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崇尚节俭不仅宣之于口、著之于文，而且施之于行，公私活动莫不如此，从不因为不是自己个人的而放松节俭的要求，这使其节俭具有了普遍性。在实业、教育和社会活动中，他总是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对图纸设计、工程概算等，他总是亲自审定、严格把关，力争少花钱、多办事，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使之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晚年巡视河工，作为水利局总裁且已年过花甲，他完全可以坐轿子，但他却有时乘牛车，有时步行，甚至一天步行一百多里。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謇特别注意以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养成节俭的习惯，这使其节俭又具有示范性。他注意从自己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较好地发挥了表率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道。日本人驹井德三就说他“人格高洁，奉己薄，粗衣粗食，持己甚严”。他建议学生降低伙食标准以救济灾区，自己与学校的管理人员及年方十岁的儿子与师范学校学生吃同样的饭菜。他平时生活十分俭朴，张孝若说乃父“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衣服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得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莱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帖一条在中间。有时候用包药的纸或者废纸写稿子、写便条。他用空酒瓶做了一个塞子，寒天当汤婆子，告诉人家适用得很。有时候饭后吃一支小雪茄烟，漏气了就粘一纸条再吃，决不丢去。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重新使用。”其俭朴不仅令那些挥金如土的豪门巨室为之汗颜，也让普通百姓耸然动容。
张謇身为状元、总长，拥有巨额资本（1921年驹井德三估计达3400万元），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生企业集团的掌门人，张謇自不似那些贩夫走卒、升斗小民非节衣缩食就不能度日，他既有条件又有理由过奢侈生活。因此，他的节俭就格外引人注目。然而，他的节俭既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举，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创业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节俭成为他一以贯之、终身不改的自觉行为。他对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饴，对自己这一生活方式的选择自信自得、无怨无悔，从而在坚持节俭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他厉行节俭，做到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道短论长，绝无丝毫的自卑与怯懦。相反，他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观点明白地昭示于天下。在争豪斗富、奢靡成风的年代，他无视世俗的偏见，特立独行，崇尚并力行节俭，并堂而皇之地以“啬庵”、“啬翁”为号，其胆识鲜有出其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行为的鄙视和嘲弄。
张謇总是把“勤”与“俭”相提并论，密切结合。事实上，他的节俭是与不断开拓进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都从属于造福社会这一终极目标。这使张謇的节俭带有崇高的公利性目的。张謇不是那种只进不出的土财主和守财奴，更耻于做金钱的奴隶。他一方面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宁愿光明磊落地失败也不愿靠不正当手段去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社会本位、先义后利等宝贵遗产，提倡奉献精神，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他认为，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于其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其为社会做贡献的大小。因此，不必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而应树立远大的理想，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他曾表示：“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个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他在生产经营中精打细算、在日常生活中节衣缩食当然可以聚财，但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强国富民。张謇曾经说过：“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又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白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他较好地协调了俭啬与慷慨之间的关系，达到了聚财与散财的完美结合。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节衣缩食，而对有益于国家和民族、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文教、慈善等公益事业却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张孝若则说其父“一生的家产都为利人利地方而一齐用完”，他把几乎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于地方建设上去了。自1902年创立通州师范到1925年，为了地方事业，张謇捐献了自1895年秋创办大生纱厂起的全部工资、红利共150万元。他还将自己原有的及别人赠与的古董器物等无偿送给南通博物苑，又拿出家藏国书中的三分之二送给南通图书馆，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南通地区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忘年
