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最初制作石斧和弓还说不上是经济，它仅是一种技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有了斧和弓，猎人们就能捕到鹿。
鹿肉分给大家，而且很明显，如果有谁分得比别人多，那别人便简直活不下去了。公社的生活逐渐复杂起来。在公社中也许出现了工匠，他们为猎人制作了较好的武器，可他们并不想打猎。搞到的兽肉和鱼在猎人和渔人之间分配，并且为“工具制作者”等人留出一部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公社之间和公社内部就出现了劳动产品的交换。
这种情形尽管还是很简单和初步的，但它已经是经济了。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人与物（弓、斧、兽肉）的关系，而且是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而是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叫做生产关系。
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同人类社会一样久远。原始社会的经济当然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工具简单，人们劳动的技能也极其有限。换句话说，生产力是很低下的，而生产力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和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
最早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山林起火？为什么雷声隆隆？人类最初思索这些现象大概是在好几千年以前了。人类对构成原始社会制度的经济现象的思索或许也这样早。这个社会制度逐渐地发展并转变成为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不过，这些最初的思考还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人类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系统知识。
科学只是在奴隶制度晚期阶段才出现的，这时候，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古代国家（四五千年前的苏麦尔、巴比伦和埃及），人们在数学和医学上的知识有时看起来还是颇为深刻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提供了古代科学的楷模。
早在18世纪分立出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政治经济学以前，人们已经开始有了对经济生活各种因素的一定程度的理解。要知道，许多经济现象（它们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古埃及和古希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例如，交换、货币、价格、商业、利润和借贷利息。当然，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时代生产关系的基本点——奴隶制度。
经济思想最初同社会思想的其他各种形式是不分家的，不可能精确地确定经济思想的最早表现，因此，经济学说史家们的说法不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苏联学者卢森贝在他1940年问世的著作l中从古希腊开始，而在我们战后以来的教科书中，把经济思想的源头追溯得更久远：古埃及的纸草书、哈姆雷国王的石刻楔形文字法规以及古代印度的“吠陀经”。
、在内容庞杂的《圣经》中记述了不少经济现象，其中包含对古代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经济生活的某种解说。一两千年前，这些民族居住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地区，这些解说通常是在关于人们行为的告诫和训律中出现的。
不过，像美国经济学说史家约翰·贝尔那样用很大一章来解说《圣经》，或者像其他所有学说史家那样完全无视《圣经》，应当说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问题在于《圣经》——基督教的经典——是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从小就知道的，科学应当稍微照顾到现代生活的这一事实。
处于原始公社制度业已衰落、奴隶制度正在形成阶段的古代希腊社会，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出色的艺术的反映。《荷马史诗》是人类文化的珍宝，是反映大约三千年前居住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人们生活和世界观的真正的百科全书。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被精心编织到了关于特洛伊受围和奥德赛游记的动人故事中。《奥德赛》记述了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形：奴隶们怠工；主人产厉的命令。
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干他们不愿干的事情，悲惨的命运落在可怜的奴隶们的头上，忘我精神在他们中间早已丧失殆尽。
当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把哈姆雷的法规、《圣经》和《荷马史诗》首先看做是对古代民族的经济事实的历史解说，其次才把它们看做是经济思想的文献，看做是对实践的一定程度的概括和抽象议论。因此，例如熊彼特就把自己的书叫做《经济分析史》，并且从古希腊经典思想家开始。
实际上，在色诺芬、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对古希腊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最初理论考察的尝试，而我们有时却容易忘记当代文化同这个不大的民族的令人惊异的文明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科学、艺术和语言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许多成分。马克思在谈到古代希腊著作中的经济思想时曾指出：“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经济”（3KOHOMH＄I）这个词（OffIXOHOMl4a，来自“OftKOC”——家庭、经济和“HOMOC”——法规、法律）是色诺芬一本著作的书名，他在书中以对话形式考察了家庭经济和农业所应实行的合理法规。“经济”一词在这个意义上（即指关于家庭经济和管理的科学）保持了好几个世纪。自然，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并不具有如今我们所说的家庭经济这样有限的内容，要知道，使家庭致富正是希腊奴隶主经济的目的，因此，它也算是古代世界的一种缩影。
亚里士多德采用了“经济”（gKOHOMtLq）这个词，并从它引出了同一含义的“经济”（9KOHOMHKa）一词。他最早分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现象和规律性，因而他实际上是经济科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
鼻祖：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二世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刺死，主谋是谁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了。有人认为是波斯国王手下的人干的，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再没有什么事件能给他们带来难以想像的毁灭性后果了：菲力浦二世的年方二十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任王位，几年以后就消灭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是来自斯塔吉拉城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当马其顿国王时，亚里士多德已经四十八岁并已名扬于古希腊世界。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为何此后不久便离开了马其顿而重返雅典，反正不会是跟亚历山大不和，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是在很久以后的事了，也即当这位有才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多疑而又骄横的世界君主的时候。也许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雅典是古代世界文化的中心，是他的老师柏拉图生活与去世的地方，也是他自己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
