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克列钦怀着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第三等级利益的坚定信念回到法国以后，便着手把自己的新想法付诸实践。他开办了一家精美的五金商店，并把商品销往巴黎，在那里他有自己的仓库和销售点。不过，他所做的主要事情是撰写《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尽管书名很大，但他所写的内容仍是非常实际的，他力图让政府相信必须全面地保护法国的制造业和手工业。
他主张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免妨碍本国生产的发展。他赞美劳动，颂扬他认为是国家财富主要创造者的阶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说：“善良而贫弱的手工业者对我们国家是极其有用的，我敢说，他们应当而且必须受到重用。”孟克列钦是重商主义（见下章）的著名代表者之一。他最早把一国经济看做是政府管理的对象。他认为国家和君主财富的源泉是对外贸易，特别是制造业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
孟克列钦的书是献给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和王后的。该书问世后，孟克列钦随即被任为国家（财政部）印铃保管人。看起来这本表面上忠于君主的著作在朝廷内受到的待遇并不坏，它的作者起着某种经济顾问的作用，而且，在1617年孟克列钦又荣升为罗亚雷省沙基里尔的市政府长官，也许就在这一时期他获得贵族称号。孟克列钦是什么时候成为新教徒的，他又是怎样加入新教徒起义者行列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可能对国王政府实施他的纲领的表现感到失望，他也可能对国王政府燃起新的宗教战争的火焰而感到愤怒。他大概得出了结论，认为新教更加符合他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因此，作为一个坚毅而勇敢的人，他为自己的信仰拿起了武器。
但是，对他的著作我们是确信无疑的。为什么孟克列钦要称自己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他并没有想到要为一门新科学起名。
这样的或类似的词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文艺复兴那样的时代气氛中曾经出现过。那时候，古代文献的许多思想和概念曾被复活，被重新评价并且获得了新的生命。孟克列钦作为一个受过良好而完备教育的人，一定懂得希腊语和拉丁文，读过古希腊学者们的作品，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时常引用，这是当时的风气。
他肯定知道“经济”这个词在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含义。
就在孟克列钦之后不久，一个英国人发表了一本名为《经济现象及建议》的书，该书作者把“经济”规定为“管理家庭及财产的技巧”，并且认为“经济”应包括诸如怎样为妻子选择合适的毛线衣这样的问题。按照他的“经济”的建议，应为丈夫选择这样一个妻子，即“白天是有用的，夜晚也是令人愉快的”。
显然，这同孟克列钦感兴趣的“经济”完全是两码事。他所想的是振兴国家的和民族的经济，因此，他在“经济”这个词前面加上了“政治”的这样一个限定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孟克列钦以后整整一百五十年间，政治经济学多半被看做是关于国家经济、民族国家（它们通常是由专制君王控制的）经济的科学，只是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随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它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成为关于一般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关于各阶级的经济关系的科学。
当然，孟克列钦的主要功绩不在于他为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恰当的书名。他的书是法国和欧洲最早出现的专门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之一。他的书划分并限定了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19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在西方变得不时兴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它是在两重意义（经济的意义和经济发展各种规律的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然而，不应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在当代，“经济学”一词就知识领域的意义来说很像经济科学。同政治经济学一起，这些科学在今天包括了关于经济过程的众多知识门类。生产和劳动组织、产品销售以及企业财务管理都是经济科学的对象。它们不仅同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而且同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关。大家知道，在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是有资本主义计划的，而它的方法和形式也是经济科学的对象。国家垄断调节经济（没有这种调节，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也要求有关于经济’（整体的和分门别类的）的客观知识作为依据。可见，经济科学的实践职能增加了。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十分广泛的，从很具体的经济工程或经济计划工作做起，一直到大规模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教育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生产关系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来解释。生产关系的每一种形式都带有最一般的社会性质，这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对象。而经济科学的其他门类则考察更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这些形式是同技术和生产力直接相关的。除此而外的技术经济问题同生产关系的联系就非常间接了。各种具体的经济科学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增加，在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运用数学和最新计算分析技术就是同具体经济科学的发展有关的。
哲学在过去曾被视为科学的科学，它在实际上包罗了所有的知识领域，而现在它变成了“许多学科中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过去包罗了所有的经济现象，而现在只是经济科学大家庭中为首的一员，这是合乎规律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首创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产品或收入的分配。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李嘉图的不少追随者已经试图去掉他的学说中的社会锋芒，但对资产阶级来说这还不够。要知道，在李嘉图主义的基础上同时还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公开宣布了这门科学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并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因此，19世纪70年代，在好几个国家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概念。在拒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企图使政治经济学丧失其社会锋芒。它的核心是某些毫无社会和历史内容的一般原则：财富的主观效用随着消费而递减的原则，经济均衡的原则，等等。
实际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其说是人们之间与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如说是人同物的关系。
这样，经济科学的主要问题就成了没有社会内容的“技术”
问题，即在现有财富（或者所谓现有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各种使用之问作出抉择的问题。毫无疑问，最优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并将其纳人经济科学之内，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决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人们曾经宣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中立性”，他们问道，这门科学同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背后隐藏着从意识形态上维护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旧的”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手上变得面目全非了。例如，在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维塞尔、瑞士的瓦尔拉斯和美国的克拉克等人的著作中就是这样。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成了抽象逻辑和数学公式的堆砌，对经济现象的主观心理分析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很自然，对这样的科学来说需要有另外一个名称，即“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就变得不妥当而且不方便了。因为，就其字面的和传统的意义而言，“政治经济学”恰恰是具有社会的内容的。
现代美国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写到过，杰文斯“成功地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一词，并把经济学变成了研究单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行为的一门科学”。如果我们看一下另一位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法国人埃米尔·詹姆斯的说法，社会对科学中这场“变革”的实质看得更清楚。他说：“这些新古典学者（在资产阶级文献中，时常用这个词称呼我们在上文指名的那些人）认为，经济科学的对象无一例外地应是在各种经济制度中都发生作用的那些机制，而且无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们的基本理论对社会问题是中立的，对现存秩序既不称赞也不指责。”他又指出，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矛头之一，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发展了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技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献，它们借助于“新的”方法，有意无意地削弱了经济科学的社会锋芒。科学忘记了自己首要的使命和内容，尽管它也还研究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今天，西方的许多人已经对这种经济学感到不满。这种经济学在技术上十分考究，然而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尖锐的问题上，它却显得一筹莫展。例如，经济不稳定和阶级利益冲突，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环境保护，等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不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且甚至不提出这些问题。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文献中重新出现并与“经济学”（即英文的economics）相对立，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它现在的含义与斯密和李嘉图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是它的复活表明，如果经济科学要成为科学，那它就不应当忽视社会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