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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超主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7)

凯恩斯的学说催生了有政府调节的追求社会公平和大众福利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凯恩斯主义型资本主义。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逐步接纳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国策。美国国会于1946年将凯恩斯学说纳人立法,从而放弃了亚当·斯密以来流行的反对政府实行计划控制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演变岂非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优化结合?

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许多经济要求,包括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失业保障制、全民义务教育,以至生产资料公有制,几乎都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中以各种形式一一实验。西方社会原本崇尚充分自由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但之后展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控制,越来越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和平均主义。

1929年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一度成为挽救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为流行。

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特别是70年代的“滞胀”出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非难。

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货币需求有三种形式,即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

交易性货币需求与预防性货币需求是一个国家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增函数,用公式表示为:M1=f(y),并满足条件dM1/dY>;O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重要特点在于,将投机性货币需求引入了宏观分析框架。随着债券、股票等投资工具的发展,人们不必从事实业投资,通过买卖有价证券就可获利;在证券市场,人们更注重的是差价的投机。决定投机性货币需求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利率水平,因为利率是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因此,一般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就开始利用美国的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学的计量分析,继承与发展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费雪、剑桥学派等的货币数量论,研发实证货币数量变化与物价水平变化的关系,提出了他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获得了广泛流行。

费雪将货币需求概括为:

M=PY/v

其中p表示商品价格水平,y表示社会总产出水平,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

这个公式与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区别在于对Py有不同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Py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其价格水平p是在流通领域以外的生产过程中决定的,与货币流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符合金本位货币制的特征。而在费雪的公式中,商品的价格水平尸是个可变参数,它本身还受到货币流通规模的影响。

20世纪初由马歇尔、庇古等剑桥学派人士提出了新的货币需求公式,与费雪公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人们以现金形式保留的资产。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即总财富、财富构成、持有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及其他因素。其中,预期收益率越高,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就会减少。

弗里德曼在修正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从费雪和剑桥学派的货币数量公式中推演出了新的货币需求量公式:M=lf[p,rb,(1/P)(dp/dt),w1,u]

式中P表示商品价格水平,rb、re、(1/P)、(dp/dt)分别为债券、股权和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w表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比例,y为恒久收人(统计收入的几何加权平均值),“为其他随机变量,如偏好、与货币有关的制度变化等等。

显然,弗里德曼的函数式进一步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信用纸币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弗里德曼重新解释了各项自变量,通过他的学生提供的货币数量分析框架,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制约收入变化等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力求改正以往学者们在经济理论,尤其是在货币理论中只顾抽象演绎的缺陷,但其结果受到了同行激烈的挑战。

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通货膨胀由钞票印刷机制造出来”。当时欧美许多经济体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指出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工会势力太强大,企业主太贪婪,以至世界人口爆炸等等。持有这类看法的人士有新闻评论员、政府官员、各种社会团体,还有知识界人物等,其中不乏货币研究的专家学者。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这些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都不对。通货膨胀现象只有一个责任者,那就是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邦储备银行)。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

上面那些说法不过是中央银行借以放松货币供给控制的借口罢了。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供应的变动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根本原因。他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成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即只要货币供应量大致上按照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比如4%~5%),就能实现物价稳定。

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

1.主张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稳定的物价是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国家的宏观调控只要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就可以实现。货币当局按照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年增长率,使之与该年实际产量增长幅度相适应。

2.既反对凯恩斯主义为维护充分就业而实行的财政政策,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又反对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认为为了熨平经济波动而实行的货币政策因为时滞,反而会产生加大经济波动的后果,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3.在已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主张收入与物价指数挂钩,使之随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

4.主张用“负所得税制度”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最低生活水平维持制度”,以克服依赖政府补贴生活的懒汉思想。

5.主张浮动汇率制度以解决通过美元输入通胀问题。

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而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Ilteprise),而并非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

弗里德曼的理论的缺陷无可遮掩,但责任在于决策者的选择。

弗里德曼的理论包含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货币理论方面的发展,毕竟瑕不掩瑜,仍应受到重视。他在著名文集《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显然引为得意的旧作,对于一切有心探讨货币问题的后来者,仍然值得一读:货币理论像一座日式花园,是个蕴涵着丰富多样性的美学整体。表面简单但隐藏着诡奇的实情,平面表象融有渐深渐远的前景。只有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并放松下来深入考究,才有可能充分领略这两个方面。两者皆有可被分别地加以欣赏的成分,但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看,才能达到切实圆满的境界。

本轮金融危机,给了世人一个认识论方面的严重教训:偏执于一得之见,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以至于背离了简单的公理性常识,绝顶聪明也会变得无比愚蠢。

今天当我们试图探讨世界货币问题时,显然没有一种现成的成熟理论可供简单套用。我们尽可跨越时空和门派,从单穆公、管仲、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等先人大师们不同角度的理论那里,统筹和吸收智慧精华的营养,发挥与时俱进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但是,公理性的常识永远是不可须臾脱离的理性逻辑思考基础。

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百试不爽、不抱成见的优化创意方法论,何不“问道于孔”,请教中国圣哲孔子的优化决策方法论,人称“孔门心法”的“中庸之道”。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进步里程碑,都铭刻着这种方法论的丰功伟绩。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1.钟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8年7月1日。

2.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3.世界单一货币协会(Single Global Cuwency Association)网站http://www.singleglobaleurrency.org。

4.米尔顿.弗罩德曼著,安佳泽:《货币的祸害》,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