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向没有头脑的读者抡起了他那臭名昭著的两个级数的武器：每二十五年人口会增长一倍，有如下述几何级数，即1、2、4、8、16、32、64……；而生活资料最多在同期内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两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似乎是256：9，三百年后是4096：13，二千年后两者比例之悬殊不可想像。
马尔萨斯也许是个不坏的心理学家，知道如此简单而鲜明的解说的力量。读者似乎易于忘记这只是一种倾向，而被这种说教吓得毛骨悚然，好像《新约启示录》中所想像的世界真的即将来临，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已无立足之地，也无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作者没有再去发挥他的想像力，因为他说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大自然本身关心这一点，即不会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大自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借助于战争、疾病、贫困和罪恶，马尔萨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人的自然的（实际上是神灵的）惩罚，是对他违背教规和不可遏止的情欲本能的报应。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有，这就是马尔萨斯在他著作的第二版中所指出的节育、晚婚和独身。
但他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于是又回到必然要对人口加以强制性的严厉限制。有趣的是，他对《避孕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报刊上已在公开讨论。他认为限制生育是干涉大自然亦即上帝的职权。在马尔萨斯体系中，人口过剩是人的罪孽，不是一种幸事，又是一根驱赶生性懒惰工人的神奇鞭子。只有其他工人（总是为数众多的）经常竞争才能迫使这些工人为一点低工资而拼命干活。
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极为僵硬和教条主义的。他企图从资本主义发展一定阶段上所出现的很有局限性而且决非正确的经验，引出对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制度都适用的普遍规律。
首先，马尔萨斯的如下论断是不正确的：人口无限制增长的趋势，只有生活资料的短缺，或通过马尔萨斯的“魔鬼”，即战争、疾病等等途径才能加以遏止。马尔萨斯说，生活资料的增长不久就会引起生育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而且对此暂时还不可能加以制止。实际上，这种趋势不仅不是绝对的，而且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显然还会让位于绝对相反的趋势，即生活资料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在现代发达的西方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一些贫穷的亚、非、拉国家低好几倍。大家知道，在最近20～25年内，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而生育率却下降了几乎一倍。实际生活证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力并不决定人口实际增长的速度。
社会主义彻底打破了人口过剩和群众贫困之间“命中注定的”
联系。在新社会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分配也更加平等了。与此同时，新社会制度也为人们提供了安全感、个人自由、男女真正平等，以及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为合理而和谐地调节人口开辟了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才可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最重大任务之一，即人口最适度的问题，亦即保证做到这样的人口增长，它使生产和消费达到最大化，归根到底使人类福利和幸福达到最大化。
现在让我们转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和资源之间永恒竞争的第二个参与者——以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在这里也是很不正确的。他实际上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即假定有一块土地，还有一个人以耕种这块土地为生。此人一年投入200天的劳动，所得小麦比方说是10吨。第二年又来了一个人（或者是前一个人的儿子），一年同样投入200天的劳动。请问，在第二年中他们二人所获得之小麦量能够翻一番，即达到20吨吗？马尔萨斯认为大概不会，能达到15吨或17吨就很好了。如果再加入第三个人，那么此人200天的劳动所得的小麦还会更少，依此类推。
这就是简化了的所谓产量递减规律，或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存在这个规律吗？作为一种绝对的和普遍的物质资料生产的规律，那是根本没有的。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显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产量没有与耗费支出成比例地增长，但这绝不是普遍规律。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这种情况宁可说是经济出了什么毛病的征兆。
前面的例证并没有考虑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劳动是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如果这种结合是完全合适的，那么每人单位时间的产量便不会减少。在这里，技术进步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方法具有愈来愈高的生产率。这块土地也许同它周围的几块土地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相信产量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通过改善生产组织、实行专业化以及使用更有效的技术。
考虑到对“产量递减规律”的这些异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严格地缩小了它的作用范围（与马尔萨斯相比）。他们说，只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不变而在不断增加某一生产要素时，这个“规律”才能发生作用。生产要素通常被理解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前面的例子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形，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在那个例子中，假定土地和资本（别的生产要素）数量不变，变化的只是劳动的数量。然而，现今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以这种或那种“肥力递减规律”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驳这个“规律”，当然对产量（实物形式产量的增长）同生产耗费问题的现实和重要性也绝对不会视而不见。产量会依生产要素的重新搭配（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而不同。提高每卢布资金投资的产量，提高人时劳动的产量（一人一小时的产量），提高每公顷土地的产量——这是提高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效率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反驳了马尔萨斯和他的预测。列宁在关于农业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19世纪下半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产品产量有可能在相对地（有时是绝对地）减少农业工人的情况下得到相当大的增长。二次大战后，美国和西欧的农业朝着这个方向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再一次证明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不是来自生活资料“不足”，而是来自于这个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矛盾。
