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
1869年科举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孙云锦。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后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今有《张謇全集》传世。
求学
张謇的求学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那还是张謇刚入学堂不久，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脱口而出：“人骑白马门前过。”但一时想不起下联，便让学生应对。张謇的三哥张詧抢着说：“儿牵青牛堤上行。”张謇沉吟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老师一听大喜过望，逢人便夸张謇是神童，志向远大，将来肯定有出息。从那时起，张謇就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被父兄寄予蟾宫折桂的重望。
清朝科考与现在高考最类似的一点就是考生资格审查，不过现在高考重视的是户籍，而清朝重视的是家庭出身，如果三代以内没有读书应试的人，就会遭到公开的歧视。“三辈不读书，一家赛过猪”，是之谓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称为“冷籍”，家中子弟如果要参加科举考试，经常会受到地方学官和保人的多方刁难、勒索，稍稍应付不当，就可能误了考期。
不幸的是，张謇恰恰是出自这样的冷籍家庭，15岁那年，张謇首次参加童试就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张彭年对儿子的才能满怀信心，他不想儿子的成绩因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因此，就想方设法避开这种困难。
这时，张謇的老师宋琳出了个冒籍赴考的主意。他多方活动，找到了如皋人张驹。经过磋商，双方商定，张謇冒充张驹的孙子张育才，在如皋参加县试，如果县试考中，张彭年必须付给张驹一定数额的酬金。作为中人，宋老师当然也有提成与酬金。
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但为了儿子能顺利考中，张彭年甘愿冒险。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张謇参加这年的如皋县试，一考得中；随后参加通州州试，成绩却不理想，名列百名之外。但同乡中与张謇同年的孩子却考中了第二名，因此，乡里人都嘲笑张謇，说神童也不过如此。
最恼火的还是张謇的老师宋琳，他本想张謇顺利考中秀才好名利双收，不料张謇州试成绩竟如此之差。恼羞成怒之余，他当众嘲笑张謇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取999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
当众受奚落，张謇泪流满面。从这一天起，他在自己卧室的窗户、蚊帐顶上、床头、案头等处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警示自己要用功。这年10月，张謇在院试中考取第26名，顺利获得生员也就是秀才资格。
儿子考中秀才，张彭年也信守承诺，如约向如皋张家付款，张謇也以如皋生员的身份入如皋县学读书。孰料张驹是当地的无赖，他不仅要张謇父子再交学官所派的其他费银150两，还以其他借口让张彭年再拿200两白银作为酬谢，不然就要向官府举报。
与此同时，知道张謇冒考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以类似的理由进行敲诈。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张彭年就请宋琳出面疏通，让张謇修改学籍，回家就读。哪知宋琳也是局中人，利益攸关，哪里肯去拆骗局。他斥责道：“归籍等金榜题名之后申请不迟。现在申请，张謇的功名就要立即被革除，你们家出一个秀才容易吗？”
自此，张謇一家成了待宰的羔羊，谁都想来讹一把。
有一次，如皋张氏诬告张謇，如皋县衙便派人来捉。张謇得悉后连夜逃往朋友家躲避。出门不久，狂风暴雨就劈头而来，一不小心，他掉进了烂泥深达3尺的护城河里，险遭灭顶之灾。张謇挣扎着爬出来，这时外雨内汗，衣服已经湿透，到朋友家的路不过３里路，他竟走了三四个时辰才到，一双脚磨得血泡连连。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正是这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未来的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斯文扫地，也依然能挺住！
为了彻底摆脱纠缠，张謇主动向学校申诉，要求革除自己的秀才，让他到南通重考。海门书院的院长王崧畦和海门训导赵菊泉看到张謇的才学，十分同情他，他们四处为张謇说情。后经与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九余等人的多方交涉，1873年，礼部终于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张謇此时已年近不惑，不愿意再去赶考。为动员儿子赶考，父亲连哄带劝：“孩子啊，赶考固然很辛苦，可你毕竟还年轻；我今年76岁，才刚步入老年，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再试一把吧！”父命难违，落榜专业户张謇只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月底，张謇才磨蹭到京。这时候入场时间也到了，张謇借了朋友的考试用具，仓促入场。发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可这一次他竟取中第60名贡生。４月，在礼部复试中，他又取中一等第10名，从而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岁考中秀才以来，25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又活泛起来。
事实上，科举本是个高难度的活儿，不仅要学问好，还要运气正，更要人脉旺。越往上考，人缘越重要。所谓状元，从来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而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能否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这对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同龢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同龢的视野。
无奈张謇学运不佳，10年来竟然始终未能入围，让翁老十分沮丧。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非常欣慰。亲自参与阅卷的翁老，对张謇的卷子评价甚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与7位阅卷大臣磋商后，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贡献
