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及其门徒除了资本主义以外，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社会发展前景。在同他们的论争中西斯蒙第向对手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资本主义比它所替代的制度更进步这一点，就“能肯定说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达到了合理的地步吗？难道就不应该像发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那样来发现短工制度的基本缺点吗？……由于我们使劳动阶级丧失了一切保障，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和我们现在论断使这些阶级变成奴隶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样，也认为我们同样野蛮”。从这段引人瞩目的话中可以看出，西斯蒙第预见到资本主义将会被某种更高级的和更人道的社会制度所替代。然而，这种制度的特点他是完全想像不到的。
危机
西斯蒙第说过，人民遭受的苦难似乎具有矛盾的性质。他们有时因花费过多而破产，有时又因花费太少而破产。这种说法表现了西斯蒙第的远见卓识。斯密和李嘉图是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与个人一样）的破产或萧条只会因为花费超过收入，因为“侵蚀了资本”，怎么会因花费太少而破产呢？
其实，西斯蒙第的这一思想包含有不少真理的成分，而且完全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危机是因为国家“花费太少”而发生的。商品堆积如山，但却无人购买，生产缩减，就业和收入下降。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目的在于鼓励人民花更多的钱，或者从一开始国家就通过财政信贷加紧花钱。
如果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吸收不了已生产的大量商品，就应当推动一下，甚至人为地创造这种需求。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反危机调节的老生常谈了。这些说法如果表明在理论上并不理解危机的根源，那么它所表达的得自经验的实际方法，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
但是，西斯蒙第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很深的错误，这些错误最终会导致反动的空想，即维护宗法的落后的手工劳动。西斯蒙第跟着亚当·斯密，也把社会劳动产品归结为收入即利润、地租和工资，由此引出了一个陈腐的观念（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即认为一国年产物在实物形式上可归结为消费品。要知道，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消费上了，那国民经济所生产的所有其他部分对“纯粹分析”来说似乎就可以略而不计了。西斯蒙第给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教条”（马克思语）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把这个教条作为说明经济危机原因的基础。
其实，社会年产物不仅由消费品构成，而且还有生产资料——机器、运输工具、煤等原料。其中一部分随后会变成消费品，但这可以在下年或者更晚的时候才实现。此外，在本年不应该只说实现了布匹，还应该说实现了棉花，从这部分棉花中将生产出布匹等等。
随着生产的复杂化，新部门的发展和机器使用的增加，生产资料在年产物中的比重增长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在积累率高，即同产品相比资本投资规模较大时，上述比重特别大。经济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市场，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社会消费能力之外的。因此，危机不可能是不间断的，而总是周期性的。在一定限度内，资本可以自行维持，就像是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圈子里周转。煤增加了，可是它不是加到家用火炉中，而是加到冶炼炉中去了。炼出了金属，可是它不是打成了餐具刀叉，而是被做成了（比如说）矿山机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质决不会一下子就暴露出什么生产得多了，是煤，是金属，还是机器？
仅仅在人民群众贫穷，以及在对消费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再提高上找危机的原因是不正确的。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生产仍可有相当大的增长。这在军事需求大大增加对生产的需求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最后，还应当知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不曾有过经济危机，尽管那时人民群众的贫困决不比19世纪差。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危机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西斯蒙第却没有把分析推进到这一步。马克思指出，这个矛盾是更一般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之问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了，即生产基本上是由专业化的大企业为广阔的市场而经营的，但是它不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为了拥有企业的资本家的利润。社会化大生产是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律发展的，不管资本家如何看待它（只当作诱饵，而不作为目的），这个冲突会在危机中暂时得到解决。
每个资本家都想拼命扩大生产，同时又把工人工资压到最低限度。而另一方面，每个资本家在扩大自己生产的同时又不顾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般情况，由于商品生产相对过多（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所以破坏了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比例关系。随着固定资本在工业中的作用的增长，下述一点具有了特殊意义，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投资的决定是由私人企业家在无计划和互不协调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他们对能否实现资本投资和充分利用所有资源是没有任何把握的。
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形式，是从一个暂时均衡状态向另一个暂时均衡状态过渡的形式。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具有很复杂的逆向联系和没有调节中心的自动均衡体系。
西斯蒙第主义的历史命运19世纪90年代，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西斯蒙第的名字和思想成了斗争的中心，这个斗争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
民粹主义者断言，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人民十分贫穷，所能购买的商品量不足以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们认为，与早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同，俄国不能把国外市场考虑在内，国外市场早已被瓜分完了。民粹主义者则主张俄国应该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避开资本主义，走向农民村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在理论观点上是十分接近西斯蒙第的观点的，后者也预言资本主义将由于“消费不足”而崩溃，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身上。