无论如何，在公元前335年或334年，亚里士多德携其妻子女儿和养子返回了雅典。在后来的10～12年间，当亚历山大征服了古希腊人所知道的全部有人居住的土地时，亚里士多德却以惊人的才干建起了一座最宏伟的科学大厦，完成并总结了自己一生的著作。但他命中注定不能在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中间平静地度过晚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雅典反对马其顿统治者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里士多德被逐出雅典。一年后他死在避难地优卑亚岛的哈尔克特。从那时到现在两千多年过去了，然而流逝的岁月并未磨灭这位希腊思想家的名字。
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就我们完全确知的而言，他的著作的论题包容了当时全部重要的知识领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这门科学中他考察了经济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学著作是在他后来留居雅典时完成的，这主要是指他的《尼科马赫伦理学》（本书是按哲学家的儿子尼科马赫的名字题名的），还有《政治论》——解说国家制度的一本书。
亚里士多德不是在抽象推论的基础上，而总是依据对事实的精心分析来创立理论与作出结论的。他的《动物史》就是在广泛收集动物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政治论》也完全是这样，他同一些学生收集和研究了158个古希腊和其他“野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资料，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城邦国家。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睿智的学者和导师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周围总有一些学生和助手，在他后来居留雅典期间有六十多个学生跟着他。他大概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据传说亚里士多德喜欢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同朋友和学生边散步边交谈，因此他的哲学学派在历史上被称为逍遥学派。
《政治论》和《尼科马赫伦理学》也可以说是谈话（有时是出声地沉思）的记录。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亚里：t多德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从不同的方面加以阐述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亚里士多德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合理的，他把奴隶看做是会说话的工具。此外，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不赞成发展当时希腊的商品货币关系，他的理想是规模不大的农业经济（从事劳作的当然是奴隶），这种经济应能保持自身几乎全部的必需品，少数不足的物品可以通过与邻邦的“公平交换”来获得。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在于他最先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如果把亚里士多德《经济制度》中的某些片断同亚当·斯密
《国富论》的前五章加以比较，又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
一篇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令人惊奇的思想上的继承性。列宁曾指出，试图发现价格形成和变动（即价值规律）的秘密贯穿在从亚里士多德经过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直到马克思的学说中。
亚里士多德指明了商品的两个方面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分析了交换过程。他提出了那个将使政治经济学始终起伏不定的问题：究竟什么决定交换关系？他不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准确地说，他在答案面前停了下来，而且看来好像是很不情愿地不得已才走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在货币的起源和职能问题上，他发表了有道理的见解，最后他还按自己的方式表述了关于货币转变为资本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遗产一向是争论的对象。多少个世纪以来，他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思想变成了僵硬的教条和神圣的教规，被基督教会、伪学者、经院哲学家和政治上的反动分子用来反对一切新生的和进步的事物。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以及科学中的革新者，则力图依据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教条的思想。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争论还会继续，这会涉及到他的经济观点。
价值——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它的解释在历史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思潮认为商品价值有其客观基础，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另一种思潮则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认为它来自人们对某商品效用（在同其他物品的效用相比较中）的评价。这两种思潮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是存在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肯定所有的商品都有一种共同的根本的属性，即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劳动量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
假如做一把斧子要花五个小时，制作一个陶罐要花一个小时，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把斧子的价值将比一个陶罐的价值高四倍。这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在通常情况下，一把斧子将同五个陶罐相交换，这就是斧子表现在陶罐上的交换价值。它还可以表现在肉类、布匹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上，但最终表现在货币上，也就是表现在一定量的黄金或白银上。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就是价格。
理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是很重要的。为了比较和对照斧子的生产者的劳动和陶罐生产者的劳功，所要考虑的就不是这些行业中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只是人的体力和脑力在一定时间内的耗费，即抽象劳动，这种劳动耗费是不以行动的具体形式为转移的。
商品的使用价值（效用）当然是商品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
由此可见，价值首先是客观的，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人的感觉，不取决于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其次，价值具有社会性，决定价值的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商品并相互进行交换的关系。
与此相反，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价值的基础理解为所交换商品的主观效用，认为交换价值来自消费者的欲望强度以及某商品现有的市场储备数量。因此，它是由偶然的数量、由“市场行情”来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问题就被引人了个人估价的领域，价值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性，不再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了。
从劳动价值论中引出的必然结论是剩余价值论，它阐明了资本家阶级是如何剥削工人阶级的；与此相反，主观价值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观念，从根本上排除了剥削和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