人深思。上述“适存社”的骈体文小启，与这些抗日文章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黄头竞赛定于1937年4月25日在上海南市半淞园举行。前一日，“适存社”邀请各乡镇鸟友100余人于浦东同乡会聚餐。第二天清早，半淞园内一片热闹景象，携鸟参加“斗花会”的爱鸟族不下数千人，登记处记录下的黄头有三千多头。园内临时搭起了竞赛台，可谓鸟语喧哗，人气旺盛。“斗花会”开始，主持人宣布竞赛规则和奖励办法。
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陆诒后来回忆，比赛前穆藕初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负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了对方气势稍壮，而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穆伯华在场照料，目睹了“斗花”全过程。他说：竞赛分几只台进行，鸟主人持鸟笼相对立于台的两侧，两笼靠拢，打开笼子门，两鸟相遇即开始搏斗。评判员在旁裁决，全场秩序良好。据说过去斗鸟场上常常会发生主人间的争吵甚至斗殴，而这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斗花会”却始终无混乱现象。只有比赛者和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叫好声，伴随着阵阵鸟鸣声此起彼伏，在滔滔不绝的黄浦江边回响……
据事后《晶报》所刊《半淞园黄头竞赛记》一文记比赛场面说：“有一斗即败者，有虽至羽毛纷落，翼折睛破，而不肯自己者。鸟主人每见其奋不顾身，必至两败俱伤者，则当战酣之际，不得不拆开，以各保全其势力。”“凡战而胜者，奖以插花一枝，但凡于斗时以和平解决者，亦各得赠插花一枝。”所谓插花，都是纸花而已。奖品由“适存社”六七位成员捐赠。这次竞赛所费三四千元经费也都是大家凑起来的，而穆藕初一人便承担了一半以上。从参赛者来说，大部分来自上海附近江浙一带各乡镇，也有远道来自汉口的，自贴旅费﹑栈房钿，除兴趣外，只能说被穆藕初“适存社”的宗旨所感动，显然并非为价值仅一元的插花奖品而来。“适存社”为大伙儿提供了一个发扬民气﹑激励斗志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