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著作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指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处于主要思潮之外，是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西斯蒙第及其思想的作用首先决定于在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他最早地对这个社会制度及其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批判。这个批判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然而，正是这种思想立场使其有可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代表李嘉图所忽视的。西斯蒙第是马克思以前对资本主义自然永恒性这个流行的教条提出疑问的第一位大经济学家。他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而是看做是为了人类福利、完善社会机制的科学。西斯蒙第的著作充满了对年轻的无产者和其他劳动阶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他把“无产者”这个名词引进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文献，重新解释了这个在古代文献中就已经出现的名词。
西斯蒙第的著作以生动活泼的文风而著称。他的著作反映了人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精神：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探求解决尖锐社会问题的办法。
西斯蒙第不是李嘉图那样的马克思的先驱者。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西斯蒙第在这方面很少建树，实际上并没有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但是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危机的分析，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可以遇到对这位日内瓦经济学家思想的深刻而内容丰富的评价。
日内瓦公民西斯蒙第1773年生于日内瓦郊区。他的祖先是北意大利人，长期居住在法国，后加入新教（加尔文教），为逃避宗教迫害而迁居日内瓦。西斯蒙第的父亲是一位加尔文教牧师，家境富裕，属于日内瓦贵族。
日内瓦在18世纪是个小小的独立共和国，同瑞士其他各州只有松散的联盟关系。与他的伟大同乡卢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的老师）一样，西斯蒙第（按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就出身和感情来说是日内瓦人，就思想特征和著作倾向来说是法国人。他的全部科学著作都是以法文撰写和出版的，通常在巴黎出版。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被看做是法国经济思想的代表者。
西斯蒙第思想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其中的恬静的宗法制环境中看到。他一生都对小生产者的幸运保有尊敬，这种幸运在那些正直而勤快的手工业者和农人家庭中是时常会有的，这些家庭远离大城市及其工厂、商业事务所和银行。
但是这种宗法式生活被产业革命破坏了，在这种革命进程中，手工业被工厂式生产所取代，以自己的手艺和微薄收人而自豪的独立手工业者变成了贫穷的无产者。
西斯蒙第大学未毕业（18岁）就去了里昂，在他父亲朋友的一个银行事务所任职。雅各宾派革命很快波及里昂，他又逃回日内瓦（该地总是同法国这个邻国息息相通的）。但在这里他的家也没有安居多久。1’793年初他们迁居英国，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回国不久他们又逃亡国外，这次是去北意大利。然而，法国革命的影响很快又波及到这里。在意大利五年期间，年轻的西斯蒙第在托斯卡管理着一个不大的田庄，那是他们用重金购置的。在这暴风骤雨的年代，他曾几次涉及政治而被投入监牢。日内瓦正式归入法国（1798年）之后不久，西斯蒙第一次回到了祖国，第一执政官拿破仑在那里“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年轻的西斯蒙第的志向和爱好这时期已完全确定下来了，他于1803年发表了《论商业财富》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是作为亚当·斯密的门徒及其思想的宣传者出现的。
西斯蒙第进入了学者和著作家的圈子，当时这个圈子是围绕着安娜·斯达尔夫人形成的。斯达尔夫人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普希金说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妇女。西斯蒙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斯达尔夫人的庄园，陪她旅游。斯达尔的文艺作品和她周围的作家显然给了西斯蒙第很大的影响。西斯蒙第主要从事历史研究，他写了多卷本的《意大利共和国史》。西斯蒙第1813年到了巴黎，他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的失败、波旁王朝的复辟和“百日”统治的悲剧。这些事件使他从拿破仑的反对者突然变成了拥护者：他希望新君主实现他的非常含混的自由和幸福理想。
在拿破仑彻底垮台以后，西斯蒙第回到了日内瓦，又成了瑞士的公民。在这些年中，他的社会经济思想日臻成熟，并于1819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本书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并使他很快扬名欧洲。1827年他出了该书第二版，同英国的李嘉图学派和法国的萨伊学派进行了更尖锐的争论。他认为1825年的经济危机证明了他的正确和一般过剩危机不可能论的错误。这部著作（如他本人所说）不仅是深刻研究其他学者著作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来自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观察，这些观察使他相信“正统”科学的基础是不正确的。
西斯蒙第声称，生产不是目的本身，国民财富实际上并不是财富，因为绝大多数居民从中得到的只是一星半点。大工业的发展对人民来说意味着毁灭。西斯蒙第要求政治经济学应当看到在他们抽象议论的背后的活生生的人，他的著作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
西斯蒙第于1819年同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子结婚，他们没有子女。他的晚年在妻子的田庄中平静度过。他撰写了多卷本的《法兰西人史》，生前已完成二十九卷，未能最后写完。西斯蒙第还出版了其他一些历史和政治著作。
