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图画对资本家来说该有多好呀！工人获得的工资正好报偿他的劳动，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是对属于他的机器、厂房和原料的“劳动”的合法的报偿。还可以很容易地补充说，地主完全有理由获得地租，要知道土地也在“劳动”。李嘉图学说所描述的阶级对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和平协作。类似的说法在法国早已由萨伊提出，只是他没有难为自己，企图使他的说法适用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士地——地租，把生产要素和相应的收入结合起来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在19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论证。
这种价值论（有时称为生产成本论）的缺陷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用生产成本来说明商品价值，也就是用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说明来商品价值，以及用价格来说明价格。实际上一码布值多少先令和便士，是因为劳动值那么多且机器值那么多、棉花值那么多等等。但是，机器为什么正好值那么多且不多也不少呢？
而其他也是一样呢？这就提出了一个价格的根据问题（它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收入源泉问题，辩护论者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19世纪30～5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做了种种努力，越来越远离李嘉图，最终走上了杰文斯和马歇尔学说的道路。一方面，成本不再被解释成客观的价值，即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劳动耗费的东西，而被解释成工人和资本家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价值越来越不被看做是单一变量（即生产成本）的函数，而被看做是许多变量的函数，特别是对该商品的需求及其对购买者的效用的函数，价值不再被看做是价格的自然基础和波动的中心。现在人们所谈的是如何直接解释价格，而价格当然是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确立和变动的。
对李嘉图学说的进一步庸俗化表现在用资本家的“忍欲”来解释资本利润。这个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于用机器、厂房和原料的“劳动”来解释利润，于是就提出了这个理论，认为利润来自于资本家的“忍欲”。就是说，资本家本来可以把他的资本用于消费，但他没有这样做。
假定有两个资本家，各有货币资本1万英镑。第一个人把他的资本投资于酿酒厂，从事管理，监督工人。一年后他可得到1 000英镑（资本的10％）的利润。第二个资本家也有1万英镑，但是他不想投资设厂，也不想购买房屋和马车，而是将它提供给第一个资本家：“把我的1万英镑并到你的资本中，扩建你的工厂，我只收5％即500英镑的报酬。”第一个资本家同意了。很显然，别人的资本能给他带来同样的利润率。要知道，像俗话说的那样，货币没有臭味。不过，这个利润的一半要交给资本所有者。
第二个资本家能把他的钱用于其他纯消费的花销上吗？“忍欲”论者问道。可以。但是，他忍住了，他预计等待一年可以得到一笔利息，等待两年还可得到一笔利息（而且每年的利息他都全部花掉了）。人就其本性而言，具有以现在的物品为未来预筹的特点，我们的资本家为了未来而放弃了眼前的享乐，所以他期待着并且有权得到报酬。
第一个资本家又如何呢？他同样能把酿酒厂卖掉，把钱花光，但他没有这样做，因此，他同样有权得到“忍欲”的奖励。不过他还可以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法，即“亲自”动手酿酒，为此他应当得到一种工资。这样一来，他所得到的实际上就不是1 000镑利润，而是两笔不同的收入：“忍欲”利息500镑，管理工资500镑。
在这里，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利润被取消了。五十年后，马歇尔按自己的逻辑用四要素的结合代替了原先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劳动——工资，土地——租金，资本——利息，“企业组织”——企业收入。他觉得“忍欲”一词不太恰当（说亿万财富来自忍欲，来自不花钱，确实不能令人满意），而代之以更恰当的“等待”一词。他还企图说明决定每个生产要素报酬的理论原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出资本的一个要素——风险，以及相应的资本报酬——风险费。关于该不该把风险报酬加进借贷利息或企业收入（或者其他什么收入）中，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马克思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家收入是完全确实的，而且这种现象随着信贷的发展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这样，利用自有资本的资本家有可能把利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本身（马克思称为私有资本）的果实；另一部分是直接从事于生产的资本（职能资本）的果实。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忍欲”也好，“劳动”也好）创造价值就有权占有它们所“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一旦创造出来，并且通过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就提出了它在资本所有者和实际使用它的资本家（假定是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割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才有重要意义：这两类资本如何瓜分工人无偿劳动的果实。
股份公司（特别是现代大公司）的实践反驳了把利润归结为借贷利息和“管理工资”的论断。他们为借来的资本支付利息，向股东们支付股息（这也是一种借贷利息），还向领导和管理生产与销售等业务的人们支付很高的薪水。但是，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不分配的利润，估计是用于积累。他们还要向国家缴纳税收。