梅兰芳和张謇的相识相知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忘年之交。1914年12月6日，张謇跟熊希龄、梁启超和诸宗元在北京天乐园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并至后台道乏，由此而初晤。他当时62岁，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梅兰芳年仅21岁。在这之前，张謇早已从友人处得知其祖父梅巧玲为人憨厚侠义，因此对这位义伶的后裔格外看重。当然，主要还是由于张謇先生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热爱祖国的古典戏曲，并爱惜人才，乐于奖掖后进，才使这两位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
1919年春，梅兰芳在蚌埠大舞台演出结束后，正准备去济南演出，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因他母亲的寿诞，欲留梅兰芳演唱堂戏祝寿，先送包银500元。梅兰芳从未演出过堂戏，何况要如约去济南演出，岂能延期误事，坚决不允。这事触怒了倪嗣冲，他派人拘拿梅兰芳，企图妄加民党分子的罪名交军法处逼供后处以枪决。情况十分危急，剧团的人员忧心如焚，幸亏王凤卿（著名京剧老生）急中生智，先打电报给梅夫人，叫她在京设法托人说情，同时给德高望重的张謇发去加急电报，请他设法去营救，张謇接电报后思量，如果按照和梅兰芳的一般交情从中斡旋恐怕效果不大，于是他在给倪嗣冲的电报中直说梅兰芳是他的干儿子，请倪督军宽恕。张謇考虑到这一招还不稳当，又打电报给总统黎元洪，请他立刻致电倪督军放人。果然倪嗣冲接到两份电报，不得不卖个人情释放梅兰芳，使得他得以虎口脱险，转危为安。所以梅兰芳深感张謇救命之恩，对他格外尊重。
张謇先生虽年长梅兰芳40余岁，却从不以长辈自居，在此后所赠诗画中对梅兰芳总以小友或贤弟称之，且在梅兰芳于上海初获盛誉时，首先告诫他要有清醒的头脑，鼓励他学习书法绘画，提高自身的文化和艺术修养，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他拿出自己珍藏的刘墉书联和汤乐民画梅寄赠，并在这些书画上题诗，以梅兰为喻，勉励梅兰芳高标绝俗。他还建议梅兰芳把字“畹华”改为“浣华”，说明这是从北朝宫嫔之官婉华、唐代诗人杜甫之里浣华中各撷一字而成的，祝愿他“始于春华之妍而终于秋实之美”。这种种亲切的关怀爱护，使梅兰芳深受感动，对张謇先生倍加景仰。
张謇认为“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于是他基于“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和振兴京剧艺术的目的，于1918年和1919年先后在南通创建现代化设备的更俗剧场和我国最早的新型戏剧学校——伶工学社，以培养人才，实行戏剧改良。当时一般人往往把戏曲视为一种娱乐，演员被称作“优伶”，社会地位低下，张謇则强调戏曲的社会功能，并把戏曲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来肯定它提倡它，实际上是对戏曲和演员社会地位的肯定。他以“更俗”冠命剧场，自在“更除恶习旧俗，树立文明新风”，通过演出优秀剧目，传授艺术文化，寓教于乐以教育民众。
在创办伶工学社时，他曾多次致函，就师资、学员、经费、教育等方面跟梅兰芳反复商讨，其中—信提到办校的目的：“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学不及戏剧之挺，提倡美术、工业不及戏剧之便，又可断言者。”他希望梅兰芳“当知区区之意与世所谓征歌选舞不同，可奋袂而起、助我成也”。但是梅兰芳由于为人谦虚，且正忙于首次赴日访问演出，实难到南通协助办学，张謇遂聘请欧阳予倩先生筹办剧场主持伶工学社，1919年，梅兰芳曾就此事致函道歉：
啬公先生钧鉴：秉初、予倩先生掷下手谕，敬悉更俗剧场、伶工学社均已有成，乐极。忆去年蒙谕代组学校，本应勉效绵薄，只以知识短浅未克如愿，实深愧歉。有予倩先生出来办理，甚妙。久知予倩先生品学兼优，艺通中外，将来剧场、学校均必尽美尽善，较澜为之胜万倍矣。澜自日本归来，有感触，亦拟办一精致剧场及学校，但人微言轻，未悉果能如愿否。蒙谕于九月间到通一节，闻命之下，欣幸无似。届时倘无他故，定当前往。兹奉上化妆照片六张，伏望哂存。敬请钧安。
梅澜谨禀
随后梅兰芳便于1920年至1922年三次赴南通，演出于更俗剧场，为伶工学社延请教师，并收高材生李斐叔为徒。正是通过张謇的介绍，梅兰芳与欧阳予倩相识而成为挚友，共同为祖国的戏剧事业奋斗了一生。
张謇为纪念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先生同台演出，在更俗剧场门厅楼上特辟一室，题为“梅欧阁”，由他自书匾额，并撰书楹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庐陵宛陵今古人”，还作一诗来说明命名的意义：
平生爱说后生长，况尔英蕤出辈行。
玉树谢庭佳子弟，衣香荀坐好儿郎。
秋毫时帝忘高岱，雪鹭弥天足凤凰。
绝学正资恢旧舞，问君才艺更谁当。
从此诗可以看出，张謇强调的是劝勉戏剧界不应分派别互相倾轧，优秀人才应该团结一致，共图中国戏剧改革，光大祖国优秀艺术。
上世纪20年代初，梅兰芳开始编排歌舞剧，融民族舞蹈于京剧，张謇大加鼓励，甚至愿为之编写《舞谱》，后又闻梅兰芳拟赴美访问演出，对他旨在把祖国优秀古典艺术介绍给海外深表赞同支持，当即拟定一份出行要点，举凡出行宗旨、组团名称、成员、剧目选择、京剧沿革介绍、化妆、音乐、演出时间、剧情翻译以及平常衣着、资用等方面无一不细致周详地提出建议，供梅兰芳参考，张謇这些宝贵意见梅兰芳都认真采纳了。遗憾的是张謇于1926年病故，未能闻得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成功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多年来寄赠的诗文、信函和名贵礼品，梅兰芳虽在战乱中多次迁移，却一直珍藏在身边。从那些信函中可以见到张謇先生的戏剧理论和实践，以及对梅兰芳所演各剧提出的精辟的修改意见，不少诗赋实际上是对各剧所做的涵义深邃的点评。
1916年，他称赞梅兰芳在古装新戏《黛玉葬花》的表演通体“婀娜绰约，隐秀无伦”，但也指出黛玉看《西厢记》，接口说“有趣儿”一句应改为，黛玉以微笑来表达，这样便会使“剧情似尤超妙”。1924年，他对《霸王别姬》这出戏，提议“项羽歌，须按工尺，排成高下疾徐舒促文音节，以写激昂沉郁悲愤之心情，庶可免二黄调歌诗之弊。唱此歌时，手眼肢体之动作，亦须与歌文音节意思相称”。张謇对《洛神》神话歌舞剧就排场、歌舞、服装、道具、布景和角色处理等方面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梅兰芳后来都加以采用而予以改进了。张謇还曾为此剧欣然作了一首《后洛神赋》（载于《南通报》附刊“文艺”甲子第一号），赞扬梅兰芳的表演：“其舞也，状与赋融，凌波罗袜，轻若乘空……其歌也，体甄后之停辛伫苦，烦冤闵伤，欲诉仍咽，荡气回肠。”梅兰芳精彩绝伦的表演和张謇深邃透辟的佳文珠联璧合，真可谓艺坛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