张謇在南通所做的实业众多，大多是与民生相关的各类工厂，逐渐形成工业区，还建了码头、发电厂、公路，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基地之一。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培养师资，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同年还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上海海事大学前身）。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当时对南通的建设已经有很清晰而前卫的规划理念，包括与西方建筑理念相结合的花园城市。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得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胡适认为张謇在建设南通的过程中“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及全国”。
节俭
在一些人看来，节俭仅是生活小事，关乎微藐，简直不值一提。但张謇认为，节俭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养成高尚道德品质的基础工程。
张謇自幼受民族传统文化熏染，其中儒家伦理对他影响最大并成为其伦理观的主体。儒家伦理以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为依归，提倡积极入世，以“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儒家人生观中“三不朽”之首。但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未”，高尚的道德品质既不能与生俱来，也不可骤然幸致，而必须经过长期磨炼和点滴积累。节俭本身是一种美德，同时又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对能否养成高尚的品格关系极大。张謇曾剖析俭啬与高尚道德间的关系，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于人则人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在张謇看来，俭就是节用，对个人来说，它能克服过多的物欲，从而不为物所役，保持高尚的操守，所以要“立德”就必须节俭，“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他意识到质的飞跃来自量的积累，强调“功不必期其速，事不可遗其小”，要求学生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从节俭等实实在在的身边琐事做起，切实加强个人修养，即“不以功德为口号，而基础从能俭做起”。张謇崇尚节俭不仅出于“立德”的考虑，而更主要是为了“立功”。儒家的“立功”原来多指出将入相、治国安邦，出则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入则辅佐明君，施行仁政。而张謇则将其升华。他顺应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要求，紧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赋予传统儒家人生观以新的内涵，把“立功”具体成了“立国自强”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的实践活动，使“立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张謇有着拳拳爱国之心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又不满宋儒的“尽是说而不做”，决心要“力矫其弊，为书生争气”，做出一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业。他认为“立国出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欲富强吾国，舍实业无由也”，即兴办实业和教育是救国的最重要手段。而节俭则是这些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首先，节俭可使人养成高尚之节，而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形象，无疑可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号召力，赢得人们的信任与爱戴，这样在兴办事业时就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反之，“用不节”就会失去信用，就无法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不节俭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事业。在实践中，张謇目睹了一些企业家由于不注意节约，生活奢侈而“倏尔即败”的现实，深感“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他认为，节俭“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只有节俭才能为实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在民智未开、财力支绌的条件下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再次，节俭也是抵御外来侵略的客观要求。列强侵略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商品倾销，凭借其商品低廉的价格来挤垮中国的民族企业，占领中国市场。因此，通过节俭可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改变民族资本企业在“商战”中的不利地位。他曾明确表示“各工厂制造之货，非减轻成本，不足以敌外国进口之贷”。
张謇不仅自己崇尚节俭，“独善其身”，而且还多渠道、全方位地大力提倡。节俭被他列入家训、校训及企业的规章之中，成为他对学生、家人和职员的重要要求。他还把节俭具体到饮食、服饰、家庭支出等方面。这使张謇的节俭具有了要求上的严肃性和具体性。张謇把节俭列入许多学校的校训，如盲哑学校为“勤俭”，女子师范学校为“学习家政，勤俭温和”，南通大学农科为“勤苦俭朴”，商业中学为“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家师范，也是张謇创办新式教育之肇始。他对师范学校的学生要求尤为严格，他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育者自应养成节俭的习惯，否则将来就不能言传身教，去感染和要求学生。他建议学生降低伙食标准，省出钱来赈济灾民，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体现“民吾同胞”的儒家信条。他说：“多得钱一千，即多救一命”，“念彼道馑，何独非人？仁义何常，践者君子。诸君倘有民吾同胞之真意乎？”他在《家书》中叮嘱其夫人：“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强调“须一切谨慎、勤俭”，做到“能少奢一分好一分”。张謇45岁才得一子，自然视若掌上明珠，但他对这棵独苗也没有忘记进行节俭教育。他在给张孝若的信中一再嘱咐他注意节约，“除书籍外勿浪用”，还让他在由海门返回南通的路上带点心，到茶馆买开水就食。这对身为总长之子的张孝若几乎有些苛刻了。他还让孝若转告其母亲晚上早些就寝，因为这样“可省灯火”。在生产经营中，张謇更强调要强化管理、努力节能降耗，杜绝和减少浪费。在订立大生纱厂《厂约》时，他以勤俭办厂为原则，对一些开支作了明确的规定，使节约制度化。如他将职员的伙食标准分为平常、休息日和年节（或客至）三种，要求职员严格遵守、不得逾越。在《大生纱厂章程》中，他要求工人清扫飞花洞及车底，捡拾地面花衣、油花，甄别归类，上色留用，次色仍交花栈，以防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