西斯蒙第更多地是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勤劳的人，直到最后他还时常每日伏案工作八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朋友和客人们十分乐意到这位殷勤好客的主人家里聊天和交谈，西斯蒙第也视此为一大乐事。1842年西斯蒙第69岁时去世。
批判资本主义对西斯蒙第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不应作简单的理解，小店主和家庭小手工业者未必被他视为世间的最高成果。但他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阶级能够同改善人类的未来相联系。他看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贫穷，对他们的悲惨状况作了不少描写，但他完全不理解这个阶级的历史作用。西斯蒙第生活在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尽管他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时代赋予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使他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始祖（首先是法国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这一点。
西斯蒙第把市场、实现和危机问题提到了自己理论的中心，并把它同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发展、同劳苦大众变成无产者的趋势联系起来。他就是这样切中要害地抓住了矛盾，这些矛盾后来转化成了危险的病症。西斯蒙第并没有解决危机问题，但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列宁在评价西斯蒙第的科学功绩时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斯密一李嘉图学派认为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因而他们忽视了实现问题；与此相反，西斯蒙第则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了首位。对李嘉图及其门徒来说，经济过程是一个均衡状态的不中断的链条，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是经由自动“适应”来实现的；相反地，西斯蒙第则集中注意到这种过渡，即经济危机。大家知道，关于供给和需求自动适应和一般生产过剩不可能的论断，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被称为“萨伊市场定律”，或简单地说“萨伊定律”，西斯蒙第则是这个定律的坚决反对者。
在西斯蒙第看来，资本主义模式是这样的：因为利润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所以资本家企图从工人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由于自然生殖规律的作用，劳动供给经常超过需求，这使资本家有可能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无产者的购买力非常低，而且限于数量不多的生活必需品，然而，他们的劳动却能够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机器的采用只是更加重了比例的失调，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又排挤了工人。结果，愈益增多的社会劳动必然要去生产阔绰富人所需要的物品，但富人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西斯蒙第由此（几乎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便得出了生产过剩危机不可避免的结论。
多多少少存在着“纯粹的”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的社会，注定要遭受可怕的危机。西斯蒙第同马尔萨斯一样，在“第三者”即中间阶级和阶层身上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与马尔萨斯所不同的是，西斯蒙第所指的首先是小生产者——农民、小业主、手工业者。此外，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是不可能的。他对这个市场的解释是片面的：比较发达国家如何向较不发达国家销售商品。他认为，对外贸易的存在是英国没有被财富的重压所窒息的原因。
西斯蒙第拒绝亚当·斯密的下述原理：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最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则社会利益将会得到最好的保障。他指出，自由竞争的社会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居民贫困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斯蒙第提出了社会改良方案，“为了进行这些改革，我所要求的只是法律上的缓慢的、间接的办法，只要求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行一种完全合理的裁判，要老板对他给工人所造成的危害负完全责任”。西斯蒙第所建议的改革将引致实现社会保险（由企业家出钱）、限制工作日、规定最低工资额。他还谈到工人分占企业利润的愿望。这些措施对当时来说是进步的，有时还会冒搞社会主义的风险。大家知道，类似的改革后来对资本家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绝没有危及它的统治。
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西斯蒙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免于灾难，他主张人为地保持旧的秩序，禁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然，他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和封建主义的时代中去，但是他希望通过普及一些社会规范（在新形式下恢复“真正的旧时代”）来阻止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行径。为了使工人得到保障，他设想建立一种类似于旧的手工业行会的制度，他似乎还想恢复小农所有制。这种经济浪漫主义是空想的，甚至实质上是反动的，因为它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质，而且是在过去的事物中汲取自己灵感的。
在许多方面西斯蒙第是先进思想家，这首先表现在他把历史过程理解为比较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比较落后的社会制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