马尔萨斯在集中注意过剩人口的同时，又反映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趋势，即将一部分无产者变成了“多余的人”，创造了失业常备军。同马尔萨斯所说的相反，恰是这一部分过剩人口同自然资源相比不是绝对多余的，而是相对多余的，这是资本主义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
马尔萨斯著作的客观意义在很大程度可归结为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在谈到同李嘉图的争论时曾经指出过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像李嘉图先生这样一个大地租收入者，竟然这样低估地租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意义。然而，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收取同时也不希望收取任何地租的人却可能被人指责为高估地租的重要性。”这段话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只是说明庸俗的社会学立场是不能用人的心理或思想来解释的。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形不是仅由人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不过，不应忘记，李嘉图只是开始成为地主，而马尔萨斯就是地主出身，只是出身的偶然性，才使他成为神甫和教授）。
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个性造成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其中被李嘉图当做局部和暂时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掠而过的地方，马尔萨斯却停下来加以仔细研究。例如，对危机问题，李嘉图不予重视，马尔萨斯却相反。
前已述及，在危机问题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可分为两大流派。斯密和李嘉图认为，对资本家来说关键问题是保证生产增长和积累，当时在需求和实现方面似乎还不存在什么严重困难。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反对这种观点，第一次把实现问题提到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从而显示出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的与众不同的嗅觉。李嘉图认为任何数量的商品和劳务的实现，都能依靠资本家的需求（包括对生产性用途的商品的需求）和工人的需求来保证。他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能顺利地无冲突地达到。完全不是这样的。实现过程被生产过剩危机所中断，而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尖锐了。马尔萨斯认为实现和危机问题的解决，在于要有这样一个既非资本家也非工人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他们只消费而不生产，因而可能保证实现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于是，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人、官员和神甫（亦即亚当·斯密当时称为寄生阶级的人们）都是社会的救星。
凯恩斯主义——20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在实现问题和“有效需求”要素问题上汲取和复活了马尔萨斯的思想武器。凯恩斯说，假如经济科学在当时不是沿着李嘉图指出的方向，而是沿着马尔萨斯的道路前进的话，则资本主义的状况会要好得多。他这样说不是偶然的。在现代经济政策武库中，各个中间阶层的消费以及国家对这种消费的促进，在反危机措施中占有显著地位。
李嘉图主义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在19世纪20—30年代的著作是对李嘉图学说的最勤奋的复制和字面上的通俗化。至于这个学说的精神，他们既不理解也不可能发展。关于李嘉图的最亲近的追随者的平庸，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熊彼特说，李嘉图学说“在他们手上衰落了，很快就成了死气沉沉和毫无生机的东西了”。他认为原因在于李嘉图学说本身就是毫无生机的。
李嘉图科学遗产遭此命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李嘉图留下了一个内容深刻的思想体系，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显眼的矛盾和问题，他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为了真正地发展他的学说，就应当在领会其学说基础的同时，科学地解决这些矛盾。
李嘉图周围的人当然不能解决这一任务，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不限于此。一个人无论在科学上起过多么伟大的作用，都不能不服从于这样一个规律，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规律；时代和历史的需要会产生出能够解决这些任务的人。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李嘉图学说，就要求转变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上，而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围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李嘉图的真正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
让我们回顾一下李嘉图碰到的两个矛盾：第一，他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简言之，资本家雇用工人）如何同他的劳动价值论相符合。假如工人得到了他自己全部的“劳动价值”（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李嘉图说的正是它），换句话说，他的工资等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那么，显然就不能解释利润；反之，如果工人得到的不是全部的“劳动价值”，那么在这里哪有什么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第二，他不能把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象协调起来。假如价值只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消耗了等量劳动的商品就应按照大体相同的价格售卖，不管生产时所用的资本量是多少。可是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的资本利润率，显然，这种现象是不能持久的。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在我们来看英国经济学家们在19世纪20～30年代走着一条怎样的道路。李嘉图的学生们不可能发现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而是企图以如下方式回避矛盾。
资本是蓄积的劳动。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不得不从头说起。因此，劳动借助于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应包括资本价值在内。如果说的是转移到商品中的机器、原料和燃料等的价值，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离解决利润从何而来的问题并没有前进一步。
要知道，用资本家垫支了资本即购买了这些生产资料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制成品中被再生产出来了。
经济学家们说，不，我们指的不是这个。在工厂中工人在劳动，机器也在劳动；同样可以说，棉花、煤炭等等也在“劳动”。
因为它们都是累积的劳动。因为劳动，所以创造价值。它们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就是利润，它自然应当属于资本家，而且与资本成比例。
这就是对李嘉图学说矛盾的伪科学的解决。按照这个解释，工人获得了“全部的劳动价值”，诚然，他们没有得到重新创造的价值，可是这部分价值不是他们创造的，不是他们的活劳动，而是体现在资本中的过去的劳动创造的。由这些协同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在商品实现条件下给资本家带来了平均利润。这种说法破坏了李嘉图学说的科学基础——劳动价值论。现在，构成价值的是生产资料上的资本支出、工资支出和利润。换言之，价值等于生产成本加利润。
这都是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不当资本家，你也不难猜想，资本家大概就是这样确定他的商品价格的：估算成本，再加上过得去的利润。问题在于，上述理论所描绘的是最表面的日常事物，并没有深入到它的本质中去。