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它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在剩余价值中包含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对抗的基础。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基础上的发展导致了它的矛盾的深化，并且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作了准备。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剩余价值论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
两千多年来为什么会在下述问题上争论不休呢？这个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究竟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位遥远的预言家，还是从效用引出交换价值理论的始祖？也许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创立也不可能创立某种完整的价值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交换中看出了商品价值的均等，并且很接近于理解这一均等的一般基础，这已表现出他的格外深刻的思想，并且成为后来许多世纪中进一步进行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已经存在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极为粗浅的说法。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价值这个问题。例如，他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指出：“实际上社会不是由两个医生组成的，而是由医生和农民组成的，或者，一般来说是由不同的人和不平等的人组成的，但又必须使他们成为平等的。为此，进行交换的一切物品应当依某些方法进行比较……必须用某种同一的东西来衡量一切物品……总之，当相等出现时，偿付就会发生，以便使鞋匠的产品与农民的产品之比，等于农民与鞋匠之比。”在这里，包含着把价值理解为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萌芽。看来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得出结论：农民和鞋匠彼此以自己的产品相交换，其交换的比例仅仅是由生产一袋谷物和一双靴鞋所必需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决定的，但亚里士多德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他不可能作出这个结论，看来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古代奴隶制社会中，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平等的思想以及一切形式的劳动都有等同性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异端邪说。体力劳动受到鄙视，它被认为是奴隶干的事情。尽管在希腊已有了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然而，当涉及到说明社会劳动时，亚里士多德照旧“没有注意”。
亚里士多德不能深入理解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掩盖下的东西，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便转向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的商品效用的表面因素。他显然感到这样的解释是一种庸俗的论调（他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我需要你的商品，而你又需要我的，所以我们才交换。”），他也感到彼此交换的商品不能从性质上加以规定，所以他声称，货币使商品成为可以比较的东西。他说：“总之，必须用某种同一的东西来衡量一切物……这个同一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需要，它是把一切物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同样，为了代替需要，依照（人们之间的协议）产生了货币……”经济与货殖亚里士多德还有一方面的思想值得注意，这就是他把经济与货殖对立起来，从而在科学史上第一次试图分析资本。“货殖”一词，在新语言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同“经济”一词相区别的名词确立下来。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从另一个词“寺院”——财产和占有——中引申出来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经济——这是自然的经济活动，它是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同使用价值的生产相联系的。
经济包括交换，不过只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范围内才是如此。这种活动的界限也是自然的，即合理的个人消费。
什么是货殖呢？这就是“赚钱的技巧”，即目的在于赚钱和积累财富（特别以货币形式）的活动。换句话说，货殖——这就是投入并积累资本的“技巧”。
古代还没有产业资本，但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高利贷资本）已经起了不小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谈到它们时说：“……赚钱的技巧是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它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界限的，因为这里的目的正是在于无止境地发财致富和占有货币……
所有从事货币转手活动的人总是企图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的资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违反自然的。不过，他的态度也很现实，因为他看到没有纯粹的“经济”，而且遗憾的是，他也没有看到从经济中不断地发展出货殖。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察：如果我们说的经济是指把产品作为商品（即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那么从这样的经济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资本主义关系。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合乎自然而货殖违反自然的思想的态度经历了极不寻常的变化。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追随亚里士多德，把高利贷（特别是商业）谴责为“反自然的”致富之道。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有的致富方法都被看做是自然的和被认可的“自然权利”。在此基础上，17和18世纪的社会经济思想中产生了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的概念，这种人一切活动的动力都可以归纳为追求发财致富。可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ho—mo oeconomicus所意味的恰是与此相对立的人，这种人追求的是满足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并且决不是无止境的；至于那个既无木筏又无住处的假想的人物——亚当·斯密时代经济著作的英雄——显然应当改称为hon“lo chrerrladsticus（谋利的人）。
离开了伟大的古希腊人，我们应当进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欧。这当然不是说其间的两千年时光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上没有留下足迹。古希腊哲学家们发展了亚里土多德的一些思想。古罗马的学者们在我们称之为农业经济的问题上写了不少东西。在宗教外衣下（中世纪的科学就披着这种外衣），有时也还隐藏着一些特殊的经济思想。在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经院哲学家们发展了“公平价格”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任何一本经济思想史的教本中读到。但是，在奴隶制度崩溃和封建主义兴起及统治的时代，没有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只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当时，在封建制度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成分。
科学获得名称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首次引进社会经济文献的人是安徒安·德·孟克列钦，他是法国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的一个并不富有的贵族。孟克列钦的一生充满意外的突发事件，他是诗人、决斗者、流亡者、国王的亲信、叛乱者和国家的罪犯，他后来中了敌人的埋伏而死在枪击剑劈之下。不过，这样的结局对一个叛逆者来说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即使保全了生命，也逃不脱对他的刑讯和死刑。依据法庭的命令，他的尸体还要遭到侮辱，骨头被打碎，尸体受火刑，骨灰遭风吹。孟克列钦是法国新教反对国王和天主教会的起义领导人之一。他于1621年被打死（年仅四十五六岁），而他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于1615年在卢昂出版。这样一来，他的著作被忘却，而他的名声遭到诽谤也就毫不奇怪了。很遗憾，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主要资料都是出自一些撒谎者对他的不公正的甚至直接中伤的评论。这些评论带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的印记。孟克列钦被咒骂为光天化日之下的强盗、伪造货币者、卑鄙的贪财者，说他加入新教仅仅是为了娶一个富有的信奉新教的寡妇。
几乎过了三百年，在为孟克列钦恢复名誉之前，先承认了他在经济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现在很清楚，孟克列钦的悲剧性命运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新教的叛逆是无权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孟克列钦就出身而言是平民（他的父亲是一位药剂师），就身份而言是贵族，就思想倾向和气质而言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战士。这样一个人最终投身到宗教改革运动中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结局。
孟克列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在二十岁时就成了作家，发表了诗歌体裁的描写古代生活的悲剧剧本。后来他又创作了一些剧本和诗歌作品，著名的《诺曼底的历史》就出自他的手笔。1605年他已是一位知名作家，但在一次决斗（他把对手打死了）以后，他不得不逃往英国。
孟克列钦在英国住了四年，这四年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所起的作用就像旅居荷兰十年对配第的生活所起的作用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更发达的经济和更发展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国度。他对商业、手工业和经济政策问题开始产生了浓厚兴趣，很想把他所看到的英国的做法运用到法国。下面这个情况也许对他未来的命运是很有关系的：他在英国遇到了许多信奉新教的法国侨民，其中多数人是身怀技艺的手工业者。孟克列钦看出这些能工巧匠为英国带来了不少好处，而法国则因迫使他们侨居国外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