依据资产阶级的利润论，很难解释用于不分配的利润和税收的货币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世纪50一60年代，英国达到了它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强盛的顶峰，资产阶级能够——而且不得不——稍微分一点繁荣的果实给工人阶级；侨居国外也相当地减轻了英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这首先涉及工人阶级中高度熟练的那部分人，即所谓的“工人贵族”。到19世纪末，劳动条件有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整体来说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可是它愈益倾向于纯经济利益的方面，一般来说这甚至符合资产阶级的心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工人阶级：通过了一系列工厂立法，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工会有了很大发展）。获得所有这些成果不是没有斗争的。越来越明显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克服了保守的贵族和地主的对抗，实际上这个斗争当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只是更长远、更灵活和更广泛的利益罢了。历史表明，从英国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是明智的方针。
许多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对这种意识形态和斗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们以为（完全主观地）所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人道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问题，是人们为了这一进步平等合作的问题，是自由和宽容具有绝对价值的问题。我们认为，正是应当这样去解释约翰·斯图亚持·穆勒的心理和科学社会活动。冷酷无情的金钱世界是他完全所不能接受的，但他希望这个世界的最阴暗的方面能够逐渐消失。他甚至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当然是进化的、没有震荡的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然而，穆勒归根到底还是“受人蔑视的中间派”的思想的代表者，是调和与折中的能手，他企图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已经不容忽视的工人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
约翰·穆勒的个性没有多少令人感兴趣之处。他1806年生于伦敦，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一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又是李嘉图的朋友。作为一个严格到近乎冷酷、坚持原则近乎教条主义的人，詹姆斯·穆勒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并将它运用到儿子身上。孩子的“工作日”有严格的时间表，他一年要读完的书单长得令人吃惊，他不知道跟同伴们一起谈笑玩耍。
在同父亲散步时边走边谈，向父亲报告他所读过的书，然后又跟弟妹们一起学习。他似乎成了一位神童，他的学识使他的朋友和父亲的熟人感到吃惊。从事阅读和脑力劳动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他独立研究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不过他爱好的仍是历史。他读书时往往对古代和近代作者的观点加以注释和批评。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了。詹姆斯·穆勒要求儿子深思熟虑和独立思考，他喜欢交给儿子一些未完成的任务要他干。
儿子总是以为他自己知道和懂得的太少，因为他几乎毫无社会经验，还是未成年的少年，等到他进入社会以后才能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穆勒13岁开始跟父亲学习政治经济学，父亲讲给他听，父子俩常常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由儿子记下摘要。穆勒后来回忆说：“我经常参加父亲的一些科学工作，得以认识他最亲近的朋友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学识渊博，善良宽厚，谦逊质朴，很容易把青年人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
他曾邀我到他家中，有时陪他散步，同时跟我交谈这门科学上的一些问题。”
穆勒1822年发表了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两篇关于政治
经济学的论文。他曾想从政，但父亲想法却不同。次年，穆勒在其父参与主持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部门谋得了一个最低的职位，从此开始了他在公共部门的服务。起初一些年，公职服务并没有过分妨碍他朝气蓬勃的智力活动。他每天上班14小时，回到家中还爱继续学习和写作，辅导弟妹学习。他自称是一架思维的机器。
但人为的纯粹智力环境不能代替青年人全部复杂的生活，不能代替感情和爱情的自然世界。结果，他产生了失望和自杀的念头。
穆勒在1830年结识了泰勒夫人，使他从极度的忧郁中解脱了出来。22岁的泰勒夫人是一位富有的伦敦商人的妻子，貌美而年轻，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穆勒和泰勒夫人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思想小组，泰勒夫人逐渐成了穆勒最密切的合作者，成了穆勒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
穆勒在19世纪30年代曾出版一种政治杂志，该杂志成了当时议会中辉格党最左翼的喉舌，成了“哲学上激进分子”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