20世纪初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规律问题。在此范围内提出了关于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和新趋势问题，关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问题。1913年出版了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著作《资本积累论》。由于西斯蒙第是观察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可能性与积累限度问题的第一人，所以分析他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占了重要地位。卢森堡指出了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和萨伊论争中的长处和优点。
然而，卢森堡事实上接受了西斯蒙第的下述论断，即关于资本积累不可能性的观点，关于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可能积极发展的观点。她事实上同西斯蒙第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积极发展只有依靠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瓦解才有可能，瓦解过程的完结有使资本主义“窒息”的危险。由此便引出了对帝国主义的不恰当的解释。她实际上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夺取殖民地的政策，认为这个政策只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实现问题尖锐化才被迫采取的。
二次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面f临着估价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可能性和前景的任务，这对制定反帝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一些苏联学者在一本合著的著作中指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广泛流传过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们实际上忽视了列宁的如下论断，即帝国主义的特点在于进步和停滞这两种趋势的矛盾统一，停滞趋势的存在决不排除资本主义会比先前有较快的发展……由于指望资本主义生产力‘自动窒息’，指望再出现1929～1933年那样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结果，在50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下势必导致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状况的不正确估计……它为消极被动地等待某种大动荡提供了理由，似乎这种动荡是世界革命进程进一步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自动窒息”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注定要灭亡，但不是因为它一般来说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是因为这种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合乎规律和不可避免地会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地代替资木主义创造物质的和政治的基础。
西斯蒙第的思想被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利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学者那里，可以看到西斯蒙第思想的痕迹，看到在观察社会经济现象中相当类似的“精神”。其中一些人主张多少保留一些对资产阶级制度尖锐的社会批判，另一些人则限于批判“新古典派”在经济危机问题上的观点，并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在某些情况下，这两股批判潮流汇合起来了，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英国人约翰·霍布森。
霍布森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内，对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和官方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英国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同西斯蒙第一样，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论如何不会服从于改善人民群众福利的宗旨，它增加了财富，然而群众却享受不到致富的成果。他似乎希望生产和致富都应从“人类享乐”的立场予以评价。他提出了社会改良方案，旨在实行最低限度工资和对资本征收高额累进税，同时实行国家对垄断的严格监督。他说：“在任何社会改革方案中都必须有这一条，即用社会对生产过程的监督来代替私人的利润动机。”霍布森的危机论同西斯蒙第的思想也是类似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他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引出危机的原因，即不断追求更多的积累资本，但购买力却总是不足。霍布森认为资本过多而国内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是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额资本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积累论和危机论上，霍布森是他最直接的先驱者之一。因此，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关于凯恩斯和西斯蒙第之间思想联系的问题。不过，这种联系显然受到凯恩斯对这一问题看法的限制，他认为所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是潜在的储蓄过多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按照这样广义的理解，在所有那些经济危机理论中——只要个人消费和消费需求在其中起某种作用——都可以看到西斯蒙第的“影响”。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十多年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方向的一些特点，西斯蒙第已经很有远见地指出过了。法国经济学家埃米尔·詹姆斯写道：“宏观经济学（决非微观经济学）企图从动态观点的角度研究经济现象，坚信局部的复原和不均衡的‘正常性’，拒绝‘自由放任’的思想，以及国家干预经济这一思想的广泛流传——这些就是20世纪中期经济分析的主流，它与本世纪初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其实，每一个重新考察的因素（以别的术语，而且常同别的结论联系在一起）都能在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找到（在萌芽的形式上）。
但是，西斯蒙第的遗产及其历史意义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抗议，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主流派是不会继承这个精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